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还是屈从] 屈从的意思
时间：2019-02-11 05:27: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巧女 恶媳妇 封建男权 文化根性 摘 要：《快嘴李翠莲记》历来被视为市民女性反抗封建现实对于女性的压迫的经典范本，本文通过李翠莲的“巧女”“恶媳妇”原型的分析，显示李翠莲“恶媳妇”的实质和塑造的过程，并揭示出她的反抗不过是对封建男权文化的忠实信奉和彻底执行而已。
“巧女故事”和“恶媳妇故事”在中国历史悠久且流传甚广。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就举出了875、876两个类型及875B5、875D、875D1、875D2、875F、876B*、876C*、876D*、879C*九个亚类型的“巧女/媳妇故事”，“恶媳妇”有901类型、901D*亚类型。①如此众多的类型和亚类型说明了在中华文化的深层以及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存在着“巧女”和“恶媳妇”两大原型。《快嘴李翠莲记》由宋元时期的中下层人民创作、说唱、流传，深受民间故事类型影响。这个著名的话本作品历来被视为市民女性反抗封建现实对于女性的压迫的经典范本，细考此文，笔者发现主人公李翠莲并非一个简单的妇女形象，不但是“巧女”和“恶媳妇”原型的有机融合，而且从文化根性来说，其反抗不过是对封建男权的忠实信奉和彻底执行而已。
一、“巧女”原型
为善良青年做饭的田螺姑娘(中国民间故事)、病中补孔雀裘的晴雯(《红楼梦》)、贤惠能干的拉姆齐太太(《到灯塔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巧女”比比皆是。丁乃通所归纳的巧女、巧媳妇的“巧”是通过解难题、猜谜等特殊情境来表现的。《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巧女”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说书人的总体概述――“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李翠莲自己的描述――“女儿不是夸伶俐，从小生得有志气。纺得纱，绩得苎，能裁、能补、能绣刺；做得粗，整得细，三茶、六饭一时备；推得磨，捣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到晚来，能仔细，大门关了小门闭；刷尽锅儿掩橱柜，前后收拾自用意。铺了床，伸开被，点上灯，请婆睡，叫声安置进房内”，“不是奴家牙齿痒，挑描刺绣能绩纺。大裁小剪我都会，浆洗缝联不说谎。劈柴挑水与庖厨，就有蚕儿也会养。我今年小正当时，眼明手快精神爽”，其“巧”主要指擅长日常家务。
二、“恶媳妇”原型
李翠莲心直口快，性格泼辣，以“恶媳妇”称呼李翠莲自然是说得较为严重，但李翠莲的言行至少是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准则。
首先是不尊重长辈。比如，当父母好意要求她“可收拾早睡休，明日须半夜起来打点”，她就反驳“后生家熬夜有精神”；当姨娘、舅母许诺五更来却未来时，李翠莲就要“赏他个漏风的巴掌当邀请”；当娶亲车马到门前时，李家要给赏，李翠莲竟对媒人说“这里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当媒人吩咐她“到公婆门首，千万不要开口”，这“开口”为不要说话之意，后到夫家门口，让她“开口接饭”的“开口”为张开嘴之义，李翠莲就不顾这为多义词，也不去细细体会这上下文的关系，张嘴就骂：“老泼狗，老泼狗，叫我闭口又开口。……你又不曾吃早酒，嚼舌嚼黄胡张口。……莫怪我今骂得丑，真是白面老母狗”；当撒帐先生念诗赋(旧时结婚的一种仪式)“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时，李翠莲的反应是“跳起身来，摸着一条面杖，将先生夹腰两面杖”；当婆婆出来教训她时，她也毫不示弱地反击婆婆为“老蠢”。
