尘埃落定话“三国”_尘埃落定

　　自明清以来,大众对于国史最熟悉的段落,莫过于“三国”;最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可能是“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大战”;最倾注爱憎情感的历史人物,大约为刘备、诸葛亮、关羽、曹操。这可以称之“三国文化效应”,而引发此种效应的,主要得力于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讲史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既不像《东周列国志》那样对史事作忠实的通俗铺陈,也不像《封神演义》那样恣意虚构,将殷周鼎革写成神话,而是“据正史,采小说”,全书讲述的基本史事和历史演变大势(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事,到群雄蜂起,演为三国鼎立,终至三国归晋),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题材取舍、人物描写、故事演绎则广纳传说野史素材,并借助艺术虚构,以达成妙笔生花,脍炙人口。在受众那里,《三国演义》往往被认作三国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章学诚讲的观者“惑乱”,就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两者间的矛盾性给读者带来的困惑与混淆,本文试图理清此种“惑乱”。
　　
　　一、大体反映历史真实的文本:陈寿编纂的《三国志》
　　
　　《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依据的主要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三国志》是一部关于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作者陈寿(233-297),曾任蜀汉东观秘书郎等职。三国归晋以后,任著作郎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分裂局面,陈寿集合三国官私著作,撰魏、蜀、吴三书。三书本独立成篇,称《国志》(魏志、蜀志、吴志),南朝宋始合称《三国志》。
　　《三国志》虽然尊魏为正统,却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记录三国鼎立、互不统属的局势,符合三国历史实际。值得一提的是,陈寿的父亲为马谡参军,失街亭以后,寿父和马谡一起受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寿父处髡刑,被逐出军营。而陈寿编撰《三国志》,对父亲只字未提,因此,寿父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对于惩罚寿父的诸葛亮,陈寿评价颇高,足见其史笔公正。
　　陈寿死后,晋惠帝下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使得《三国志》普及中原民间。《三国志》叙事精炼,素称良史,然有叙事简略之短,南朝宋文帝时,史家裴松之(372-451)奉旨为其作注,博引群籍一百四十余种,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注文多出本文三倍。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大体提供了三国信史。
　　
　　二、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英译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意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与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红楼梦》同列四大名著,是讲史经典之作。小说描写公元三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彰显的军政谋略、树立的艺术典型(智慧如诸葛亮、忠勇如关羽、奸滑如曹操)为后世津津乐道,其正邪分明的价值观、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观对社会的雅俗两层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三国故事在晋代即在民间流传,唐初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更多有三国人事进入唐诗(见于李白、杜甫、杜牧等的作品),杜诗《蜀相》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传诵千古。宋、金、元“说三分”已编入话本,又登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四十多种,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赴会、白帝城托孤等故事皆已成篇。说书人、戏剧工作者长期取材,演绎铺陈,使“说三分”内容愈益丰富。
　　元末明初罗贯中(约1330-约1400)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提供的基本历史架构,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倾注自己的社会人生感悟,创作出构思宏伟、颇具史诗品格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年间刊刻,俗称“嘉靖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删削论赞,增添自己的评论,修订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综上可见,《三国演义》源出众手,然功成于罗贯中。从一些文献记载获悉,罗贯中曾参加元末农民战争,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清代徐谓仁称其曾入张士诚幕中。身历元末割据战争,目睹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辈角逐天下,使罗贯中真切体验改朝换代间的群雄纷争,亲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代变故,这对他理解三国、表现三国大有助益。而晋唐两宋以来的尊刘贬曹思潮,则养成罗贯中的正统观,《三国演义》将其尽情挥洒。
　　
　　三、从《三国志》的“曹魏正统”到《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
　　
　　中国的专制帝制延绵两千余年,朝代兴替频繁,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并排斥其他派别的争夺,秉持天命观,援引宗法礼教,论证本集团政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正统论”顺势而生。“统”指统治体系;“正”相对于“伪”。所谓正统,指合法的统治体系。
