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识见 方为信史】 史才史学史识
时间：2019-02-11 05:3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它的“信史”特质，是本书重要的文本意义所在。在本书中，作家在对传记文学历史真实性的认识上，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剪裁取舍上，在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评论上，在对历史和生命历程中的偶然性和非逻辑性的重视上，均表现出了深刻的识见。这里的重要启示在于：一部传记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一部信史；而要成为一部信史，作家独具的深刻识见，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历史科学传记文学信史识见必要条件
《我与我的世界》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史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本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极具文本意义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从一九七三年在香港出版迄今，《我与我的世界》在读书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尤其是它所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一直受到推崇，这与近年来一些传记文学作品甫一问世，便聚讼纷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以为，对于《我与我的世界》的阅读学习，不仅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也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传记文学其“信史”的特质。因此，本文将在这一意义上展开论述。
关于传记文学，文学大师孙犁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传记文学首先应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我认为孙犁先生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既然传记文学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那么传记文学的著述，也应同其他历史科学著作的著述一样，必须首先强调其“信史”的特质。冯友兰先生精辟指出：“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就其第一个意义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历史家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写的历史。这是历史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 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由此可见，历史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为“本来的历史”，一为“写的历史”；传记文学就是“写的历史”， 传记文学既然是“写的历史”，那么传记文学首先就应该是“信史”。
一个传记文学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部信史，首先要具备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该也必须以独具的深刻识见，来驾驭自己所拥有的大量的真实历史材料。何为“识见”？识见就是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认识，或者也可说是一种睿智地对事物本质作出判断的能力。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传记文学的作者来说，这里的识见也可以称之为“史识”，即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高度洞察力。历史事实一旦成为了历史事实，它就不会改变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了；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来说，其后不断变化着的，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在同样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在同样拥有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有的认识比较地接近历史事实的本质，有的认识却偏离了历史事实的本质，这就是识见的有无和高下之别。识见通俗地讲也就是一种眼光，一种善于穿过驳杂的历史现象而抓住历史本质的眼光。有没有这种眼光，对于传记文学的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眼光，对于观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说，就不能辨别局部和整体，支流和主流，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一般性和事物的特殊性，就不能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形成本质上的认识。因而这样的传记文学还不能称之为信史，只能是历史材料的罗列而已。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传记文学，对于读者的误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远甚于“伪史”，因为“伪史”的假，是人为地歪曲历史事实，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辨明的，但这种没有或者缺乏识见的“信史”，则主要的是以种种非本质的真实模糊了人们对于本质真实的认识。这样的所谓“信史”，准确地说，应区别于“伪史”而称之为“假史”。而“假史”的“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比之于“伪史”的“假”，辨别起来要困难得多。因此，只有当作家以深刻的识见透视他所拥有的历史材料，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真实中抽象出单纯朴素的本质真实的时候，传记文学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信史。
