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心的上下求索:心之所善上下求索

　　关键词：灵魂 救赎 人心 自悟 　　摘 要：《天路历程》以梦幻的形式设计与描绘了人类在生命的历程中通向天国的道路；《西游记》也以神怪的形式，描绘了孙悟空师徒四人历尽艰难到西天取经的历程。然而，《天路历程》解读的是基督教教义中信仰及灵魂救赎的思想，《西游记》表现的是儒释道人心自悟的观念。东西方这两部寻求通向天国之路的小说，分别以灵魂和人心为旨归，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体系与儒释道文化体系之下对灵与心的不同追求，形象地阐释了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十七世纪中后期，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写了一部著名的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其影响之大，在西方国家中通常被看作是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重要经典。它依据基督教灵魂救赎的教义，以梦幻的形式设计与描绘了人类在生命的历程中通向天国的道路，因此也被认为是一部由基督教教义演绎而来的救赎寓言。与此相类似，中国也有一部描绘人类通向西天(也即“天国”)之路的小说，这就是在十六世纪明后期开始流行、至今仍然家喻户晓、人人皆耳熟能详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它以神怪的形式，描绘了孙悟空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历尽艰难最终到达理想境界的历程。然而，这两部寻求通向天国之路的小说，所阐释的却是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与文化，是西方基督教灵魂救赎与中国儒释道人心自悟之文化心理的体现。
　　
　　《天路历程》：灵魂救赎的宗教寓言
　　
　　班扬的《天路历程》以梦幻的形式，叙述的是主人公基督徒从“毁灭之城”到达“天国之城”的旅行。“我”在梦中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也即主人公“基督徒”，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手中捧着一本《圣经》边读边哭，徘徊而不知所措。他对妻子哀诉说，他就要被那压在他身上的重负毁了，并且他确实知道他们那个城市将要给天火烧毁，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除非找到一条解救的路。正在基督徒不知怎样才能获得拯救而失声痛哭时，一个“传道者”来告诉他，逃离罪恶，逃离将至的愤怒。“基督徒”随即朝着“传道者”所指示的亮光，去天国寻求救赎，从而开始了他的“天路历程”。他刚开始逃离这“毁灭之城”时，曾有一个名叫“顽固”的人来劝阻他；一个叫“柔顺”的人愿意与他同行，但陷入灰心泥沼后，“柔顺”挣扎出泥沼走了，“基督徒”则在“援助”的帮助下，爬上了泥沼。此后，“基督徒”受老世故先生的欺骗曾偏离正道，然而在“传道者”和“好心”朋友的指点下，他又走上了正道，进入了象征十字架的“窄门”。一路上，“基督徒”克服了千难万险，遭受了种种磨难，经过了“艰难山”“屈辱谷”“死荫谷”“名利场”，他得到了“贤慧”“虔诚”和“仁爱”的鼓励，获得了“忠信”的友谊，最后在“盼望”的陪伴下渡过了“死亡河”到达了天国。
　　很显然，《天路历程》即是基督教灵魂救赎的形象阐释。依据传统基督教的观念，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人应顺服于上帝。由此人与上帝便建立了一种自我降服的、依附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上帝的信与爱中体现的。人要是因自大与骄傲，自比上帝，破坏人与上帝的这一和谐关系，便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是众罪之本源。亚当与夏娃之所以犯罪，并不在于“偷吃禁果”这一行动，而在于他们吃“禁果”的动机――希望眼睛明亮，能如上帝一样具有智慧知道善恶①。因此，这一原罪的深层含义便是人违抗上帝的意旨，人不肯信靠上帝，而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自作上帝，自作主宰。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自我提升就是自大和骄傲。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说：邪恶的意志是如何开始的，只是由于骄傲。骄傲岂不是一切罪的开端吗?骄傲是什么?只是一种顽固的自高意向，人想离弃那本为灵魂所唯一依附的上帝，而以自我作为人生之原。……什么是骄傲?岂不是无限的自高之心么?一旦灵魂想要抛弃它所依附为生命终极的上帝，而以自我作为生命的终极时，那就是无限的高傲。②因此，原罪的本质就是人的自大与骄傲，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而且这一原罪的根源不是别的，而是有罪的灵魂，罪的根源就在人自己的灵魂深处。
　　所以，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意味着人类已深陷罪孽之中不能自拔。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十四卷中就用大量的篇幅申述了人类从亚当以来的堕落。这种堕落包括恐惧、贪婪、诉讼、战争、背叛、发怒、仇恨、欺骗、阿谀、伪善、盗窃、抢劫、傲慢、嫉妒、谋杀、弑亲、残忍、邪恶、奢侈、卑鄙、奸淫、私通、乱伦等等数不清的、肮脏的行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已深陷罪孽之中。而陷于罪孽之中的人是不能自拔也无力自拔的，只有依靠他力的拯救，才有可能从罪孽中走出，而具有这一拯救力量的唯有上帝。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人世间，为罪人钉上十字架，用他的身体和血救赎人类。而作为对耶稣救赎的回应，人则必须忏悔自己的罪过，重新信靠上帝，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相信他能赦免自己的罪恶，包括原罪及自己曾犯的本罪，才能最终获得拯救而重生。这就是《圣经》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③
