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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拯救与非道德化的拯救]2018社会道德案例

    时间:2019-02-10 05:39: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电影《暖》与《云水谣》表面上以爱情动人,实质上包含着深刻的拯救意蕴。如果说《暖》体现为非道德化的拯救,体现为城对乡的拯救,心灵对苦难的救赎;那么《云水谣》则表现为道德化的拯救,是多重的拯救。相比而言,《暖》的拯救深度较《云水谣》为深,而后者拯救的层面则比前者广博。
      
      《云水谣》:道德的拯救
      
       《云水谣》呈现着几种“拯救”的模式,甚为广博.
       第一种是政治拯救,出于革命道德和社会关怀。陈秋水在台湾参加民主运动,目的是拯救人们逃脱黑暗统治的魔掌,追求光明的社会。这种拯救在台湾失败,但在大陆却得到成功,他可以说是身兼被拯救者(被大陆拯救与引导)与拯救者(革命者)的双重身份。甚至可以说他与王金娣的由恋爱而结合,表层是爱情的拯救和温暖,深层却具有政治象征的意味,象征着大陆对台湾的逐步拯救。而王碧云对陈秋水的长相思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台湾对大陆的情感怀想(怀乡)呢?改用余光中的《乡愁》诗句,则是“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郎在那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电影之中最明显、最重要也最动人的部分便是爱情的拯救。王碧云的好朋友之所以无名无分地照顾她,是因为他爱她,那是作为爱恋者、作为朋友、作为男人对柔弱、孤单的爱人、朋友和女人的拯救和关爱,但这拯救的只是她表面的孤单,而非内里的孤独,获得的也只是友情,而不是爱情。故此,这其实是分裂的、失败的拯救,是伦理的拯救,而非爱情的拯救。同样,王碧云与陈秋水相识不久便情定终身(一生未嫁,领养一女,随陈秋水取名陈晓芮),虽说略见夸张,但爱本有着神奇夸张的成分,这毋宁说是爱的见证,然而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一女不嫁二夫”的道德的印证,可惜如此感人的“云水谣”最终不得不化作云水遥遥了。真正的爱情的拯救发生在陈秋水和王金娣的身上,或者说政治拯救(理想)与医疗拯救(事业)为爱情的拯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铺下了坚实的道路。相似的革命经历、共同的爱好和职业以及日久生情使得他们的爱情成为可能,两次南下寻找王碧云的无望使得他们的爱情在绝处可能逢生,在这种情况下,陈秋水奔赴遥远的北方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逃避爱情压抑爱情,无奈王金娣不顾一切、千里追随、敢爱敢恨、为爱改名(情愿做“爱的替身”)使得陈秋水在感动中接受爱情和产生爱情,王金娣后来也从“爱的替身”变作“爱的化身”了。他们的爱情同时是真实的,又像是梦幻的,具有梦的真实与美。因此王金娣对陈秋水的爱情拯救是溢爱心灵对抑爱心灵的拯救,是和谐而成功的拯救,使陈秋水在获得政治的新生之后又获得爱情的新生。以上两种爱情的拯救都没有挑战或破坏伦理道德,一个属友情拯救,一个属爱情拯救,二者都体现了拯救者的牺牲精神与大爱无言的灵魂,恰恰是对道德的塑造与更新,所以它们最终是道德化的拯救。
      
