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文人审美意识_论宋词文人化的形成
时间：2019-02-10 05:40: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宋词 文人化 形成 摘 要：宋词的发展有不断诗化和雅化的进程，本文称之为文人化，具体而言则是士大夫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在都市文化与士大夫意识的冲撞中进一步地强调主体内在超越流俗的精神和高逸情趣，从词体特质和诗学审美理想两端不断地调整词的审美取向。
“文人化的形成”这个标题中的“形成”二字，不仅仅是个动词，或者说不仅是一个短暂性的动作表述，而是表现了一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最终形态。从北宋后期开始，当词所附着的音乐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也是词由倚声艺术向吟咏文学的转变的开始。士大夫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在都市文化与士大夫意识的冲撞中进一步地强调主体内在超越流俗的精神和高逸情趣，从词体特质和诗学审美理想两端不断地调整词的审美取向。从这一过程来把握“以诗为词”，便不至于偏执一端，只言褒贬，而能体察出其立于“中”而揽二体，执两端而致其“中”的审视角度、思维方式以及操作法则。
一
词与诗的区别关键在于与音乐的关系。保持词体特质主要也就是不要失去词所特有的音乐性，但随着音谱的失传，所谓“词以协音为先”的音的内涵渐渐有所改变，不再是可歌的音律，而变成讲求文字语音的声律，所谓“依曲定体”“按谱填词”的含义也慢慢变成只剩下按照字声格律组成的词谱填制这一层意义了。我们可以断定随着词体音乐生命力的逐渐丧失，合乐可歌的优长就反而成为自由抒写的束缚，但是词人们“以诗为词”突破此规矩森严之时，并未表示出对音律的放弃。一方面提倡严守音律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词人也陆续在自创新调的方向上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不能改变词乐发展的停滞状态，相反，越到后来持律越严，而词的流传范围愈来愈小，但还是不能否认词人们是尊重词体并力图保持其特征的。自北宋而至南宋，知音解律，尤其通晓词乐的人越来越少，但随着这种现象，却相对更显现了宋人对知音解律的重视。苏轼革新北宋词坛，是以善制新声的柳永为竞争对手的。这种争胜从多方位展开，从内容到词调，风味与声响均不相同。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了另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这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①虽然苏词主要是因文字形象之间显露的情性之美而为人激赏，但也可表明像苏轼那样的文人作词也能合乐可歌，并为其所作受到盛行唱曲之风的社会上的普通市民的接纳和欢迎而心下颇为得意。诚然，苏轼在音乐上的修为毕竟有限，“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②。但既有此自知之明，且明言技不如人，意存遗憾，也从侧面说明东坡对知音解律之看重。而且，开创以诗为词的苏轼尚且如此，何况其余坚持词体本色并精通音律诸人了。
苏轼以诗为词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引发了“诗词一理”的观念，将“诗言志”与魏晋时形成的“诗缘情”说联接，在肯定词体可以用来抒发文人志意的同时，也确认了词体“曲尽人情”、“长于言情”的特点。在苏轼以前的北宋士大夫词人已经透出新的平淡的气息，如同时期诗坛流露了以淡为美的倾向一样。如寇准的高远清幽，王禹�的清新，潘阆的潇洒发越，这些实践经验为理论总结做好了准备。这一时期词人的写作还大多采用感物兴发、融景生情的造境手段抒写贵族文人之情思。柳永以一介文士而写俗词，固然是他为当时士林所不齿的原因，但其具体的创作手段和主体意识却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并且成为以后词坛的主流性体式。柳词创制层层铺叙的赋词手法显示词法转变的可行性，为以诗为词打开了一大法门；他通过“羁旅行愁”所表现出来的感伤失意之情，是他与士人心理相契合的地方。柳永常以宋玉自比，《戚氏》曰：“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雪梅香》曰：“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等词都说明其词不仅有取于“市井之人悦之”，而且是性情流露，以致引起士人将之比附屈、杜。《碧鸡漫志》卷二记：“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黄裳《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这种比附原有过誉之嫌，无怪王灼不予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比附？至少可以认为是宋人经由宋玉上至屈原下延杜甫所共具的骚雅遗韵而与柳永产生共鸣。随着以诗为词将诗词同源的观念的导入，也就顺势将“诗言志”理念、士大夫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导入词体。联系到苏轼对柳词“不减唐人高处”的称誉，其本人词作中流丽婀娜“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之处，以及联系到苏轼坎坷于党争而托意于词的事实，可以觉察到对垒阵营里“言志之骚雅”与“缘情之绮靡”擦肩而过的迹象。
二