　　正统观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正统观颇有差异。晋承魏统,一统天下,西晋陈寿修《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孙吴为偏统。
　　表现之一,《三国志》的《魏书》卷一记曹操,题“武帝操”;卷二记曹丕,题“文帝丕”;卷三记曹睿,题“明帝睿”,体例、规格同于《史记》、《汉书》的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有传无纪,以《先主传》记刘备,《吴主传》记孙权。
　　表现之二,刘备、孙权先后称帝,《三国志・魏书》皆不记。《蜀书》、《吴书》有载,却特别标明“黄初”某年某月,而“黄初”是曹丕称魏帝的年号。
　　表现之三,陈寿对曹魏奠基人曹操给予充分肯定。《三国志・魏志・武帝操》对其功业才德作这样的评断:“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尽写曹氏的雄才大略,一派开国君主气象。
　　视曹魏为“篡伪”,尊蜀汉为“正统”,发端于东晋,肇因于偏安江南的东晋自比蜀汉,而将占据北方的诸政权(前赵、冉魏等)比拟曹魏。东晋史家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即以蜀汉为正统。这种观念延及唐代。北宋情形有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三国志”条称:“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袭陈寿《三国志》,述三国史事用魏国纪年,但民间尊刘贬曹的情绪仍在发酵,苏东坡谈及当时市井“坐听古话”(听讲历史故事):“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足见俗众爱刘憎曹的情绪。时至南宋,态势又变:“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朱熹及门人撰《通鉴纲目》,力陈“帝蜀”“伪魏”之义,将《资治通鉴》述三国史事用魏国纪年改为蜀汉纪年,从“辨名分,正纲常”出发,扬刘抑曹。
　　梁启超说“正统之辩,�于晋而盛于宋”,是恰当之论,而《三国演义》的创作正值南宋以下正统观盛行之际,又对正统观的传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肯定朱熹的正统观,当然也是对《三国演义》正统观的推崇。
　　《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集中表现在斥责曹操、赞颂刘备上。
　　作为一部文学杰作,《三国演义》没有将曹操简单化。作品抒写曹操剿黄巾、讨董卓、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平定北方,文韬武略,知人善任,气度恢宏,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更显示军事才能。作者借郭嘉之口将曹操与袁绍相比,赞曹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胜”,必定战胜袁绍。《三国演义》对曹氏功业战绩及识士用人之明的描写,与历史人物曹操大体相符,但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谋魏公魏王位、僭越专权则猛烈抨击,揭露曹氏“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在汉末三国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情势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明智而有效的谋略,为当时有识之士所共见。较早提出此一方略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时在初平元年(190),袁绍被关东诸牧守推举为讨伐董卓的联军盟主,沮授向袁绍建策:“迎大驾(指汉献帝)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号令天下,以讨未复。”
　　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提法,不过另一谋士郭图认为汉室难复,不如勿迎汉天子,袁绍拒绝沮授建策,采纳郭图之议。以后献帝被曹操掌控,北方诸雄臣服,袁绍追悔莫及。
　　曹操集团确定“挟天子以令诸侯”谋略,在初平二年(191)收揽黄巾部众、建“青州兵”以后,谋士毛�建策:“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实行此一谋略,奉天子获义战之名,得以建立扫平北方的大业。
　　孙策经营江东,谋士张�建议:“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亦取类似韬略,不过孙吴无天子可挟,只能打出“匡辅汉室”旗帜,以求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主功业。
　　刘备早期流徙于陶谦、袁绍、曹操之间,兵力单弱,又无地盘,却自诩帝胄之后,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诸葛亮为其献“信大义于天下”的方策,三分天下,进而夺取中原,“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仍然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套路。
　　总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东汉末至三国间唯一可行的军政策略,有识见的群雄都采用此谋,并非曹操这个“奸雄”的“奸计”,但《三国演义》对其力加抨击,全然是站在刘汉正统立场上作出的政治评判。
　　为达成对曹操的贬斥,《三国演义》更对曹操竭尽道德谴责,书中穿插大量情节,如杀吕伯奢、梦中杀近侍、割发代首、血洗徐州、借粮官头平息兵怨、哭祭袁绍、借刀杀祢衡、妒杀杨修、赤壁横槊赋诗、大宴铜雀台等,表现曹操性格的奸诈、伪善、诡谲、狠毒、残暴。史书上本有曹操“酷虐变诈”的记载,关于杀吕伯奢,《魏志》等史书有两种载录:一为吕氏子侄欲害曹操,曹仗剑杀之;二为吕氏子侄磨刀杀猪宰羊,曹误杀吕家诸人,但《三国志》及《三国志注》并未渲染这一情节,而《三国演义》则调动各种表现手法,突现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尽写其“乱世奸雄”性格,从谴责曹操“篡伪”的角度,将正统观发挥到极致。
　　《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集中表现在尊崇蜀汉“正统”,这大有别于《三国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论刘备,并未强调其宗室正统性,而是从刘备实在的优长与缺陷评议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
　　既肯认刘备与刘邦相类,有英雄气度,并称颂其与诸葛亮君臣契合,为旷古美谈,同时又指出其谋略不及曹操,功业较狭窄。这是对历史人物刘备允当、公正的评价。
　　《三国演义》则在《三国志》提供的基本史实基础上,用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刘备集团的事业,对刘备极尽美化之能事:一是抒写其正统性,反复强调刘备乃是“皇叔”、“帝胄”,以“复兴汉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己任,以对比曹操的篡伪性;二是渲染其仁德性,极写刘备宽厚爱民、克己复礼,兼及刘备集团诸英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的忠、义、仁、智、信,以对比曹操的奸雄性。
