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精神的归宿:《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主题隐喻]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时间：2019-02-11 05:38: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主题理解众说纷纭，只有通过对作品主题设定策略的分析，从作品涉及的叙述视角和历史事件这两个主要问题出发，挖掘作品核心事件所表达的隐喻内涵，才能揭示出各核心事件的隐喻内涵所共同表达的历史精神主题。
关键词：主题 隐喻 叙述视角 政治象征 历史精神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世系”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讲述了一个南方贵族女子爱米丽毒死自己的爱人，然后伴其尸身在庄园中隐居四十余年的故事。作品叙述看似简单，但其主题向来众说纷纭。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作者对主题设定的各种策略有关，只有重新审视作者设定的叙述视角和政治事件隐喻的内涵，对表层事件进行重新描述，才能深入作品，揭示其主题的真正内核，即作品对人类历史精神的表达与赞叹。
一、叙述身份的隐喻
在《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故事的叙述者被确定为“我们”。从故事讲述的具体情形看，这里的“我们”是指杰斐逊镇的居民，这种身份让故事显得真实，因为他们是与爱米丽一起生活的“现实中人”。但也正是这种同住居民的身份，使作品事件变得令人怀疑，因为他们在故事中，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对爱米丽的生活猜测带有的主观情绪，让读者一直处于“听说”的状态之中。所以，为了理解作品的主题，读者不得不从叙述者的立场退出来，对作品营构的艺术世界进行颠覆，把杰斐逊镇居民所提供的故事重新整理，并以此为材料构造这个话语体系之外的新理解。
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这种新理解是比较困难的，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读者对爱米丽生活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这种障碍的来源大概有两种：一是读者对叙述主体“杰斐逊镇居民”的认识造成的，我们一般都相信剧中人的言行，而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猜测误导着我们；另一个则是作品中杰斐逊镇居民对爱米丽的认识形成的，对于爱米丽的生活，他们只是旁观者，并没有一个人能走进爱米丽的生活空间，更别提她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这是一个故事，是虚拟情境，作者只是为了表达作品的主题，才让“我们”出场。用“我们”的视角进行叙述，一方面意味着作品中所有对爱米丽的判断都是集体行为，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也顺便把读者直接拉进了作品，成为这个集体话语的成员之一，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使读者迷失在作品的表层事件中。所有这些设定，目的不过是悄悄把读者变成剧中人，让读者同样参与到这个叙述队伍中来，使作为读者的我们，与杰斐逊镇居民一样，成为这个故事的创造者和误解者。
在作品所有事件中，最主要的是爱米丽和荷默的故事，这是小说的隐藏线索。对两人关系的理解是认清爱米丽真实生活的关键，爱米丽的父亲则是外界认识两人关系的最大干扰因素。在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杰斐逊镇居民对爱米丽的父亲持有一种偏见，他们认为正是爱米丽的父亲造成了爱米丽生活的悲剧，他阻止女儿与任何男人接触，又把她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权力之内。事实上，在爱米丽的世界里，我们并没有见到所谓男权的压制与女权的挣扎。作品中对其父女生活情境的描绘只有几句话：“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要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①即便这样一幅图景，我们也无从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作品中可以被确认的各种理解，读者只能从有限的被杰斐逊镇居民讲述出来的爱米丽的生活事件中去寻找答案，所以读者自然会有这样一种疑问：我们对爱米丽的见解与判断都是真实的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想见作者设定这样一个叙述视角的目的，就是增加读者对爱米丽生活事件的直观感觉。然而，这种感觉是建立在杰斐逊镇居民的虚拟故事之上的，读者越是对爱米丽的生活感觉深刻，就越是被作品中的“我们”所同化，也就越忽略了她内心的真实精神世界。作者通过这一方法，用具体的叙述身份对作品主题进行了深刻的隐喻表达： “我们”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同时又遮蔽历史。读者所见到的一切事件，都是这个多重身份的“我们”传达出来的。