　　基督教的这一“原罪”说是奥古斯丁根据《圣经》所阐发，而自奥古斯丁以后，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与伦理学中，长久以来关于“原罪”的说法与争论便一直持续不断。对于这些争论，我们没有必要去追究其中的异与同，因为这争论本身就是这一思想观念渗透人的心理的过程与表征。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的：“人到底是否生而有罪，纠缠和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的命题。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从这个假设中引申出来的东西。人既然被确定为生而有罪，那么毕生的无限的救赎就是必要的。每一个行动，包括日常琐事和职业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赎回先前‘原罪’的活动。因此必须遵从宗教戒律，遵从内心良知的呼声去做事待人。这样，生命在基督教伦理的定义下就是一个忏悔和救赎的过程。”④自奥古斯丁以后的整个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后，与生俱来的罪恶感以及忏悔和救赎的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的文化发展之中。
　　从基督教教义上说，灵魂获得拯救而重生的过程，有三个关键：一是忏悔离罪。只有在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且要求悔改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更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悔改不只是行为上的悔过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的忏悔更新。二是信靠上帝。这里所谓的信靠，不是指一般对事物具有某些信念，而是指把自己全然交托于耶稣基督，只有相信上帝，依靠上帝，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⑤三是上帝的赦免。人堕落之后，人自身已没有寻求至善的能力，人若要获得至善的能力，需要上帝赦免他的罪并赐给他新的生命，他才能重新获得服从永恒法则，回归永恒秩序的能力。
　　根据《圣经》所示，对于基督徒来说，拯救包括两部分：称义和成圣。称义就是宽恕的另一名称，是人类一切罪恶的赦免，其含义即人类在上帝面前蒙接纳。而当基督徒称义时，成圣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徒获得重生，从上帝而生，为圣灵所生。⑥且人类借以得救的是信。信的含义也是多方面的。从最高的意义说，这信就是使人类得救、称义与成圣的信仰。所谓因信称义，信仰就是称义的唯一条件。
　　由此可见，在灵魂获得拯救而重生的这一过程中，世俗信仰的“灵魂拯救”，更看重的是信靠上帝和获得上帝的赦免。拯救，是救一个人脱离邪恶的势力，经历神的生命，使人活在神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权势里。就拯救的意义而言，它强调人获得救赎，在于信徒身上的人性和灵性的神秘结合，或者促使上帝和人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拯救本身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生命进入人的生命中。而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前提则是信。
　　在《天路历程》中，班扬把小说的叙事形式完全从属于他的宗教意图，也就是要指明拯救灵魂的正确途径。“基督徒”身上褴褛的衣衫和背上沉重的包袱，象征的是人类沉重的罪孽；他进入窄门，走上十字架之路，也即在十字架上死而复生之路，喻示的是对耶稣为人之赦罪新生而死的信，因信称义，去罪永生；于是他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和考验之后，走到十字架前，背上的重负便滚落下来，喻示的即是罪孽获赦免；“基督徒”经历各种艰难曲折与磨难，追寻天国的“天路历程”即是人类寻求灵魂救赎的历程。作者班扬将基督教救赎的思想观念寄寓在这部宗教寓言小说里，通过这部寓言体小说，班扬旨在说明，人是不完善的，是带有原罪的，人只有像书中的“基督徒”那样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不断强化原罪的意识和赎罪心理，才能摆脱罪孽，拯救自己的灵魂，到达永恒的终极境界，使自己拥有生存的价值。走向天国的第一步就是“信”，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因此，书中的“基督徒”不管“顽固”怎样劝阻，也不在乎“柔顺”的灰心退缩，只是坚定不移地听从信仰的召唤，才能进入窄门。进入窄门后，在他走向十字架前，班扬还设计让“解释者”领着“基督徒”看各种有益于“信”的事和人，让“基督徒”明白并用心记住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无法将灰尘(象征罪恶)打扫干净的“律法”和以福音扫除灰尘的少女，以及被神所遗弃的各类人：迫不及待地想获得美好的东西而最终只剩下一身破衣烂衫的世俗的“情欲”、因瞧不起神而被禁锢在绝望的铁笼子里的囚禁者、处在地狱边缘等待审判的恐惧者，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基督徒的“信”：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失去“信”，也就陷入绝望的深渊。正如那个被禁锢在铁笼子里的囚禁者所说的：“我瞧不起他； 我瞧不起他的正义；我‘将他的血当作平常’；我‘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因此我自己关掉了所有希望之门，现在只有那要把我当作敌人一样吞灭了的必临的审判和非常的愤怒威吓着我”。这就是要“基督徒”牢牢记住的：不相信上帝，即被永远弃绝，永远禁锢在这个无望的铁笼子里!只有相信上帝，才能走上通往天国的正途。而通往天国的道路与具体方法，在“虔诚”、“贤慧”和“仁爱”对“基督徒”的启迪和告诫中是很明白的，即除戒欲、苦修外，最主要的是必须让自己的灵魂充满圣爱，其核心是爱神、爱人。小说中的“基督徒”就是从这两种爱中获得力量的源泉，走完天路历程，最终抵达天堂的。因此，自《天路历程》问世以来，谁也不否认班扬以主人公罹罪去天国寻求救赎的寓言，阐述了基督教教义中信仰、救赎的思想。也正因如此，“这部描写人类在生命的历程中或通向天国，或进入地狱的著名小说，通常被看作是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重要经典”⑦。
