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书信透露的消息] 张爱玲书信
时间：2019-02-08 05:32: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台湾印刻出版公司2008年3月版）、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出版公司2010年7月版）和苏伟贞主编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台湾允晨文化2007年2月版）都收录了张爱玲生前的不少信件。庄信正之书共收张爱玲致他的自1966年6月26日至1994年10月5日的八十四封来信，宋以朗所编收录了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自1955年至1995年四十年间百余封书信片段，苏伟贞所编有十六位作者在回忆文章中收入张爱玲信函。还有其他一些文集中披露了一些张爱玲信件。这些一手材料对我们了解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写作极有帮助。
阅读中我发现，张爱玲书信透露的某些消息是目前研究者忽略的，因而边读边写以下小札。
张爱玲书信有多少
书信是了解张爱玲在美生活的第一手、最直接的材料，但目前问世的张爱玲书信共有多少封？从与张爱玲的联系密切程度上说，致宋淇、邝文美夫妇信件最多，据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及《张爱玲私语录》中的说法，四十年中往来书信共六百多封、一千四百余页，长达四十万言，按张爱玲回信占到一半计算，也有近三百封，尚未整理发表；致夏志清一百三十封左右，未全部发表；致庄信正八十四封，已全部发表；致林式同多封，因林不是文学界人士，故保留不多；致刘绍铭十八封（1966年至1967年间）；致赖雅六封；致莱昂（赖雅传记作者）三封；致麦卡锡三封。这些已基本能显示张爱玲在美的生活、写作全貌。致其他友人和亲属的书信数量都很有限，有的对了解张爱玲的某一方面也有帮助。
另外，关于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集的署名问题，现在看来很不规范。比如印刻出版的《张爱玲来信笺注》，署名“庄信正著”，这就不太合适，因为所有的张爱玲书信的作者以及版权都应该归属张爱玲，署名应为“张爱玲著，庄信正笺注”，其他类同。毕竟这与在回忆文章中引用张爱玲的书信是有很大不同的。
张爱玲的书信是她的另一种创作，或者说是她创作的延伸。宋以朗先生正在编辑《张爱玲致宋淇、邝文美书信全集》，而致其他人的书信估计也不大容易收全。但是由于书信的私人性很强，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相关注解，或来往信件，我们是很难了解其前因后果的，所以我觉得整理张爱玲的书信，像整理鲁迅书信一样做统一的注释是不大行得通的，倒不如像庄信正这样的，每人整理笺注给各自的书信，单独出版或发表，然后辑成若干集子，以供世人了解或研究张爱玲之用，或许更加现实和可行。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张爱玲书信公布。
张爱玲在加州大学的文稿
张爱玲1969年7月至1971年6月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研究，这个职位的前两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后由夏志清力荐，陈世骧先生出面邀请而成。据庄信正介绍，这个职位的工作是收集大陆报刊上的常用词语，做一些解释，编成词语汇编，然后写成分析和论述的专题论文。我想这类似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工作。比如庄信正就出版过一本《邓拓与燕山夜话》，夏济安也出过一本小册子《Metaphor,Myth,Ritual andtheProple’s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年出版）。所以庄信正见到当时大陆的有关资料尤其是“文革”的资料就会寄给张爱玲。而从通信中我们知道，张爱玲这时一边做《红楼梦》考证，一边兼及研究工作。到任职近于结束时，张爱玲交来的文稿却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而不像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对此，陈世骧不满意，张爱玲也感觉很无辜，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是不跟人谈这些的，要你自己写的东西被接受”。张爱玲肯定是用她最擅长的感性的写作方式，后来却因文稿不符合论文格式未予出版。我估计这是几任研究人员中唯一未出版研究结果的一次。
据张爱玲信中说，这份文稿长约一百多页，加上近十页的名词汇编。后来听取陈世骧和当时的中国研究专家谢伟思（John S.Service）的意见又修改过一次，但仍没能在《Asian Survey》上刊用，而以前中国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都是经谢伟思之手发表的。这篇文稿对研究张爱玲对中国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斗争和社会变化的态度应该极有价值，可现在文稿在哪里呢？
据苏伟贞女士在《印刻文学生活志》十一期的文章中披露，这份文稿和名词汇编叫《“文革”的结束》及短文《知青下放》，是张爱玲1972年5月修改完成的，9月又增补添写。1972年6月9日张爱玲手中的副本遗失，所幸的是在此之前她曾寄给夏志清先生寻求发表，后来就请夏志清传寄给她的经纪人Maria Rodell。而在张爱玲逝世后，在运回给宋淇的张爱玲遗物中，就有这篇《知青下放》的论文，并在台北举办的“张爱玲纪念首展”中予以亮相；但《“文革”的结束》文稿至今不见踪影。按照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遗嘱，已完成的《知青下放》仅供保存，不得发表。