      《暖》:非道德化的拯救
      
       莫言在《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中评价由其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中的人物“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敢跟当时的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对抗”。
       《暖》正是如此,它蕴藏着非道德化的拯救意味。首先表现为欲望(生命)美学与拯救。《暖》体现出一种生命洋溢的健康、粗犷之美,非道德化的野性、人性之美,或者说这是一种“生命道德”而非伦理道德。里面的人物,如“我”,非常坦率地问暖“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合适的”,并没有因为暖嫁了人,而闪烁其词。再如暖,她也不因为身为人妻、人母而压抑自己,反而与小武生约会,与“我”来往并约定以后嫁给“我”。即使村里人,对这两件事并不加以什么道德化的谴责、抑制或扼杀,他们把这种事当作非常自然的行为,甚至“我”去城里上学,全村相送时,也把“我”与暖的关系看做夫妻或恋人关系一样的顺理成章。如此,反倒把暖与哑巴的夫妻关系抹煞了,就连哑巴本人也似乎不以为耻。在集体潜意识里的“才子(我)佳人(暖)”、“有情人终成眷属”等观念,仿佛暗示着哑巴不配做暖的丈夫,这分明是一种野性、非道德化的爱情观和婚恋观。
       在这种生命(欲望)美学的观照下,作者对暖的生命的被遮蔽状态(哑巴的“哑”与才情缺乏对暖来说,是双向的遮蔽)进行了两次审美化的拯救。如果说暖与哑巴的结合是被遮蔽的婚姻,那么她与小武生、与“我”的爱恋就是审美化的爱恋。第一次拯救是小武生实行的,他是艺术与城市的代表。暖对他的迷恋是一种象征性的迷恋,可以说是乡村对艺术与城市的迷恋,也可以说是暖对超越性自我的追求;因为小武生所代表的城市身份与文明,是她所向往的,而小武生的才华与样貌,正是暖对自身所具有的戏剧才能的转移性实现以及对自己婚姻所缺少的丈夫英俊外貌的转移性追求。但很明显,这是一次失败的拯救,小武生走后并没有回来。
       而第二次拯救发生在“我”与暖之间。“我”具有两种象征意义,一种是“童年”象征(“我”与暖青梅竹马),一种是城市与文明的象征(“我”要上大学,代表知识与科学)。然而审美化爱情的象征物之一(秋千)的断裂,预示着两人爱的失落、拯救的失败。而象征物之二情书本身所携带的城市与知识的信息就是对与之相反的乡村的侵入与凌驾,暖的撕信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对这种城乡差异的认同以及对理想不能实现的悲愤。“我”在城里的环境、地位和知识见解都与暖不同了,距离(空间、文化、心理距离)的拉远而导致的失信就是对乡村(童年)的告别,对暖撕信行为的反证。
       两种拯救的失败,意味着始终处于乡村的暖,对第二世界(城市)追求的失败,也意味着她超越自我的失败,这不能不说在《暖》中加添了“不暖”的、悲凉的成分。
       《暖》的意蕴还表现为颠倒的拯救与忏悔。按照常理,是先忏悔再得到拯救,拯救者承担着救助的功能。此处相反,是先拯救后忏悔,拯救者成为失信者而忏悔,被拯救者(暖)担当拯救者的角色,使失信者得到原谅与解脱,并没有进行道德化的谴责。或者说忏悔也是一种拯救,是对心灵的救赎与净化。
       第一个忏悔者是小武生。他也知道不可能回来迎娶暖,临走时所送的小镜子就含着忏悔的意味:留给她一点温暖的、属于两个人的回忆,留给她一点对城市的幻想与盼望。
       第二个忏悔者是“我”。虽然“我”临别前对暖的“你写三封信我都不回信,就别写了”的话语进行反驳,信誓旦旦,但时过境迁,当真的收不到暖的回信时,“我”的抛弃与违约就有了借口,只不过借口也抑制不了忏悔而已。“我”的忏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赠伞,一次是上大学前;另一次是多年后从城中回来又要走的时候,“我”想用这种城市化的、浪漫的东西来补偿过错,进行“物化的忏悔”。二是赠皮鞋,借实现从前暖的愿望和自己的承诺,表达自己的爱意与忏悔。最后是“反省式的忏悔”,电影结尾,“我”的一连串内心独白,一连串“幸运”,使得忏悔得到了解脱,给电影带来了“暖”的色调。
       哑巴则是第三个忏悔者。他想获得审美化的爱情,他独自推秋千(审美化爱情象征物)玩,假想被推的是暖就是证明。然而爱情的不可得使他撕毁第三封信,目的在于让暖与“我”的审美化爱情不能实现。但是,心中的自卑(配不上暖)与自责(破坏了暖的爱情)让他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忏悔之旅。忏悔之旅的第一站是重新捡回被暖扔掉的、“我”送给她的皮鞋,让爱情的见证留存。第二站是说明撕信的真相,希望重续暖与“我”的爱情。第三站则在暖不怨他撕信、“我”的善良与城市身份、他的自卑以及对暖的爱的合力推动下,他想让“我”带走暖与女儿,可以说这种忏悔裂人心魄,传达出一种人格之美与深挚的爱。
       正是因为哑巴的存在、与哑巴的相处,暖也进行了真诚的忏悔。她躲着哑巴看信,撕哑巴送给她的第二封信、扔鞋以及不怨哑巴撕信,就是对有违这种相濡以沫感情之行为的忏悔。最后她不愿跟“我”去,狠劲把哑巴往回推的爱之动作表明“审美化的爱情”已经被“实在相处型”的爱情代替,原因在于:日久生情,乡村配乡村。回想一下哑巴给她送鸡蛋、在雨中为她牵牛并背她归家这两个感人的画面,可以说“实在相处型”的爱情比“审美化爱情”更真实、更深挚也更长久,也可能更符合“审美”的标准,这些画面的存在使得爱情的理由尽在不言中。总之,暖从非道德化的野性爱情追求归于夫唱妇随的婚姻道德。
       《暖》总体上是温暖的,生命(欲望)美学与拯救流露着温暖,忏悔反证着温暖,实在相处型爱情沉积着温暖。但是不得不承认,暖在被城市抛弃与归于残疾(哑巴)之间的双重悲凉与遮蔽,都令人叹息,温暖不起来。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黎保荣,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攻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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