二、政治事件的隐喻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创作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难免会对这样的历史背景有所权衡和思考。然而，如果说作品只是以一个南方贵族女子的没落和一个北方男子的无辜牺牲去表达南北方政治关系的话，那么作品的力量也只能囿于当时的政治意义了。可对于后世读者而言，作品打动人心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向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在作品中，就人性和历史精神的传达而言，政治事件的出现或许只是个偶然。这一点在作品中可以通过荷默的身份得以证明。
荷默作为爱米丽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作品发展的重要行动元素。但无论是作品中的“我们”，以及由“我们”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态度中，都没有这个作为北方工头的黑人的位置。或许，他只是一种符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成为作品要表达的中心。因此，在这部作品中，虽然爱米丽谋杀了这个她心爱的人，但她所体现出的人性价值仍是正面的。也正是因为对荷默的忽略，才使读者循着一个相对单纯的线索去寻找爱米丽的精神世界，没有了荷默的干扰，对于作品可能涉及的南北战争的政治意义的理解就会少一些，因为作为南北方的代表（如果一定认为是政治意义上的代表的话），爱米丽与荷默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信息是不平等的，这种情况下，再沿着美国内战的背景去梳理相应的政治关系也必然显得极不合理。所以无论怎么看，南北战争都只是一个具体事件，如古斯塔夫・缪勒所言：“作为一个故事，我们从文字上是能理解的……但是这种理解的普遍意义并不是直接、明确地包含于形象本身。若从文字上看，它们甚至阻止这种寓言式的理解。只有通过否定形象的明显存在才能得到它。因此，它是一种隐藏在本身已变成了谎言的东西中的真理。”②这种谎言，在作品中就是所谓南北方的政治对立与这种背景下的爱米丽的生活。
我们还可以发现，爱米丽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生活。她的名字Emily与另一个词“Family”极为相似，作者所指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座精神的城堡。她所追寻的Homer则与“Home”密不可分，作者所指称的，是一所房子，一个港湾，一个现实的栖息之地。这样一种名称设定，总是给人以丰富的联想。物质的家园（荷默）被精神的家园（爱米丽）梦想追寻着又被其控制着。在爱米丽身上，体现着让人无法相信的精神力量。杰斐逊镇的居民之所以关注她，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因为在精神上并没有超越她，他们好奇并乐于探寻她的精神世界。他们纪念她，回想她，他们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以她为谈资并和她共享那段精神追寻的历程。除此以外，在作品中，他们的生活看不出任何意义。这一点在告别爱米丽的最终仪式上表达得尤为强烈。面对着已逝之人，杰斐逊镇的居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回忆中，自己曾经与这位南方女子共同度过的岁月，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光荣。这是爱米丽的悲剧所带来的崇高感，也是爱米丽的崇高给人们带来的悲剧感。
当爱米丽的生活成为历史，所有人似乎都对她的生活达成了谅解。作者用这样一种方法，展示出杰斐逊镇居民作为爱米丽生活观众的真实意图：杰斐逊镇居民并不是在坚持一种原则，而只是希望这个贵族身份的、桀骜不驯的女子的生活能有一个我们认同的原则，这是一种世俗对超越世俗的要求。这样，政治事件在作品的特定叙述之下，从单纯的历史描述转而成为对人物精神价值的讨论。政治事件仿佛一件笼罩在作品主题之外的薄纱，透过它读者才能看到南北方作为不同历史发展方向的精神要求，看到作品对人类历史的精神属性的深刻隐喻。
三、两个隐喻下的同一主题
因此，从叙述身份与政治事件的隐喻表达情况来看，作品描述的人物与事件，并不是作品表达的全部意义。作品的超越性在于，作品通过对特定时代下的人物与特定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了以文学视角对人类历史精神永恒性的赞叹。
这一共同主题在作品事件中的表现指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在作品中，“我们”的意志似乎完全左右着爱米丽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对爱米丽的同情也建立在我们设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但这一切也只是基于旁观者的猜测。如果说爱米丽的生活是一个悲剧，那这个结局的悲剧属性也是“我们”确定的，而非爱米丽本人。爱米丽从不缺少对生活的控制，她不像哈姆雷特那样对生活充满了无力的感受，她有坚强的意志，她可以用一种姿态一个眼神把“我们”这些关注她、干扰她的人从她的精神世界里驱逐出来。她也没有哈姆雷特的犹豫与迟疑，哈姆雷特的无力感来自他的内部，爱米丽却用自己的意志主导着所有事件的发展方向。