　　
　　《西游记》：人心之蒙昧与启悟的形象阐释
　　
　　《西游记》里，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的路程同样艰难，然而与《天路历程》描述“基督徒”罹罪去天国寻求救赎所阐释的基督教灵魂救赎的思想完全不同，《西游记》以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所阐释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心自悟的观念。
　　与以基督教为精神核心、注重“灵魂”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重视的是人心。这里所谓的“人心”不是别的，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素。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也就是说“人心”的本性在于仁。因此冯友兰说：“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要素，人之名之定义，亦即人之所以别于禽兽者也。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有人心。” 这一“人心”，外，它为亲爱、友善的人我相通之心 ；内，则为“自觉不昧” 的道德人格之心。在这里，“人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最内在的本质，它同时也涵括了人之所以爱人的内在根据。“人心”的本性在于仁，它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人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反求自省以成就完美人格的道德自觉。因此，“人心”不仅具有善的本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的、自觉自律的主体能动性。
　　上古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严格意义的宗教，有的是一种代替宗教的世俗的思想观念与精神，这就是融教化和伦理为一体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道思想的宗旨皆以人之性善为本，讲求天心与人心的和合，以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为终极目标。这一理想的实现要求的便是尽人伦而心知性，尽心知性即知天。也就是说，求天心与人心之相合，必先自诚其意自正其心，信性之至善，知恶之外染，修身养性以达自我之完善与超越。故“中国人言道德修养不离自字。所谓自求，自得，自诚，自明，自知，自作主宰”⑧，概而言之，即自悟。也就是说，中国人把人类自己的道德心性修养代替了宗教。对此著名思想家钱穆先生也说：“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已落实到认人心为宇宙之核心，认己心为人类大共心之起点。……因此，只有中国人能把人类自己之道德心性修养来代替了宗教。”⑨这也就是说，“世道人心，实在便已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无此宗教，将使中国人失却其生活之意义与价值，而立刻要感到人生之空虚。”⑩这便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宗教信仰，一种伦理化、现世化了的宗教信仰，一种非宗教的宗教信仰。
　　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也曾寄托于佛，然而佛教最终与儒道相融合，佛教徒以儒道精神参佛，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及禅宗起讲的更是即心即佛，参佛全归于自参自悟，将道德精神贯注于宗教精神之中。因而，孕育于儒释道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终极理想，是“天人合一”，传统的基本信仰是“人性善”。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以至善为止境，讲究“天道慈而人道孝”[11]， 重责任与义务，重人类自己的道德心性修养。因此，与西方人自认罪孽深重，无力自救，必祈祷忏悔以求神的恩赐不一样，中国人则反求于己心，力求诚意正心，以个人为出发点，修身养性，“知天事天而与天合德”[12]。相信“必由各个人先求内心和谐，然后乃可企及于人类相互间之和谐；必由人类自身和谐，乃可企及于宇宙一切万物之大和谐。”[13]这一“人心自悟”的思想意识也深深地潜存在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表达方式，并体现于中国的古典小说之中。神魔小说《西游记》便是这一观念的形象阐释。
