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知心 披文入情: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
时间：2019-02-11 05:32: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张孝祥前后期精神风貌的变化决定其词作题旨和情调的变化。读他后期的《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念奴娇・过洞庭》等词，与读他前期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词绝不相同，必须特别着意地论时知心、披文入情。
关键词：张孝祥 后期 心理 词篇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又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长期以来，在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成为人所公认的重要模式。然而必须看到，这种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批评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甚至处于欧风美雨袭来之当代仍然显示着固有的生命活力，则是因为其中存在有科学合理的基本内核，即作品与作者、与时世，读者与文本、与作意，都被视为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而且诸多因素之间又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组合关系，这就无论在学理内涵上，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赋予这种模式以极其广阔的拓展空间。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践中，既要自觉地把握其合理内核，又要充分利用其拓展空间，而切忌简单套用、机械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张孝祥《于湖词》，不仅要知其人，而且要知其全人，知其为人与人生的各个方面；不仅要论其世，而且要论世之影响，论时势影响与作者创作的多种关系。进一步说，我们读张孝祥不同时期的词作，就要了解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处境，把握他不同时期的心态和情绪。比如我们读他后期的《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念奴娇・过洞庭》等词，就与读他前期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词大不相同，必须特别地着意于论时知心，披文入情。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自进士及第之日起即满怀激情关注国事，不但以大量奏议为振兴国家出谋划策，而且一度参赞军事，直接投身抗战事业。他在此期间所作词也多为抗战卫国击剑高歌，如《水调歌头・送谢�之临安》：“好把文经武略，换取碧幢红旆，谈笑扫胡尘。”《木兰花慢・送张魏公》：“休遣沙场虏骑，尚余匹马空还。”《水调歌头・凯歌上刘恭父》：“君王自神武，一举朔庭空。”这些词篇无不雄放豪迈，气吞万里。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冬，听说采石大捷，他挥笔写成《水调歌头・和庞佑父》，词中“剪烛看吴钩”的豪情、“击楫誓中流”的壮志，动人心魄，令人鼓舞。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眼看北伐失利，朝廷议和，他在建康留守宴席上赋成《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忠愤激荡，悲慨淋漓，抗战首领张浚为之“流涕而起”，当场“罢席而入”。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张孝祥在短短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思想状况曾经有过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隆兴二年（１１６４）落职以后直至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去世之前的六年中。后期六年，张孝祥的精神风貌迥异于前期十年，基本丧失了原有的政治热情，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对于时局的积极干预和倾心投入。所以如此，原因复杂，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南宋政治极其险恶，“和战”矛盾错综复杂，致使张孝祥从政以来不断遭受打击，其中大者先后有三。第一次是绍兴二十九年，因被视为“汤思退之客”，劾以“奸不在卢杞下”，罢却中书舍人之职。第二次是隆兴二年，“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张安国传》），因为有碍和议活动，遂被宣谕使劾落建康留守之职。第三次是知静江府，领广南西路经略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宋史》本传）。在此旋进旋退、屡起屡仆的仕宦经历中，他的心灵备受挫伤，深感风云变幻，祸福无常，仕途崎岖，宦海可畏。如果说，张孝祥早期遭遇一些坎坷时，还能够高吟“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西江月・丹阳湖》），强自振作，坚持跋涉；那么屡历宦海浮沉而至后期，所谓“一叶扁舟谁念我，今日天涯飘泊。平楚南来，大江东去，处处风波恶”（《念奴娇・离思》），词人的精神风帆已为现实的惊涛骇浪所淹没。