《我与我的世界》就是一部独具深刻识见的传记文学作品。作家的深刻识见，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传记文学其历史真实性的明晰认识上。曹聚仁在本书开头的《代序：谈传记文学》中谈到，“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而曹先生最为推崇的是林崇镛的《林则徐传》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其所以推崇这两本传记，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两本传记所表现出的人物的历史真实。如曹先生认为《亦云回忆》，“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黄膺白先生的奔赴艰危的经历，笔下无夸大虚饰之辞，而黄氏的精神人格跃然纸上” 等等。
曹聚仁非常喜爱法国当代著名的传记文学家莫罗亚（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在本书的代序中，他引用莫罗亚的话，表达了对于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莫罗亚说：“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的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曹聚仁先生说：“莫罗亚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传记作者，这番话也正是我所要说的一番话。”
阅读《我与我的世界》就可以清楚地感到，曹聚仁先生实践了莫罗亚的观点，当他为笔下的人物画像时，首先强调的，便是人物的历史真实性。作家准确把握到了史笔和文学之笔的区别，行文叙事，以信为本，严格遵循历史真实，记言记行并重，大节细节并重，围绕冷静的客观描写抒发浓烈的主观情感，准确再现了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精神风貌。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是，作家的语言不文饰，不浮华，质朴流畅诚恳亲切，体现了传记文学语言的本色之美。
其次，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剪裁取舍上。通过阅读不难发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描述时，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和人物的精神特征的事实则取，反之则弃，这就是曹聚仁先生在叙述历史事实时的剪裁取舍标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是需要眼光的。
比如在本书《我与鲁迅》这一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和鲁迅相识那年，已经接近三十岁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做了七、八年大学教授，别人心目中，不把我当作青年人看待了。有人以为我和鲁迅闲谈，一定谈文论道，跟什么讲习会相似的。实际上，决非如此，我和他从来没谈过文论过道，和青年人的天真想法绝不相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相处得很不错。只有一回，那时黄侃先生在暨大教书，他是章太炎师的入室弟子，所以章师的《国故论衡》前面有他的序文。季刚自负甚高，他的散文，自以为一时无两。章师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他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平居闲谈的话，我就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天下滔滔，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语呢？
这一段确实只写了作者与鲁迅交往中的一件闲谈小事，但这件闲谈小事，却甚为深刻地反映了鲁迅的文章风格同魏晋文学的渊源关系，对于读者深入地了解鲁迅文风的本质特点大有裨益。曹先生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多，为什么几十年后回忆往昔，“平居闲谈的话”，曹先生要“随便”举这样一个例子呢？其实曹先生并没有随便，这是很富于眼光的剪裁取舍所致。
再如在本书《在上海生根》篇中曹聚仁写到了吴稚晖讲过的一个故事：
张三李四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张三住在楼下，李四住在楼上。一天晚上，附近起了大火了。张三惊醒过来，披衣下床，连忙高声叫李四：“李四，大火了，快点下来！”这时，张三听得楼板响，却不见人下楼。他又叫了：“李四，怎么啦！”李四回道：“我在穿袜子，还有一只没穿！”张三叹息道：“蠢材！逃命要紧，还穿什么袜子？”可是，老半天，仍不见李四下楼。张三又叫了，“怎么啦？”李四回道：“你不是说不要穿袜子吗！我正在脱那只袜子呀！”
这一故事是如此重要，以至曹先生在本书的另一处又再一次地加以强调，认为：“这故事，对我一生有着最深切的启发。”这个有着强烈寓言象征意义的故事，被曹先生两次剪裁进了书中，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读者从这里既看到了吴稚晖对曹聚仁的影响，更看到了曹聚仁先生的性格必然。我甚至以为，要想真正读懂曹聚仁先生和《我与我的世界》，读者就必须首先读懂这个对曹聚仁“一生有着最深切的启发”的、强烈暗示着某种本质真实的故事！
第三，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评论上。曹聚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作家和记者，活动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个领域，他一生有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他交游极广，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来往密切，因此他的这本书，不仅留下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经历，留下了文化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细节，而且最为精湛的，是他以纵横的笔力，为众多的历史文化人物，在时代的背景上，剪出了栩栩如生的影像，并在剪制的过程中，时时给予独到的人物品评。这些独到的人物评论，犹如乐曲中的华彩乐句，既自由洒脱，又精到深刻，既是作者阅历丰富的表现，也是作者对于人物深刻认识的结果。且看下面几个片断：
