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人物群像与魏晋风度的表达_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时间：2019-02-10 05:38: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世说新语》 人物群像 魏晋风度 表达 摘要：一般认为，《世说新语》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突出表现了当时特殊的士人风貌――“魏晋风度”。笔者认为，违礼、放诞和率真旷达的举止是《世说新语》众多人物群像中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行为趋向，也是后世誉为魏晋风度的整体行为实践的核心。对此，本文试图结合《世说新语》人物群像的描写，加以具体阐释分析。
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以来三百年间士族阶层的逸闻琐事，重点又在东晋一百年间，书中人物大部分是当时的士族名流。
《世说新语》全书出场的人物约计六百二十六人，加上刘孝标注，合计约一千五百余人①，时间跨度从后汉末期（公元2世纪）至东晋末期（公元5世纪初）。纵观《世说新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帝王中有曹操、曹丕、晋武帝、晋明帝、晋简文帝等，丞相有王导、谢安等，大将军有桓温、王敦等，另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权贵富豪、外戚世家、普通隐士之类，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然而，书中的人物虽然数目众多，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异常典型集中，是一个由皇帝、王侯、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贵族世界，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在名士们的日常生活之内。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一般在当时被誉为名士。大都出身豪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生活在一个优雅、敏感的贵族上流社会内是他们的趋同性，他们常常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汉代之齐家治国，期致太平，而复为魏晋之逍遥游放，期风流得意也”②。他们喜爱的是任性、自主、轻松的行为方式，推崇的是从容优游的仪态气度，这即是后人熟悉的以魏晋风度闻名的魏晋知识阶层面貌。
人格气质上的个性主义、自然主义及唯美主义是魏晋名士共同的情感倾向，而对应行为实践则表现为违礼、放诞和率真旷达的举止，这是《世说新语》众多人物群像中体现出的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言行取向，也是他们被后世誉为魏晋风度的整体行为实践的核心。本文试图结合《世说新语》人物群像的描写，对此加以具体阐释分析。
一、违礼举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习惯了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矫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阮籍、刘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任诞》第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任诞》第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③。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魏晋名士言行中经常故意违礼而行并以此自持，阮籍本人就对礼法之士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反驳：“礼岂为我辈设也。”④以前奉作金科玉律的礼教规定，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名士们对礼法的蔑视最突出表现是在对待婚丧和日常口舌之辩中。
《任诞》十五：“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第十四条：“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阮咸不顾身份、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门阀制度的时代是相当惊人的举动。翁婿同室，却毫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极端。《世说新语》书中所记叙的温峤成婚，诸葛恢女儿再嫁的经过⑤，也是极典型的例子。
《世说新语》又有《伤逝》一门来专章表现名士们奇特的悼亡方式。
《伤逝》第一条：“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第十五条：“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伤逝》第十条：“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礼教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⑥，从以上例子来看，魏晋时期，名士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其方式的出人意表，其行为的偏离习俗，令人惊异。
另一方面，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很喜欢作语言斗智游戏，他们经常毫不顾忌礼俗地互相调侃。《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过去礼教中要求严格遵守的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等级规范流于戏谑中，甚至连极慎用的名号避讳也可被用作各种调笑之资而不受任何责罚。
《排调》第二条：“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这些言语如果照以前的道德观念来看，可以说极其不敬，不会被容忍。但在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礼法最高体现者和执行者的帝王，对此不仅未加禁止，反而本人也乐于参与这类语言游戏，可以说是变相的鼓励。
过去的道德观还认为，君子不应以己之所长，笑人之所短。然而魏晋名士却常常以此互相取笑为乐。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他“似肉鸭”，支道林唇不掩齿，谢石和王徽之加以调侃，弄得支道林大为光火。后世正统礼法之士对此非常不满，痛斥为：“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⑦，“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⑧。当时的人们常常乐此不疲，视之为极大的精神快乐和高超的智慧表现。
另外，书中记载的一批妇女形象也与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所规定淑女举止明显不同。如书中以谢安夫人为代表的“妒妇”形象以及以谢道蕴为代表的才女形象，她们或明确反击丈夫的无礼需求或公开表示自己对丈夫的鄙薄不满，她们往往见解独到，拥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类妇女群像出现本身即意味着女性对礼教“三从四德”规定的背离，由此也可见当时蔑视、叛离礼法的社会风气影响的普遍、剧烈。
二、放诞举止
放诞举止无疑是名士风度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其集中体现于放诞之风在士族中的盛行和名士们的种种奇特嗜好上。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使他们言行往往带有某种怪诞色彩，他们的名言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⑨
《任诞》第八条刘注引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文学》第六十九条刘注引《名士传》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放诞之风主要以“竹林七贤”为发端，中朝名士把这种放诞的言行发挥到极致，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周�、王澄、阮咸等人。他们或恒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