不过，《小团圆》一书张爱玲也是明确表示要销毁的，如今出版后对研究张爱玲的后期思想确实有很大价值。而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了解张爱玲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她对政治的看法极有帮助，这也是张爱玲屡次说过“有兴趣”的东西，应该打捞出来才是。
张爱玲遗失了哪些作品
从已公布的张爱玲书信中我们知道，在美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张爱玲的作品有多部遗失，如两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1966年12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不知是什么内容，也不知后来是否补写；“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搬家时丢失，庄信正疑为《对照记》的初稿，后张爱玲“凭记忆写出来”；部分《海上花》英译稿迁徙中遗失，后来的译稿全璧或为补译（后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浦丽琳女士在张爱玲遗稿中发现并出版，英文名《Sing-Song Girls ofShanghai》）。张爱玲从1983年到1991年因虫患频繁搬家，有一段时期是几天换一个汽车旅馆，随身东西大量丢弃，其中也不乏文稿，所以才有台湾记者戴文采淘垃圾之举。如果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安定些，或许会有更多传世的作品吧。
张爱玲在日本
张爱玲在1953年二、三月间给宋淇的书信中，谈到1952年11月“我到日本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试图通过在日本的好友炎樱找工作。我们知道，胡兰成自1950年起就居住在日本，此时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没几年，而且胡已彻底伤了爱玲的心，张爱玲到日本肯定不会去见胡兰成。那么，张爱玲此趟日本之行都去了哪里？都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呢？
张爱玲在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上，提到1952年重进港大“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年4月）。但没有说在日本的具体行程和见闻，所以我们不曾知晓。上世纪五十年代，跟张爱玲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当属宋淇夫妇，在已公布的书信和宋淇夫妇的文稿中，也没有详细记载。
那么，张爱玲此行的一个关键人物――炎樱，对此有无记录呢？炎樱因为张爱玲才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本人并不擅写作，自然文字不彰。炎樱后来也从日本来到美国，并同张爱玲一起拜会过胡适先生。炎樱于1997年10月在美去世，晚于张爱玲两年。可惜没人在炎樱生前进行“抢救性发掘”，使得这么个资料库湮没无闻。我们见到的资料，唯有《张爱玲与赖雅》的作者司马新在旧金山见过炎樱，见面前通过电话，见面后也保持着联系，“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说不幸有个坏消息要报告，她马上猜到了，当下在电话那端饮泣起来”。但司马新没有更多的采访，张爱玲在1966年后的所有书信中也没提过炎樱。难道女人间的友谊就这么脆弱？还是有什么别的变故？连带着我们也无从知晓张爱玲日本之行的具体行踪了。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公布更多的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书信了。
张爱玲遗稿终归何处
张爱玲遗嘱指定由宋淇、邝文美夫妇处理其遗物。1995年张爱玲离世后，十四箱遗物从美国运到香港，其中有相片、证件、衣物，以及未曝光的作品原稿与残稿，还有大批信件。目前十一箱存张爱玲合作几十年的台湾皇冠出版社，三箱存宋家。
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及《张爱玲私语录》前言中说，四十年间其父母与张爱玲往还书信共六百封左右，这还不包括因双方多次搬家中遗失的部分早期信件。庄信正还说过，他在张爱玲住处见到的照片远多于后来问世的《对照记》，遗物中的更多照片能否问世也是广大张迷所关注的。
那么这些张爱玲遗稿最终能否公布以便专家、整理研究，就像《蒋介石日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供研究之用？
我想，保存在大学供研究之用应该是最好的归宿。那么按照与张爱玲的渊源，香港大学当属首选。1939年至1941年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读书，其间的经历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另外，香港大学于2007年10月15日曾举办“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展览，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及教授陈婉莹表示过，香港大学愿意保管这批文物，作为研究的档案。宋以朗对港大的保存条件也感到满意。
旅美学者张错1997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成立了“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那时宋淇刚去世，邝文美曾送去两箱张爱玲的遗稿，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还从中细致地发现了《海上花》的全部英译初稿。