我们常说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也许正可以由此路向显示其承上启下之意义。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下过断语：“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拿老杜与周邦彦作比，可引申的用意有三：分别是诗、词格律规范化的集大成者；分别都改变了诗、词史上的审美流向；另外，周邦彦把杜诗以瘦劲为美的审美观引入词中，融诗家风骨入词体流丽，使“以诗为词”这一对苏轼创作态度及苏词风格特点的概括推衍成为词体创作的具体路径。
清代谭献曾对周邦彦词《大�•春雨》作过“周�美人，非时世妆”③的评语。周�是盛唐画家，以画绮罗人物著名，只是他笔下的簪花仕女流露出孤寂淡漠的神情，与时俗不同，且预示了人物画由唐时尚丰满圆润到以后线条瘦瘠的转向。周词富艳精工有柔媚之态，但同时又能于绮丽中带悲壮，以气力提举软媚。盛妆与丽句之下，于“一步一态”与“一句一折”之际透出萧索的意趣。龙榆生《清真词叙论》指出：“清真词之高者，如《瑞龙吟》《大�》《西河》《过秦楼》《氐州第一》《尉迟杯》《绕佛阁》《浪淘沙慢》《拜星月慢》之篇，几全以健笔写柔情。”“健笔”之谓，有意象、词法、审美风格等诸多方面的意味。考察《片玉词》里所涉笔之物多为文人心目中清妍雅致的象征。如柳、梅、桐花、新竹等，并且为之渲染上清冷之气。以至于只要能唱唱周词的就可以显示品性清雅，格调不俗，像晁公武《鹧鸪天》词所写的那样：“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
清真词法注重思力安排，以曲折笔法而达浑成之境，颇有杜诗的神韵。周邦彦作词讲究锤字炼意，句法警策。尤其将黄庭坚一派人物作诗之态度移于作词，以才学为词，善于隐括唐人诗句入词。刘肃《陈元龙集注〈片玉集〉序》曰：“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所谓“言言有来历”恰恰与黄庭坚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的评价如出一辙，其金陵怀古的作品《西河•佳丽地》几乎全篇隐括刘禹锡《金陵五题》，而且还能不显得生涩，辞气典雅，深得幽隐含蓄之美，南宋时犹有人唱：“伤心处，斜阳巷陌，人唱《西河》。”（刘辰翁《大圣乐》）
周邦彦作为继柳永之后又一位知音识曲的大家，周词所体现出来的音韵谐美是苏轼因人力有时而穷所难以达到的妙境。但周邦彦与柳永之“协音”不同而更接近东坡“以诗为词”之旨趣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个以四声入词的人”④。北宋词调大备，周词体现了词与乐的完美结合，传唱极远，同时他也每每以字声格律配合乐律，一是有助于词调的规范、定格，并且在音谱日益散佚之时，还能依四声法度填制，失去了流行节拍的天然歌喉，还可于吟咏韵度之间获口吻谐调。王国维曰：“今其声虽亡，读其词，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极赞周词字声之美。综观李清照《词论》所言词之体性以合乐可歌为第一要务，而她对各词家长短得失的批评标准：高雅、浑成、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也意味着是她认为词体应具有的审美特点，这些特点多与词作为吟咏文学的体性相关，对词体文学性的诸般要求恰和当时诗坛风气暗通消息。李清照虽然是针对苏轼“句读不葺之诗”而言“词别是一家”，其实也为词从应歌之体向吟咏之章的转变树立了审美规范，其指向与“以诗为词”建立的融诗家风骨入词的审美趋向暗相契合。
南渡以后，词人中精通乐律者并不少见，如吴文英、姜夔、张炎辈，为词体合乐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其讲求作品之协律可歌的程度更有甚于北宋。辛弃疾倾尽毕生之力写词，而且，在他的观念以及具体创作中，词就是词，并未变成诗。辛弃疾之才情更能与词体之美感理念和秩序法则相契合。岳珂曾根据其亲身经历描述了辛弃疾词作演唱场景：“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附髀自笑。”新词作毕，“特使妓迭歌，益自击节”⑤。状若陶醉，自赏之态毕现。虽然，辛弃疾也还算是知音解律，然而，在他的词作中体现出的词体特质更多是词之“曲尽人情”这一面。所谓“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的境地实在是只有辛弃疾摧刚为柔这样的大手笔才能达到。“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既概括出了辛词表情之婉转，也概括出了其字声之顿挫。这也是南宋以来，词由可歌之体转为吟咏之章的体现。张炎《西子妆慢》序里感叹“声调妍雅”的歌词已不再有人传唱，“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荫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不能倚声而歌则转求声韵之美，及可击节而诵的效果。
对姜夔词来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音节和婉谐美。姜夔精通音乐，写词特别重视审音协律，善于创制新调。白石“成功地将中正平和的雅乐和从容雅缓的清乐与哀而伤、乐而荡的燕乐调和起来”⑥，力求音调的清雅和美以及情感的含蓄传递，达到词乐相谐之境。
三
姜白石以其在音乐和诗学上均浸润良久，造诣深厚，表现出对词体体性的把握及演绎，应该可以表达宋代士人对词体的理解和审美要求。白石不但以江西诗法入词，其词作中所体现出来他选择意象的角度、组织意象的方式以及意象组合所呈现的意境，无不蕴涵了宋诗学审美理想，折射出当时诗坛风尚的影响，是“以诗为词”意脉的延续。南宋末年，张炎《词源》是一部带有总结两宋词学发展意味的理论著作，当张炎推出白石词之“清空”“骚雅”作为词体规范及理想境界之时，白石的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士人词境的完成意义。