　　《三国演义》把刘备视作政治上的“真”(正统)与道德上的“善”、“美”的统一体,与书中塑造的“假”(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恶”、“丑”的曹操形成强烈反差。《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写刘备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这既是讲刘备的策略,同时也道出了《三国演义》黑白对应、善恶比照的塑造人物技法。
　　《三国演义》描写“完人”刘备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仁君”的盼望之切,但艺术上却颇有失误,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及蜀汉偏爱有加,用力将其抬上正统庙堂,而又必须遵循历史的基本框架:三国之中,蜀汉始终最为弱小,蜀汉君臣又多有失误,关羽的失荆州乃至走麦城、刘备彝陵之战的举措大谬、诸葛亮的失街亭等等,作品也都有较充分的表现。刘备虽口称忠于汉室,实则却无时不在想着称孤道寡,汉献帝尚在位时,自己便自行汉中称王,献帝刚一去位,便迫不及待地称帝。蜀汉最终被曹魏所灭的史实,小说也浓墨重彩地予以表现。这都显示,《三国演义》浓厚的“尊刘反曹”的正统观,并未改变其对历史基本历程的反映。这种正统观的“理想”与魏、晋完成一统大业的“实际”之间的矛盾性,构成《三国演义》的悲剧色彩,增添其动人之处。
　　
　　四、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同与异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两百个人物,其用力尤深的是诸葛亮、曹操、关羽,毛宗岗称之“三奇”,又称“三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加上刘备的长厚与仁德、周瑜的倜傥与狭隘,在我国乃至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已经家喻户晓,妇孺尽知,老百姓已很难分辨这些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这里有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关系的问题。
　　《三国演义》塑造的艺术形象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又作了相当程度的文学虚构,采取移花接木、添枝加叶、夸张虚拟等等手法,以达成对人物褒贬扬抑的效果。前已讨论曹操、刘备,以下再议关羽、诸葛亮、周瑜,略考其在信史《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中呈现形象的联系性与差异性。
　　(甲)关羽事迹辨析
　　关羽勇武善战,乃“万人敌”,性格坚毅(“刮骨疗伤”时面不改色,谈笑自若),忠于刘备(离曹追刘),皆载之信史。然关羽并无显赫战绩,还有刚愎自用、丧失荆州的大过失,在三国历史上,算得一个二流人物,置于中国古史全局,不过三、四流军人。《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篇幅不大,与典韦、张辽、张飞、赵云、马超、吕蒙等传不相上下,远少于周瑜、鲁肃等传。这种处理与关羽的历史地位相当。然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却被浓墨重彩,大加渲染,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成一勇武无敌、忠义盖世的头等英雄。清顺治间,上谕追谥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褒扬盛烈”,乾隆更赞颂关羽“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又在谥号加添“灵佑”二字,还在上谕中斥责“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在民间,广建“关帝庙”,与“孔庙”并祭,孔、关抬举为文、武两圣,尽享馨香崇拜。这与《三国演义》塑造关羽形象直接相联系。
　　以下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关羽事迹的异同,窥探关羽崇拜的生成机制。
　　(一)桃园三结义――《三国志》没有关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的记载,只是说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且关羽年长于刘备,若义结金兰,兄弟次序当为关、刘、张。《三国演义》则大力铺陈刘、关、张三结义,且作为全书首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以下多回又一再强化三结义,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表现刘、关、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使之成为贯穿全篇的一条红线。
　　(二)青龙偃月刀――关羽的兵刃是长矛,《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关羽杀颜良,用语为“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这一“剌”字正是用长矛杀人的专用字。而《三国演义》第一回详写关羽兵器“青龙偃月刀”的打造过程,后面的章回又一再渲染此刀的神威。《三国演义》用力表现的兵器还有吕布的“方天画戟”和张飞的“丈八蛇矛”。其实史载吕布的兵刃也是长矛,张飞的兵刃并非丈八蛇矛,而是一般的矛。《三国演义》中英雄使用华美锋利的武器,烘托英雄形象,显然是采自讲史艺人和戏曲作者的塑造。
　　(三)三英战吕布――据《三国志》,公孙瓒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所以当时追随公孙瓒的刘、关、张三人也未曾参加伐董之役,也就不可能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一幕。
　　(四)斩华雄――《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参加讨伐董卓,“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三国演义》第五回浓墨重彩描写关羽“温酒斩华雄”,显然是将孙坚事迹移花接木到关羽身上,是从讲史艺人的创作中汲纳过来。
　　(五)斩颜良,诛文丑――“刺颜良”确系关羽,诛文丑的却是曹操。
　　(六)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七)华容放曹――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但是刘备晚到,所以曹操得以跑掉。此事与关羽无涉,而《三国演义》铺陈出“关云长义释曹孟德”故事,为的是烘托关羽的义薄云天。
　　综观《三国演义》关羽之壮举,多为移花接木或虚构。
　　(乙)诸葛亮用兵如神吗?