张孝祥后期精神风貌的变化决定其词作题旨和情调的变化。
乾道元年（１１６５）七月至次年六月，张孝祥在静江府任上的所有吟咏，基本集中于一个主题即“思归”。早在赴任途中，他就盘算着自己的归期：“此行休问几时还，唯拟桂林佳处、过春残。”（《南歌子・过严关》）到任不久，时值中秋，他尽管说道“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却又因为“追忆去年游”，而不禁“搔首思悠悠”（《水调歌头・桂林中秋》）。此后他很快感到宦游生活凄清孤独令人厌倦：“老子婆娑成独冷，谁省？自挑寒�自添香。”（《定风波・铃索声干》）“一杯莫惜留连，我亦是天涯倦客。”（《柳梢青・饯别蒋德施粟子求诸公》）于是，他更为苦闷地低吟：“思归梦，天边鹄。游宦事，蕉中鹿。”并且径将“思归”二字在词题上赫然标出。（《满江红・思归寄柳州林守》）随着日月的流逝、时节的变换，他的离愁乡思益趋强烈，以至于离开桂林北还途中还不断抒写急切的归思：“落日闲云归意促，小倚蓬窗，写作思家曲。”（《蝶恋花・行湘阴》）。
《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就是张孝祥在桂林所作的一个名篇：
朔风吹雨，送凄凉天气，垂垂欲雪。万里南荒云雾满，弱水蓬莱相接。冻合龙冈，寒侵铜柱，碧海冰澌结。凭高一笑，问君何处炎热？家在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忆得年时貂帽暖，铁马千群观猎。狐兔成车，笙歌隐地，归踏层城月。持杯且醉，不须北望凄切。
曾有评论以为词所抒写的仍是志士气概、爱国情怀，认为词人“追忆少年豪兴，实与‘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同一气概”，认为“不须北望凄切”一句，“足见”词人“对恢复事业仍抱乐观”。这显然是一种牵强与误解，其失在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传统模式的操作过于简单，正可谓论世而疏于论时，知人而昧于知心，致使“以意逆志”变成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如果切实把握作者从政后期――尤其是桂林任上的内心世界，进而直面作品具体实际，潜心涵泳，披文入情，可见全词所写并未超越“思归”这一主题。词的上阕描绘南荒万里欲雪、天下无处不寒的“凄凉”时景，下阕抒写词人感叹时节移易而归期未至的“凄切”情绪。其中少年的追忆无疑是由对故乡的思念所引发，因为词中明明白白道着“家在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这种追忆中的“少年豪兴”，即使与“击楫誓中流”“同一气概”，可惜也都属于过去，而今已不复存在；着落于作者作词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忆起“少年豪兴”，论及志士气概，徒以激增作者的百倍感伤和无限凄切。由此不难理解，全词结句“持杯且醉，不须北望凄切”，正是愁思难遣而借酒浇愁之意。“不须北望凄切”看似劝人，实则慰己；所以需要劝慰，正因深感凄切；为解“北望凄切”之情，尚须“持杯且醉”之举――词人望乡思归如此，原本无关“恢复事业”，岂有“仍抱乐观”可言！如果将这首词和词人当时所作同调同韵的《念奴娇・再用韵呈朱丈》两相参照，词义就会更加明白。后一首词的末了几句竟是：“只要东归，归心入梦，梦泛寒江月。不因莼�，白头亲望真切。”词中顶针辞格的运用十分传神地表达出“归心”之切，这样如泣如诉的归思抒写真可谓叩人心扉，感人至深。
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六月，张孝祥因为罢职而离开桂林。此次罢职，情由不详。据《宋史》本传载，张孝祥知静江府，其实“治有声绩”，然而却“以言者罢”。既然如此，他的罢职当是蒙受了冤屈。不难想见，尽管他在桂林任上思归心切，但于蒙冤罢归却难免心添块垒未能释然。翻检他罢职还乡的数月之内所写作品，除了原有厌倦宦游的“思归”之急切，确又增添几许蒙冤去职的“罢归”之不平。诸如《罢归》《罢归呈同官》等篇，“罢归”二字一再用于诗题，而“酌我清尊，洗公孤愤”、“处处风波恶”的不平与怨叹也时见于词篇。当然他的苦闷并不完全在于这次蒙冤罢归，不过这次蒙冤罢归却如一阵狂风，将他以往郁积的愁怨翻卷起来，猛烈撞击着他的心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平，却又不愿直抒其不平；他失意，却又屑明言其失意；而是――如他在罢归途中所赋――每以不平之气，寓于旷达之语；多将失意之情，出为超脱之言。《水调歌头・泛湘江》“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两句，就集中体现出词人当时的心理特征及作品风貌。句中既是宦游生活厌倦情绪的发泄，又是蒙冤罢归苦闷心理的自宽；既有独善其身超然世外的人生意愿，更多自我调适恢复平衡的心理企求。