世俗与爱米丽的对抗完全不在爱米丽的设计之中，也不在她理想行进的途中，所以她采取一种“冷战”的方式进行自己的计划，无需辩解，不在乎猜测。当收税官与她进行谈话时，她仍然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她不是不交税，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不被干扰。“我们”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都只是见证或者更多是猜测这个故事的讲述人。如此看来，这种无力感完全不在爱米丽的身上，而在“我们”所代表的杰斐逊镇居民身上。作者把各种猜测和疑惑全交给了“我们”，却把最干脆的决定都放在了爱米丽身上。作者甚至还动用了人们对视觉的信任，把爱米丽的形貌做了一次全面的伪装，以增加“我们”种种猜测的所谓真实性。“小模小样，腰圆体胖”、“身架矮小”，像是“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一脸隆起的肥肉”、“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描述，把杰斐逊镇居民对爱米丽的情绪倾向鲜明地表达了出来。爱米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成为居民注视她的视角，那种注视可能出于迷恋或敌意、温柔或讥讽，但这种注视永远停留在了爱米丽那日渐变形的身体上，再没有人能从那圆球一样的身体中看到高贵与独立，这是身体与精神的背离，是“我们”所理解的意愿。作品迎合了“我们”的要求，它知道“我们”不喜欢爱米丽，“我们”也看不到爱米丽精神上的高贵，所以，要排斥她，首先要在能看得见的身体上发现可供“我们”评议的地方。这种身体的描述，更能使作品的真实意图被幻象包裹起来，“我们”把目光停留在爱米丽的身体上和日常生活中。而在另一面，爱米丽在精神上和日常生活中，则进行着“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另一系列的进程活动。所以，直到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刻，“我们”仍然只能想到这个可怜女人所独自承受的残忍变态的现实生活，而鲜有对其内心精神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为爱米丽的离去唏嘘感慨的时候，还没感觉到，这种感慨并不完全来自内心对一个女人另类人生遭遇的同情，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我们”对自身生活理想的反思。爱米丽在为其精神理想而斗争的时候，没有获得支持与理解，相反却遭到了抵制和破坏，当这种理想抗争已经成为历史，再不能出现在“我们”眼中的时候，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却都希望在那光荣的纪念碑里有我们的记忆。这种矛盾而挣扎的情绪才是“我们”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痛苦。这些隐喻在叙述身份和政治事件中的历史精神，正是作品表达的意旨所在。如同保罗・利科对隐喻的诗歌功能的理解一样，福克纳在这部作品中，也“试图以启发性的虚构这一拐弯抹角的方式重新描述现实”③。作品对爱米丽及其周围生活世界的描述和表达，都提示着读者要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重新梳理，如果作品只停留在事件本身的意义上，其最终也不过是一种象征，而不能获得哲学上的意味，同样不会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
由此见出，福克纳对主题的控制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想象，他以一种言词和结构上的隐喻，把主题从政治话语和种族观念中提取出来，使作品成为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伟大作品，所谓的“我们”和所谓的政治事件，只是遮蔽了我们判断的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已然成为历史的过去，而这过去“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性质；它的轮廓是明确，清晰和不变易的。否定而闪避的现在在它面前是毫无办法的；现在全是些窟窿，过去的事物，固定，不动，沉默，都溜过了它”，“现在并不存在，它只是变；一切都是过去的”④。纪念爱米丽，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精神的一种肯定，爱米丽身上体现的那种孤高、坚定和不可抗拒性，正是这种精神追求的最美之处。这是作品中“我们”深深怀念的精神家园，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为作品所深深感动的根源。我们乐于分享，并沉浸其中。
所以，当所谓南北方的观念在成为历史后，人们更习惯把这种历史当做人生的背景，忘却了政治意识而回归到人类生存本身的意义思考：我们追寻着精神世界的无限提升，又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彷徨挣扎；我们用历史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又在未来享受着历史中的现在。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普遍情绪，然而历史的真实性往往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政治事件蒙蔽了人类对历史真实的看法，历史却永远是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作为人类精神的归宿，它将最终成为人们回忆的一部分，这正是作品隐喻的深刻主题。
① [美]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7页。
② [美]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孙宜学、郭洪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③ [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④ [法]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西方隐喻范畴的美学内涵》，项目编号：11542268
作 者：相龙烽，美学硕士，齐齐哈尔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