　　《三国演义》三十六回至一百零四回写诸葛亮,以六十八回篇幅(占全书一百二十回一半以上)描绘孔明,塑造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军事家形象。
　　历史上的诸葛亮有战略眼光,擅长政务治理,而用兵、战阵非其所长,陈寿对孔明有“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瞻惟工书,名过其实”的批评。陈寿编定《诸葛亮集》后上表晋帝,表中评价诸葛亮有“逸群之长,英霸之器”,又指出孔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语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以为诸葛亮民政强于军政,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三国演义》所述诸葛亮的军事成就,多为移花接木,转自他人。
　　火烧博望坡――此乃刘备所为,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
　　草船借箭――此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
　　借东风――冬至时日,多有东南风,此乃曹操遭遇之天灾,非诸葛所借或预测。
　　赤壁之战――诸葛亮智激孙权是史实,其他诸如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识破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等均为虚构。破曹的主要指挥者是周瑜,诸葛亮只是敲边鼓。
　　三气周瑜――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筹集军需,未与周瑜见面。三气周瑜纯系艺术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事迹,仅三顾茅庐、隆中对有史实依据,其他多为移花接木。鲁迅称《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一语破的。
　　(丙)周瑜的器量
　　《三国演义》刻画的周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然而却心胸狭窄,尤忌诸葛亮智谋胜己,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终因褊狭而丧命。然而,这并非真周瑜。《三国志》载,刘备评价周瑜“器量广大”,“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赞其有“王佐之资”。程普评价周瑜说:公“与人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评价周瑜“性度恢郭”。另外洪迈、苏东坡等宋代名士对周瑜的人品也给予甚高评价,《前赤壁赋》“雄姿英发”的“千古风流人物”之盛赞,也是给周瑜的。《三国演义》渲染周瑜狭隘,是为了映衬诸葛亮的智略恢弘。此为中国小说、戏曲惯用的“扬抑法”。
　　遭此类似待遇的是鲁肃。《三国志》载,鲁肃“思虑宏远”,“有过人之明”,初见孙权即建策: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竞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战略眼光与诸葛亮“隆中对”水平不相上下。而《三国演义》中的鲁肃老实忠厚,屡屡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当然也是为着衬托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蒋干中计――蒋干劝降周瑜而未果,返回曹营,称赞周瑜雅量高致。此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前,蒋干、曹操中计,纯属虚构。
　　
　　五、小结
　　
　　总观《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反映了由汉而魏、由魏而晋的政权更替统系,可见作者重统而不违史,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故嘉靖本《三国演义》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是基本恰当的(需指出:陈寿是“晋平阳侯相”,而非“晋平阳侯”),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
　　法国历史传奇作家大仲马说,他把历史当作挂衣服的钩子,衣服则是他缝制的。大仲马的《铁面人》、《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分别写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后拿破仑时代,其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人以艺术享受,我们不必也不应当从这些小说获得关于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后拿破仑时代的信史,不会因《铁面人》而相信路易十四是冒充的继位者。对俄法战争史有精深研究的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不仅严格遵照历史真实框架,而且十分讲究细节真实,上自沙皇亚历山大宫廷、贵族家庭,下至行伍士卒,乃至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皆能还原历史场景,可以作为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看待,但不必也不应当将这部小说当作俄法战争的信史,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不能以真实历史人物视之;书中对拿破仑充满厌恶,所刻画的装腔作势的拿破仑未必是历史真实的拿破仑。
　　总之,应当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当然,不同的史传文学与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战争与和平》、《彼得大帝》比《铁面人》、《三个火枪手》接近信史一些;《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接近信史一些,艺术感染力也差了许多。《三国演义》习称“七实三虚”,有“真三国,假封神”之说,而我认为尚没有达到“七实”,凡精彩情节(过五关斩六将、蒋干盗书、借东风、三气周瑜、长坂坡之类)都是虚构的,不过都还挂在三国历史这个钩子上,我们只能以文学作品欣赏之,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感和美学享受,而不可求信史于《三国演义》,也不应当以信史标准苛责小说《三国演义》,正如不能以过高的生动性、典型性要求史书《三国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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