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不发文凭]学校不发研究生文凭

时间：2019-02-08 05:36:4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如果大学不发文凭，今天从大学毕业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学生，能有多少可以证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文凭不能为教育提供确实凭证，但却又被当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凭证，这岂不是一件既讽刺又不幸的事情？
　　今天，工作市场中稍好一点的机会无不以某种文凭为基本条件，于是乎，颁发文凭让大学实际上掌握了几乎垄断支配工作市场机会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的重要性一大半来自它颁发文凭的权力。在以文凭为主的大学体制中，当然有许多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业的教师，但是，人们也常发现，大学文凭所能证明的无非是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度过了四年或更多的时光。大学颁发的文凭是真的，但证明的东西却虚假不实。这样的文凭也就成了真的假文凭。
　　不久前，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某大学英语系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她是到美国进行毕业实习的，准备一面在快餐店打工，一面学习英语和实地观察美国民情。她应该是她同学中比较优秀的了，但是，她却连美国的入境表格都无法全部看懂。她告诉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师为了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准时毕业（这是学校的要求），对每个最后通不过考试的学生都给予了特别的“帮助”。
　　自从有文凭以来，便有进学校只为文凭，不求知识，也就是“混文凭”的。大学成为一种体制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弊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把“体制”确定为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这是在十二、十三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哈斯金斯写道：“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我认识一些教授、学者，他们自报家门时常常会强调自己师承某某名师，虽然他们在学期间也许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名师”几面，或者鲜有当面受教的机会，他们的师承都是用文凭来证明的。在今天的大学体制中，这就足够了。这些教授、学者成了“导师”，也就常常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生，每年授课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的作用仅仅是在适当的时候，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形的、外在的”的文凭，证明他们已经“学有所成”。
　　 “文凭”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原来的意思是“折叠”，也就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文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时又叫“证明”，即知识的证书。
　　 “文革”的时候，有的青年人在逆境中坚持学习，但他们无缘进入当时只招收“工农兵”的大学体制。对他们来说，坚持在生活中思考便是上大学，提升知识和生存质量的学习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获得文凭的手段。这种时代逆境反倒成全了“文革”以后成熟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可能有各种缺陷，但他们是以求知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中国高等教育从“文革”蒙昧时代过渡到了今天的“启蒙”时代的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比喻成中国的中世纪，把中世纪想象成一个文化黑暗、知识愚昧的时代。其实，西方的中世纪并不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实就出现在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这种大学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知识遗产，但却没有留下学校的遗址痕迹，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们是可以自由搬迁的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在远离家园、无人保护他们的情况下，为了相互保护、相互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便是最初意义上的学生和教师联盟。正是这样的大学迎来了“一场伟大的学术复兴时期”。
　　今天的大学有着富丽堂皇的傲人建筑和机构复杂的行政体制，但却未必是一个思想和知识的殿堂，有的甚至已经沦为学店和官场，若不是因为它们垄断了发行文凭的权力，又有多少人会选择，或有必要来到这样的地方呢？
　　【原载2011年第27期《中国
　　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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