其次，中国人是谦谦君子，讲究中庸之道，但李翠莲的性格非常极端，动辄以死相胁。当母亲因婆婆的告状责备她时，李翠莲就“寻条绳儿只一吊，这条性命问他要”；当妯娌施氏出言不逊时，李翠莲反击“我若有些长和短，阎罗殿前也不放过”；当小姑子劝婆婆要管教时，李翠莲威胁“若是婆婆打杀我，活捉你去见阎王”；当婆婆责备之，李翠莲撒泼“我若有些长和短，不怕婆婆不偿命”；当公公大怒，教训她时，李翠莲应道“公婆不必苦憎嫌，十分不然休了罢”。公婆要休她，丈夫张狼“心有不舍之意”，“张虎并妻俱劝员外道：‘且从容教训’”时，李翠莲十分决绝：“公休怨，婆休怨，伯伯姆姆都休劝。丈夫不必苦留恋，大家各自寻方便。……手印缝中七个字：‘永不相逢不见面。’恩爱绝，情意断，多写几个弘誓愿。鬼门关上若相逢，别转了脸儿不厮见。”而且李翠莲也不见得就是“诸般好了，只是口快”而已，当她拜祖宗时，就希望夫家“不上三年之内，死得一家干净，家财都是我掌管，那时翠莲快活几年”，心地相当狠毒。
李翠莲被休，自认为委屈，“不曾殴公婆，不曾骂亲眷，不曾欺丈夫，不曾打良善……”这些表白都不确切。在文本中，她对公婆并不客气，还骂了大伯、妯娌、小姑、媒婆等人。新婚之夜，李翠莲告戒丈夫“若还恼了我心儿，连你一顿赶出去”，她要求丈夫“束着脚，拳着腿，合着眼儿闭着嘴。若还蹬着我些儿，那时你就是个死”，张狼被吓得“一夜不敢作声”。 撒帐先生因其依风俗撒帐就挨了打。当然，李翠莲“打先生、欺夫主、骂亲眷、毁公婆”的语言行为并非大错，但普通人的生活本来就是由小事组成的，李翠莲的“恶媳妇”形象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各种违反中国传统道德习俗的小事建立起来的。
三、反抗背后的“屈从”
由上，李翠莲的“巧女”形象是略写，侧重的是其“恶媳妇”的描绘，《快嘴李翠莲记》成为古代社会市井民众教训女子谨慎微言的范本。但解放后，对李翠莲这一人物的评价急剧上升，认为她是“一个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并在行动上毫不妥协的劳动妇女形象”②，这种评价与当时中国的语境有关。经过新文化运动，一些传统道德风俗作为封建礼教被打倒，长辈凭借自己的权威欺压晚辈被批判，如巴金的《家》对长辈扼杀青年人爱情、自由、生命的控诉，因此，李翠莲不尊重长辈就是敢于蔑视封建礼教；而对“中庸之道”的批判使李翠莲的极端性格成了“行为上毫不妥协”。一方面，当李翠莲作为“恶媳妇”的前提和参照物被完全颠倒时，“恶媳妇”的行为就成为“顽强个性和斗争精神，却使她一定要维护做人的起码言行自由、精神自由，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③，另一方面，“巧女”的勤劳聪慧又作为人物日常生活的侧面保留下来，李翠莲成为一个无可挑剔解放了的现代妇女。
但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李翠莲的盛誉并不符合文本自身，李翠莲并不是封建礼教的叛徒，更不是女性觉醒的典范。“她才是封建男权文化纯正的、忠诚的信奉者与维护者，她所要捍卫的并非个体的权利，而是封建男权文化的纯粹性的彻底贯彻与无条件地、全面地、完整地忠实执行。”④
当父母为李翠莲的“口快”发愁时，李翠莲却以夸奖夫婿来安慰之，“人人说道好女婿：有财、有宝、又豪贵；又聪明，又伶俐，双六、象棋通六艺；吟得诗，做得对，经商买卖诸般会”，一番赞美中，可曾提到个人感情之类的话语?李翠莲骂媒人，“信这虔婆弄死人!说我婆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杀牛、宰马、做茶饭，苏木、檀香做大门，绫罗缎匹无算数，猪羊牛马赶成群”，可见她不反对这门包办婚事，并不在于其“性格善良”，而主要是热衷富贵。“新婚之夜，她更对象征女性的无偿服务与无条件付出的对象――丈夫进行严厉的诘责”⑤，这种诘责也是以钱财为前提，并非以女性被压迫、被强加的诸多不合理义务为出发点，“行甚么财礼，下甚么茶?多少猪羊鸡鹅酒?甚么花红到我家?多少宝石金头面?几匹绫罗几匹纱?镯缠冠钗有几付?将甚插戴我奴家?”这与其说“诘责”，不如说是抱怨夫家给的财礼太少。在夫家受到责难时，李翠莲所表现的也非独立女性凭借自身才华能力的姿态(本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其顽强个性和斗争精神)，而是采用完全依附性――抬出父兄的方法，“等我满月回门去，到家告诉我哥哥。我哥性儿烈如火，那时交你认得我。巴掌拳头一齐上，着你旱地乌龟没处躲”，“我爷平素性儿强，不和你们善商量。……大小衙门齐下状，拿着银子无处使。任你家财万万贯，弄得你钱也无来人也死”。