《任诞》第二十五条：“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德行》第二十三条：“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这一时期，名士们的嗜好也显得十分奇特。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世说新语》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记述。
《言语》第十四条：“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任诞》第五条：“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任诞》第二十六条：“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经此数四。”
结合阮籍、刘伶杰出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和《酒德颂》来看，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之下隐藏的是对正统生存方式的厌恶和拒绝。
此外，当时的名士还表现出喜爱一般习俗上忌讳事物的奇特兴趣。
《任诞》第四十三条：“张湛好于斋前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从这些嗜好的特点来看，都带有一定的刺激性。在拒绝了传统的生存方式但新的方式又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这些富有刺激感的爱好是否也是必然的呢？在这些富于刺激性的活动中，他们有可能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解脱和愉悦，“在瞬息的狂喜状态中，外部世界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与世界的分离感”⑩，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谓的“神明开朗”、“形神相亲”。
弗洛姆在论及人的个性化发展时分析认为“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这种孤独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被迫面临抉择：要么从自由的沉重负担中逃脱，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要么前进到积极的自由，即那种建立在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特征基础上的自由”{11}。
极端叛离的行为方式既代表了对过去人生信条的抛弃否定又反映着对新的生活样式的选择探索，旧有、传统的生存方式被大胆摒弃以后，人们又开始在痛苦和焦躁中寻找新的人生依托。
三、率真旷达
率真旷达是魏晋名士们推崇的举止气度。魏晋知识阶层普遍崇尚自然之道，主张不为外物所累、随性而为，“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12}，即使被指斥为“非礼非道”{13}也毫不为意，洒脱从容的举止风度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王子猷、谢安是其中的典范。“乘兴而行，兴尽而返”{14}的典故记叙的就是王子猷率性而为的出名事迹，充分代表了他们适意任性、无拘无碍的生活意趣，在这些人看来一切只是尽兴而已，结合以下几例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
《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任诞》第三十六条：“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由上两例可见当时人们的率性而为的程度。《轻诋》第二十五条对此表述得明白：“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显然，人们行为方式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能够纵心调畅、使性情自得。所以，魏晋时期对富有旷达气质的人物特别推崇，谢安是出现于其中得到特别推崇的代表性人物。
谢安是东晋名士的领袖，《世说新语》一书中描写他的故事就有一百多个。作为东晋的重要政治人物的谢安，在其政治生涯中，他面临过许多重大的危机，无论是与诸人泛舟遇风暴，还是奔赴充满杀机的“鸿门宴”，或者是在淝水之战的国家存亡生死之际，在每一种情势下，他都能吟诗不绝或者弈棋不辍，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十分坦然地面对，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从容风度和非凡气量。
《雅量》第三十五条：“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言语》第七十条：“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任诞》第四十条：“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另外，作为朝廷重臣，谢安却一直保持着隐士的风姿，他喜爱清谈，优游山水，行为方式洒脱不羁，同时还具有丰厚的情感。
如《言语》第六十二条：“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世说新语》专以《雅量》一门提供了这类人物的行为描写，根据书中事例，当时人们推崇的“雅量”酷似于今天的“镇定冷静”的性格品质。它强调一种对外界施与影响所引起忧虑、恐惧、兴奋或愤怒等细微情感的隐藏，以泰山压顶于前而声色不动为高，当时人们常常据此来判定人物的优劣高下。如《雅量》第三十六条：“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实际上，《世说新语》人物群像蔑视礼法、怪诞举止、率真任性的行为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蔑视礼法、放诞的言行代表着对过去道德习俗的反思、批判态度和努力在现实中开拓新的人生方式的实践趋向。虽然狂热矫激的心态，导致了他们举止的失衡，出现了某些变态、扭曲，但这种批判、反思促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体悟，即：开始认识和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而在对此极端的实践行为之后又使名士们能够更客观、冷静地看待、评估他们的新理念，最终他们以追求率真旷达的举止表达了自己新的人生取向。以此，他们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代的全新的人生风貌，即是后人誉之为“魏晋风度”的种种表现。
通过以上对《世说新语》人物群像行为特征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主流知识阶层――名士群体，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采取了明显的摒弃态度。名士们更以极端放荡不羁的言行实践并强化着对过去固有人生、道德信仰的叛离，他们以率真旷达的举止建构了一种新的人生表达方式。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立新，山东青州人，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影视文艺。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②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③④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1页，第857页，第858页，第640页。
⑥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语，《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5页。
⑧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抱朴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6页。
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9页―第740页。
⑩{11} 冯川主编：《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第5页。
{12}{13}{14}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2页，第777页，第7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