张孝祥最为后世传诵的杰作《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创作而成――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词人委屈郁闷之情存乎内，洞庭壮阔澄明之景接于外，幽情与奇景，相融成佳篇；于是词以上阕描绘洞庭中秋的特有景象，以下阕抒写词人此时此地的特有情怀。对张孝祥这首“最为杰特”之词，前人好评如潮。然而今天看来，诸多评论并未顾及词人此一时期的特殊经历和特殊心态，并未完全真切地感受词人此时此地的特有情怀，因而其中存在两种基本倾向。其一，知其“人”而不知“全人”，明于“彼时”而昧于“此时”――所以，清人宋翔凤《乐府余论》认为张孝祥所陈先立“自治”之策，可谓深知“恢复”之本计，从而以此认定词中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正是“亦惜朝廷难与畅陈此理”，这就直把所遇景色之“妙”认作政论之“妙”，径将所称读者之“君”释为朝廷之“君”，未免穿凿过甚、武断过甚！张孝祥前期积极参与政事，确曾上过《论先尽自治以为恢复札子》，然而屡经坎坷之后他对国事深感失望，罢归途中哪里还会虑及“受任之初”所持政论！论者竟以早年之政事附会后期之词义，难道不觉得过分牵强吗？其二，论其“词”而不论“全词”，强调“此意”而无视“彼意”――所以，宋人魏人翁称颂词人：“方其吸江斟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鹤山大全集》）清人王�运更推崇此词：“飘飘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湘绮楼词选》）他们都只着眼词人词心超脱旷达的一面，似乎全不在意词人词心另一方面的存在。其实，涵泳全词，披文入情，透过换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等语，我们可以窥见词人内心世界并不平静的一面。试想词人既然念及“岭海经年”，岂有绝不念及蒙冤罢职之理？“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两句，与其说是岭海任职“治有声绩”的作者自诩，不如说是岭海遭遇“以言者罢”的词人辩白。正是怀着自我辩白和企求解脱的心理，词人置身扁舟、稳泛沧浪，于天地面前敛衽倾诉，与世间万物敞怀共处，遂于不知不觉之间情由境移，胸襟之内那一片冰心，和皎洁的月色灵犀相通，与明净的湖光神志两契，于是“尽挹西江，细斟北斗”，物我交欢，兴味空前。情唯至此，词人完全陶醉于自然的怀抱，步入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方才能够“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什么功名富贵，什么荣辱得失，尽皆置之度外。可见下阕抒写情怀，内涵丰富，造诣不凡，以“应念岭海经年”起，至“不知今夕何夕”终，寥寥数语即形象地展现出由执我剖白到忘我超脱的心理跨越，尺幅之内则艺术地缩写了词人毕生由积极入世到超然出世的心路历程。由此回味上阕的写景，也就觉其神思独运、笔墨不俗。其中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既是景语也是情语，鲜明映衬下阕的“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等句，创设出心地与湖光交相辉映、“镜花水月，是二是一”的艺术境界，“自尔神采高骞，兴会洋溢”（黄蓼园《蓼园词选》）。由此可以进而看出，没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世外绝尘之景，也就没有“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的超凡绝俗之情。这一层关系，既体现着长调创作艺术情景相生的基本规律，更反映出士人寄情山水、超脱人生的基本规律。庄子认为，物我对立乃是人生烦恼与痛苦的根源，一旦消除这种对立，人即如释重负轻松愉快。《庄子・齐物论》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长嘘”是这种心情，词人这里“悠然心会”“扣舷独啸”也是这种心情；词中的“妙处难与君说”、“不知今夕何夕”，跟庄周梦蝶竟不知周也蝶也的神妙境界也极相似。要而言之，词人是在自然风物中得到了宽慰，在庄子哲学里获得了超脱。
张孝祥的精神世界以儒家为主导，但老庄避世思想、道教游仙之说对他却很有影响，当他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之时，当他旋进旋退、屡起屡仆之后，对他素有影响的老庄思想、神仙之说就成为他自我解脱、自我超化的心灵天桥。仍可以词为证：先前在赴任桂林途中，他见“仙人拍手，山头笑我，尘埃满袂”，还能“怅世情未了，匆匆又去”（《水龙吟・望九华山作》）。而现在桂林罢职归来，“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之际，他当即表示“挥手从兹去，翳凤更骖鸾。”当然，他并没有真个游仙出世，而是以此排遣愁思，超脱自己。“酌我清尊，洗公孤愤，来同一醉。待相将把袂，清都归路，骑鹤去、三千岁。”（《水龙吟・过浯溪》）若论到底，孤愤块垒醉亦难解，除去移情物外旷达自适，更有何法。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汪大白（１９４９－ ），安徽徽州人，黄山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山学院学报》主编。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出版专著有《藤蔓之论》《历史与智谋等》。
参考文献：
[１]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２]徐鹏．于湖居士文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３]宛繁灏．张孝祥和他的《于湖词》[Ｊ]．词学研究论文集[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