在《快嘴李翠莲记》的开头和结尾处，李翠莲一再表白“女儿不是夸伶俐，从小生得有志气”，“奴奴不是自夸奖，从小生来志气广”，但通观全文，李翠莲出嫁前的志气内涵不过是中国人传统的追求――夫妻美满、子孙满堂、家财万贯……(这些从她的拜祭祖先的祷词中明显表现出来)当李翠莲被休回娘家，不被家人同情和理解时，其志气只是“身披直裰挂葫芦，手中拿个大木鱼。白日沿门化饭吃，黄昏寺里称念佛祖念南无，吃斋把素用工夫”，遁入佛门，逃避现实而已。李翠莲的祷词中提到要“丈夫惧怕”，这不符合封建礼教对女子出嫁从夫的要求，似有反抗性，但撒帐先生一句“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却惹恼了李翠莲，她将先生“夹腰两面杖”，并骂“你娘的臭屁!你家老婆便是河东狮子”，可见她是非常反感“河东狮子吼”一词的。李翠莲想让丈夫惧怕又不愿戴上这个名号的矛盾心态和过激行为，正好印证了封建礼教和男权主义对她的影响极强。
四、文化深层的女性观
宋元话本小说主要以男性为创作者、听众，其文本内外的男性视点是显而易见的。李翠莲“对于身边发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每一件事情，她都意图传达出个人的意见。这种行为努力固然预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她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她所讲述的仍然是传统的、社会的、男权文化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⑥，她的“反抗实际是另一种服从而已”。作为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小市民，在面对随时都会降临的不幸时，他们没有应付之力，只有要求他们出言谨慎，以免祸从口出，所以作为男子，如《错斩崔宁》中，一时戏言，一位失去“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一位“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⑦，而《快嘴李翠莲记》把李翠莲这样一位市民女性不容于父母、兄嫂、公婆、丈夫的唯一原因归结为其“快嘴”、“口快如刀”，也正是对谨慎微言主题的重复。
李翠莲作为市民阶层的一位女性而“被描写、被同情、被赞美，正是宋元话本小说光辉的一面”⑧，但在正视其成绩的同时，不可脱离文本，只依照政治语境的变化随意地拔高之。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的“巧女”和“恶媳妇”两大原型，不但隐含着中国社会，尤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和定位，而且这种依附封建男权的文化根性在鲁迅的《离婚》(主人公爱姑)等后世作品中反复出现。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佳佳，文学硕士，浙江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讲师。
本文引用的《快嘴李翠莲记》的内容均来自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快嘴李翠莲记》一文。
① 参见丁乃通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②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24页-第125页。
③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25页。
④⑥ 马珏�：《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04页。
⑤ 马珏�：《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03页。
⑦ 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小说话本集(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70页。
⑧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