还有，保存在台湾的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也算是一个较好的处所。因为《张爱玲全集》就是由这家出版公司在四十年间不离不弃的坚持中出版的，不断地督促不仅催生了许多可能湮没的作品，版税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张爱玲的在美生活，况且现在就有十一箱遗物保存在皇冠，都汇集在那里逐项整理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管怎样，因香港、台湾、美国相距遥远，这些遗稿分散各处总不是办法。宋以朗先生也表示，只要清楚地知道这些遗物会被怎样保存及作何用途，若双方意见即合，他愿无偿把它们捐出来。
张爱玲的“三围”
这个标题虽然有些八卦，却是张爱玲书信中真实记录的，相信也是张迷们感兴趣的。
看完收有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往来书信的《张爱玲私语录》，感觉宋淇、邝文美真是值得托付的、有古风的人物，想不到香港还有这样的人物。张爱玲与这夫妇二人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电懋电影打了三年交道，从此视为知己。张爱玲自云：“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邝文美的英文名）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
相信《小团圆》、《雷峰塔》、《易经》以及更多书信的出版，会使以前所有的《张爱玲传》都重新改写。
自从张爱玲1955年赴美之后，与宋淇夫妇只是书信来往，直到张爱玲1995年去世；但宋淇夫妇从不以认识、帮助张爱玲而自重，借以抬高自己身价。宋、邝夫妇二人四十年间只写过三篇记述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还包括为张爱玲文集做宣传、推动（如宋淇的《私语张爱玲》），而且从不涉及张爱玲的隐私。相反，宋淇为了减少麻烦，更多是以“林以亮”为笔名写文章，免得大家把他与张爱玲扯上关系。倒是另一个研究者水晶根据宋淇给他的书信中透露的张爱玲为蚤子所苦皮肤患病的情况，写了一篇《张爱玲病了》，在台湾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张爱玲极为恼火，宋淇对水晶的行为愤懑不已，立即与水晶断交了。这说明张爱玲和宋淇夫妇都对隐私格外保密。
这本《张爱玲私语录》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不牵涉隐私，所以所有内容都可以公布了。这本书的一百六十一页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那就是张爱玲的“三围”。因为张爱玲1956年11月在美国写信给邝文美，要她帮自己做旗袍，张爱玲发挥她一贯的绘画特长，画出了旗袍形状，对颜色、花型、滚边、盘扣都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中标注的三围是“32、27、36＇1／2”，这尺寸是英寸，换算成厘米的话是“81、67.5、92.7”，换算成市尺的话是“二尺四寸、二尺、二尺八寸”，身材算是窈窕了。不过，过几天张爱玲又写信说穿了件旧旗袍，臀围三十七点五英寸正合适，因而让邝文美再把臀围放大些，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改，第二年三月张爱玲又写信说自己最近瘦了些，那件旗袍穿上去正合适了。也可能是张爱玲一向为他人考虑，为了不让邝文美惦记，谎称旗袍又合适了吧。
张爱玲的理财意识
张爱玲到美国后，因为新作进军美国市场失利，只能靠给香港写电影剧本的稿酬生活，一直经济拮据。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台湾日益重视张爱玲的作品，很多作品重新发表，新作也在台湾得以出版，到1976年台湾皇冠出版《张爱玲全集》，使得张爱玲名声达到高峰，她的经济情况也大为好转，甚至考虑过投资理财问题。比如1985年曾致函宋淇夫妇：“刚巧几天后有两万多存款到期，换了一家开了新户头，就填你们俩作beneficiaries（受益人），可以帮我料理。”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件中谈过自己“有商业头脑，问题是对钱没有疯狂的爱好”。张爱玲复信时说：“现在超级市场都整排陈列着Forbos（《福布斯》）等杂志，可见人人都想至少保值，我如果钱多点也要看。”
1994年，随着香港九七回归的期限将临，很多香港人移民国外，张爱玲推测宋淇夫妇也欲离开香港。1994年10月3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中说：“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户头，无法再请你们代理，非得自己在当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麻烦事。”为此，宋淇专门回信解释，“我们已七老八十，病体难支，绝无心无力作他移之想。”
1994年，张爱玲获得台湾《中国时报》的“特别成就奖”，得了一笔奖金，张爱玲1995年5月5日致函邝文美：“昨天去邮局，收到《中时》奖金，匆匆装入预先写好的信内，挂号寄出，忘了支票背书。只好请等下次有便的时候再去挂号寄还……我想买日元是长期的打算，毫无时间性质。”这说明，一、张爱玲的大额收入是由宋淇夫妇代为管理的；二、张爱玲确实曾为保值买入日元。1995年7月25日，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信中还谈到：“买日元我不过是看报上，Cliton（克林顿）不擅外交，民意测验上他倒是外交一项独拿高分……有个专栏作家说日本政商界都是中级人员互相咨询做决定，首长只是荣誉职性质，所以换了谁都没多大关系……（美国）九六年后如果不轻易用兵，省点钱，美元也许长期跌而不倒。似还是日元好些。”
这说明张爱玲从国际关系和美国不断援外、出兵等方面看，美元持续下跌，日元是升值趋势，要拿美元买入日元以保值。另外一点，也说明张爱玲晚年手中颇有余裕，美元的跌值已影响到她的利益了。只是不知最后操作情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