　　《西游记》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堪称为明末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之作。其创作主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就百回本《西游记》成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来看，恰恰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鼎盛之时，也即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文化思潮盛行之时，由此而论，早期的批评家就多以“心”论《西游记》，是有确实依据的。明人谢肇�就说：“《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14]清人张书绅也言：“《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西游》，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15]清人尤侗也以“心”谈《西游记》，说：《华严》“一切惟心造而已。后人有《西游记》者，殆《华严》之外篇也”。“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16]而后来鲁迅在谈到《西游记》的宗旨时，则引用了谢肇�的这几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西游记》)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说的……几经很足以说尽了”[17]。这里，谢肇�所说的心，即“心猿”之心，也即佛教所说的心性之心；张书绅说的心，既是《心经》之心，也是《大学》诚意正心之心，也即佛教心性之心，儒学心学之心；尤侗所说的心也是很清楚的，既是《华严》心法之心，又“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18]，也即以一心通三教，实则也是融摄了三教的心学之心。而无论是心性之心，抑或是心学之心，道学之心，这其实也就是“人心”。因此，《西游记》三教互渗而殊途同归于心[19]，实际上即是同归于“人心”。《西游记》实际上是以人心为旨归，通过“心猿”孙悟空的形象，通过“心猿”的“放心”、“定心”与“修心”，对人心之蒙昧与启悟进行形象的阐释。
　　《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即描述了鸿蒙之初孙悟空本然之人心的适意，这与《天路历程》开篇描述的在罪恶之城中背负着沉重包袱的“基督徒”所阐述的观念就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的思想，孙悟空从洪荒的山石中迸裂而出，是一个受天真地秀、感日精月华孕育所生的石猴，拥有的是一颗还未受外界污染的天地之心，自始即带有一种率性的纯真。只因外界的诱惑与影响，他的本然之人心才受私欲障碍，蒙昧之人心才主宰着他，使他成了一只人心散乱躁动的“心猿”。
　　小说里有不少回目用了“心猿”来指代孙悟空。所谓“心猿”，本是佛教用语，常用来比喻人心散动[20]。《大日经・住心品》分析六十种心相，其中之一即为“猿猴心”，谓躁动散乱之心如猿猴攀缘不定，不能专注一境。以“心猿”指称孙悟空，谓其修心炼性前人心蒙昧的状态，再合适不过了。菩提祖师给猴王起的名字是“悟空”，暗示他“打破顽空须悟空”，也即悟识无欲无我之空才能去除冥顽蒙昧的无知无明。然而悟空虽随菩提祖师学会了七十二变，学会了“筋斗云”，但并没有真正“悟空”，也就无法去除他的冥顽蒙昧。离开祖师的“灵台方寸山”，回到了花果山之后，悟空斩魔除妖，降龙伏虎，随着其“功绩”的显赫，他的欲念也开始渐渐生起。他向海龙王索兵器，要披挂，并打到冥界，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字一概勾掉，最后 “大闹天宫”，“欺天罔上思高位”，最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被压在了五行山下。
　　依据直接承继孟子思想并融摄了释道思想的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人皆有良知本心，“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21]，因此，“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22]。悟空人心原本自然纯真，只因无明而受外物迷惑，使其躁动散乱、放任不羁而已。因此，当如来佛将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正定，“存心、养心、求放心”，终使悟空开始摄心住性，向观音菩萨告悔：“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第八回)然而，这时悟空的省悟更多的还是在外力的约束下，仅仅只是人心的开启而已，真正对人心的悟识、“心猿归正”，却要在长期的修炼中，靠自我的悟识完成。小说所设置的孙悟空与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过程，即是修心炼性的历程。西天路上的种种磨难，除了妖魔鬼怪的阻挡和侵扰外，还有来自佛界、仙界、人界的神为与人为的烦恼和魔障。如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里，就是黎山老母与观音、普贤、文殊菩萨为考验取经人的意志，变成一母三女，以“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的三个美女和受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所设置的诱惑，目的即是要告诫他们“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难”(第二十三回)，由此而隐喻了这种种妖魔其实都是心魔，也正是第十三回里唐僧说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降妖就是降心，取经的历程就是正心降魔、“致良知”的历程。
　　与此回应，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孙悟空刚皈依佛门，首先打死的六个毛贼，“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这六个毛贼，正是《心经》中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出的“喜、怒、爱、思、忧、欲”“六欲”。直接隐喻了六贼出自人的心中。对此明人陈元之就说“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23]清人王韬也说：“所历三灾八难，无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于六贼；其足以制六贼者，一心而已。一切魔劫，由心生，即由心灭。此其全书之大旨也。”[24]悟空摄心住性，“心猿归正”，首先必须灭掉六贼，只有“六贼无踪”，才能心性清净，归依正道。而取经路上除魔，除的正是心中之魔。