夏师不大写小说，可是写成了的那几篇，却都精莹可喜。他常说：“我看看别人的作品，总觉得不满意，等到自己来动笔，又写得并不好；我也是眼高手低笔疏呢！”这当作他的自谦也可以，即当作他的坦白自陈，也无不可。夏师的名山事业，本不在文艺创作呢！刘劭《人物志》，论人之品性，以中和为最可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我的师友之中，其性格多有所偏；求其中和平直，夏师庶几近之。与中和的人来往，初亦平平无奇；越到后来，越觉有意思。我和叶圣陶先生虽非深交，从旁冷观，叶氏亦是中和一流人；我们也不妨加上一个朱自清先生呢！
――《从夏�尊先生说起》
我知行无似，看人有个小规格：一，做事：“临难无苟免”，要有担当。二，自守：“临财无苟得”，穷得有志气。蒋梦麟先生，以北京大学校长地位，处在北平危城中，给日本军阀头子请到军部去，意在架到关外去。他坦然不疑，昂然不惧，三两语点破了日本军人的迷惘，立即从危难中平安回来。宋哲元对他暗示难于保护平安。他依然留在北平，无所畏怯。这是男子汉的气度。我还赞佩他昂然对吴稚老的抗争神情。稚老虽是我所敬佩的一人，但在国民党那政治染缸中，他不能不算是最大的坏蛋呢！后之，蒋氏奉命主持农复会工作，他在大西南后方眼见兵役工作的腐败实况，我相信看见这黑暗场面的，决不止梦麟先生一人，却又有谁肯向蒋主席去直言呢？他明知国防部高级将领一定会记恨寻仇的，却不计个人利害，把黑暗面揭开来了。我相信我所知道的或许比他更多一点，我又何曾敢于冒大不韪，挺身去揭破内情呢！我对朋友说到了梦麟先生，我说他“有种”。
――《谈蒋梦麟》
朱师初来一师任教的情况，我在《后四金刚》中说过了；他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熟的文艺作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一直站在前哨，成为进步的文艺战士。他是一个带着诗的气氛的散文家，也是一个平正质朴的文艺批评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在江苏扬州，矮矮的胖胖的，笃实忠厚；套一句老话，便是“人如其文”。……朱师的秀逸风格，在《背影》及《欧游杂记》中一直保留着。那篇记叙小品《背影》，选在中学国文教本里，早为年青人所熟读，不待我再来说了。有一回，几个国文教师在一处闲谈，忽然谈到有些美术性小品，在教者觉得颇够味，可是学生们的反应，却很冷淡；即如周作人的谈茶，便是一例。朱师的《背影》，中年人和青年人一样地感到兴趣，就因为朱师的风格是淡远的，而情怀则是温暖的，也为青年人所能体会得的。
――《〈背影〉作者朱自清》
这里的对于夏�尊先生中和之质的评论，对于蒋梦麟先生“临难无苟免”的评论，对于朱自清先生温暖情怀的评论，都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都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质。其他如书中的《白屋诗人刘大白》《〈世说新语〉中人物》《书记翩翩潘伯鹰》《诗人汪静之》《和平老人邵力子》《鲁迅与我》《我与鲁迅》《也谈郁达夫》《三个胖子的剪影》等篇，都是人物品藻的典范。
最后，深刻的识见，还特殊地表现在对历史和生命历程中的偶然性和非逻辑性的重视上。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先生描述了很多历史和生命历程中的偶然性和非逻辑性的东西。我想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认识：在历史和生命的进程中，偶然和必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偶然时时反映着必然；没有不被偶然反映的必然，也没有不反映必然的偶然。传记文学要反映事物的必然，就不能不重视那些强烈暗示着事物必然的偶然，换句话说，历史和生命的逻辑性，往往要通过历史和生命的非逻辑性表现出来。另外，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先生也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某些“纯粹的偶然”和“纯粹的非逻辑”对历史和人生的重大影响。这或许是《我与我的世界》对读者认识论上的重大启发。这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因为，从一个更高的层次讲，生命中充满了“纯粹的偶然”和“纯粹的非逻辑”，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一种历史和生命之必然。关于这一点，读一读本书中《霞的讴歌》《〈情书一束〉的故事》《也谈郁达夫》《我的梦想与梦境》等篇，自会了然于心。
《我与我的世界》已经问世三十余年了，由于《我与我的世界》是一部信史，这就为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解真实的人性，打开了一扇扇真实的窗户，如书中《五四运动来了》《一代政人沈仲九》《进了大观园的吴稚晖》《谈裘可桴》《和平老人邵力子》《文白论战史话》《望平街巡礼》《陈灵犀与〈社会日报〉》《申报・自由谈》《〈芒种〉与〈太白〉的时代》《〈论语〉与幽默》《大众语运动》《京派与海派》《前夜》等篇和前述诸篇，都使读者看到了不少拂去岁月烟尘后的历史真相和真实人性。这正是作为传记文学的《我与我的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
从文本的意义上，《我与我的世界》使我们认识到：传记文学首先应该是传记，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传记就是“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传记既然是“写的历史”，那么判断它好坏的首要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信史，如果是信史，它就能够比较完美地反映“本来的历史”，使读者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本来的历史”的真相；如果不是信史，它就歪曲了“本来的历史”，它就是“伪史”或“假史”，它就要把读者引入对于历史判断的歧途。因此我认为，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础，也是传记文学的灵魂，这里的真实不是指艺术真实，而是指历史真实。失去了历史真实的“传记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切记，传记文学的创作，应如孙犁所说：“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后求文艺家欣赏。” 一部传记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一部信史；而要成为一部信史，作家独具的深刻识见，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作者简介：来华强，男，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孙犁．澹定集[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 孙犁．关于传记文学的通讯[Ｎ]．北京：光明日报，１９８６．２．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