参详白石诗说，他对诗词本质的认识表现出将“言志”说和“缘情”说归结到一起，吟咏情性与抒发志意这两个观念在表达时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如《翠楼吟》序言曾提到“度曲见志”，言明作词是为“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淡黄柳》也有类似的题序：“因度此曲，以纾客怀”；《江梅引》的小序言其写词之由是“因梦思以述志”，情、志不仅地位同等重要，而且内涵与特性趋近合一。姜夔提出：“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这一关于吟咏情性的思想无疑是向着东坡的理路而来，同时又与宋学义理的氤氲有莫大的关系。王安石认为：“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⑦
朱熹则把诗之缘起和性理哲学贯通，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集传序》）“情”、“志”之本在于人天生所秉有之性，而“性即理也”，“理在人心是之谓性”，发而为咏叹，吟咏情性也就能得自然之理。显然，“如印印泥”对真切自然的形容是承继东坡“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观点，但白石要达到这个境界已离不开涵养一途。就理学内省的方向而言，与文人们涵养内在品格之雅正是一致的。于理学的观照下，白石与山谷及与其同时的杨万里的取径十分相似，由博学再加以涵养工夫以达工致，再经了悟以求物之妙，我们看白石关于“妙”的一段著名的论述：“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所谓“理”“意”“想”云云皆与内在精神活动相关，其取径于思力、涵养之途是非常明显的，但其欲造之自然高妙这一最高理想境界与苏轼之自然平淡的取向是一致的。
所以，姜夔远承“以诗为词”的理念，以诗学内涵置换词体美感结构，在“平淡”诗美理想的融摄下，又与其同时代诗坛风尚互为渗透，对词体加以进一步的规范。这种规范体现在情志和风格两个方面，以白石诗说的自我概括而言即其“意格”理论；以张炎对白石词的理解而言即“清空”“骚雅”这两个审美范畴。理学尽性主静的道德修养和持身原则对士大夫文人的意义，在于将“切于世情”的外向追求转化为对自身内在品格的追求，体现于修身养气、自然适性，平淡萧散的日常生活内容及情趣，表现在创作上则注重意理，提高格调。强调以理节情、强调意格往往具体而微地与艺术技巧的运用联系起来，白石曰：“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文字既清刚峭拔，句法又力避熟软，正能与其意格之高雅互为增色。
张炎曰：“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言其词境空灵含蓄，且能洗去尘俗有引人向上超越之力度。与苏轼“指出向上一路”之清旷超逸的超越一途，显然是脱略形似差相仿佛，从那位不知姓名的酮阳居士在《复雅歌词序》里首倡写词当“韫骚雅之趣”始，复雅渐成词坛论词之风。白石词兼取《诗经》之“雅”与《楚辞》之骚，也即“既能运骚人之辞，又能不失雅正之旨”⑧，是词坛上复雅的代表人物。《白雨斋词话》接着简要地说明清空、骚雅的内涵及特征：“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要求能比兴有寄托，寓情志于词中，又皆从虚处生发，内中郁结的情感虽尖锐激烈，起伏动荡，终能出之于外在之清空而至“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与“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之审美意趣有相通之处，而又具白石之个性特色。
白石的一生充满了矛盾苦痛却出之于高情雅致，追步晋宋雅士的通脱、清旷与萧散简远之风神。在审美态度上表现了对晋宋风度、平淡雅韵的亲近，与东坡词一样，一种不如归去的意绪弥漫在其词的时空结构中。白石词境，它的渊源从词史上推开而及宋诗，再上溯而及晋宋风神，可以看到晋宋士人高旷萧散的意志、宋学义理的理性精神、宋诗平淡清远之美、诗人通脱新变之笔是如何一点点地渗入到一起，交相融合，成为词被涵纳进来的一种氛围。而词也就渐渐地脱尽尘俗，像一颗空灵剔透、清光流转的水晶，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涂育珍（197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生，东华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汪超（1981－），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生。
①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知不足斋丛书本。
② 彭 乘：《墨客挥犀》卷四，说郛本。
③ 刘斯奋选注：《周邦彦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④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222页。
⑤ 岳 珂：《�史》卷三，稼轩论词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页。
⑥ 赵晓岚：《论姜夔的中和之美及其〈歌曲〉》，《文艺评论》，2000年第3期。
⑦ 王安石：《性情》，《临川先生文集》卷6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0页。
⑧ Ｊ．Ｚ．爱门森：《清空的浑厚》，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