　　小说在第十七回里，观音菩萨曾告诉悟空说：“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悟空当下顿悟，明了菩萨妖魔实即生于一心，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也即“天下无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则妖治”[25]。于是，取经路上，悟空一路除妖降魔，也即一路灭诸妄念，一路修心炼性，自悟人心，明心见性。因此，无欲无念的悟空一路皆能辨妖识魔、明真假善恶，不仅以其火眼金睛辨识，更以其清净之心观心。故而一路上其觉悟的境界甚至比唐僧还高。小说在第十九回、第三十二回、第四十三回、第八十五回、第九十三回里，多处描写了师徒一同听了乌巢禅师诵《多心经》，却只有悟空真正开悟，且悟空一路上不断启发唐僧的情节。对于乌巢禅师的心经，为何悟空解得，而唐僧解不得?为何悟空明心，而唐僧不明?为何悟空悟了空，而唐僧不悟?无非是小说作者要凸显“心猿归正”、心猿觉悟成佛，并借此表达人心觉悟，“求放心”“致良知”的旨意而已。
　　当初菩提祖师给猴王起名字叫“悟空”，暗示他须悟识无欲无我之空才能去除冥顽蒙昧的无知无明。其实“悟空”与除无明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当去除了冥顽蒙昧的无知无明，便也彻悟了无我之空境。这正是陈元之所说“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的道理。孙悟空由心猿放纵，到心猿归正，到明心见性，其觉悟的境界，便是在一次次除妖降魔、一次次修身正心中了悟的。西天取经一路上所遭遇的八十一难有许多相同的模式，给人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感觉。这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的出现以及周而复始的除妖降魔，正是人心中妄念的反复生起及周而复始的修心正心的象征，是一次次“收拾精神”[26]，把心中的私欲清除出去，将丧失了的人心收取回来的象征。由此，小说“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把孙悟空作为人心的幻象来刻画的”[27]，而悟空觉悟的历程，也正是“人心自悟”的历程。
　　
　　形而上的灵魂救赎与形而下的人心自悟
　　
　　《天路历程》对灵魂救赎的阐释与《西游记》对人心自悟的解读，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体系与儒释道文化体系之下对灵与心的不同追求，也显示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维特质。
　　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之下，人性之恶，使得人无力自救而必须信靠上帝的救赎，且救赎的终极意义，在于净化尘世中的罪孽，在上帝神圣的爱的感召下，进入来世至善至爱的崇高的境界，使个体的灵魂与神圣的精神实体合一，而获得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灵魂救赎”所体现的终极价值意义，是在上帝神圣的爱和信仰的启示下所实现的一种人性超越，或希望达到的一种人性超越，这是西方文化异于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
　　因此，在此文化背景下的西方小说家常常不以世间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人生与世间的各种关系、解释人的命运、评价人的善恶好坏，而是以一种形而上的体验，进行罪与忏悔的思考，对自我和人类的行为进行反思。《天路历程》所突显的正是这一文化特征。小说以灵魂救赎为旨归，以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视角，透过“基督徒”去天国寻求救赎的历程，思考的是人类的罪恶、信仰，以及忏悔赎罪、实现人性超越的问题。与此相对应，小说中的人名和地名也大都以各种抽象的概念和品质来指称，如“基督徒”“传道者”“顽固”“柔顺”“情欲”“形式主义”“虔诚”“贤慧”“仁爱”“忠信”，“艰难山”“屈辱谷”“死荫谷”“名利场”，等等。由此而突显出小说的超验性主旨，阐释了人类在上帝的圣爱中不断摆脱罪孽，净化灵魂、获得拯救，而实现人性超越，到达永恒的终极境界的过程。
　　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却有着质的区别。性恶论虽在先秦荀子的言语里出现，却从来没有占据中国哲学的主流。与之同时的孟子则对“人心”之善作了详尽的阐述。孟子的观点认为，“人心”的本性便是善，而且人的一切道德都出于“人心”良知良能的善本性。孟子之后到了宋明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人人都有知善知恶之心，人生来就有这种良知的本心思想，更强化了中国人“人心”本性为善的观念。从先秦孟子到宋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人心”本善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因此，“人心”具有一种自觉自悟的本性，这与基督教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基督教认为人是没有能力自我超越的，也不相信人可以自我超越。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中，一切都以上帝的意旨为归属，只有上帝在场，上帝的救赎，人才有可能脱离罪恶的深渊。在此文化体系之下，个体人格的生命是寻求上帝的救赎，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在上帝的恩赐。而“人心”所具有的内在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自在自觉自律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人个体人格的生命模式是追求人性的自救。因此中国人讲的是正心和修身，强调的是个人的自身修养。这是西方“灵魂”观念与中国“人心”观念的区别之一。其次，“人心”的本质含义是“仁”，是“孝悌”、是“爱人”，是亲爱、友善的人我相通之心，其终极的价值意义是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的，而非来世的神圣境界。因此，中国人所讲的正心、修身便也在现实世界形而下的体验中完善，而非形而上的超验追求。在此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古代作家，他们更为注重社会人生的世俗的反映，常常以一种世俗的视角关注社会与人生，赋予小说真实感性的现实精神。《西游记》中所表现的，正是这一异于西方文化的特质。且不说西天取经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仅就孙悟空西天取经路上除妖降魔，摄心住性，“心猿归正”而言，所阐释的正是这一形而下的现实体验。小说始终以“人心”为旨归，虽以神怪的形式表现，但却以世俗的视角，将各路神仙妖怪世俗化。即使最终的理想境界西天，也是现实世界中的一隅。因此，孙悟空由心猿放纵，到心猿归正，到明心见性，其觉悟的历程，皆体现了世俗“人心”的幻化，形象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心自悟的精神旨归。这与《天路历程》中所阐释的以灵魂救赎为旨归的精神特质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人关注的是灵魂，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西方人祈求的是神的救赎，中国人注重的是现世的自悟；西方人叩问的是个人的灵魂，中国人则在现世社会中去寻求人心的和谐。正是如此这样不同的文化心理因素，影响了中西方这两部小说寻求“天国之路”的不同的精神旨归。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庞希云，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
　　
　　① 《旧约・创世纪》，第3章，第5节。
　　② Saint Augustine.The Cijty of God， Vol.IV， Book XIV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335-339.
　　③ 《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④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02)， 37-38.
　　⑤ 《新约・马太福音》，第21章，第22节。
　　⑥ 《新约・罗马书》，第6章，第2-第19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 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些话说的正是上帝要凡因信称义的人，也因信成义，并成圣。
　　⑦ 麦吉尔主编：《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小说》(上卷)，王志远主编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2579页。
　　⑧[12] 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0页，第41页。
　　⑨[11] 钱穆：《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选自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7-第98页，第95页。
　　[10]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3] 钱穆：《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选自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2页。
　　[14] [明]谢肇�《五杂俎》卷十五，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14页。
　　[15] [清]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28页。
　　[16][18][25] (清)尤侗：《西游真诠序》，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17页，第218页，第217页。
　　[17]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97页。
　　[19]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20]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俗语佛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21][22]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与舒西美书》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页。
　　[23] [明]陈元之：《西游记序》，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12页。
　　[24] [清]王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71页。
　　[26]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语录下》，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55页。
　　[27]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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