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与宋元之交江西诗风的转变]江西宋元威
时间：2019-02-11 05:44: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宋末元初陈与义诗风和唐代诗人李贺诗风的流行是南方文坛值得关注的现象，评点大家刘辰翁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刘辰翁与江西诗派的亲和与背离中，可以管窥此时文坛风尚的转变及其在当时的号召地位。
关键词：宋末元初 刘辰翁 江西诗风 转变
一、刘辰翁在宋末元初文坛之地位与影响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宋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人)。他一生评点过55位唐宋诗歌大家的作品，开文学批评史评点方式之先河。其诗歌评点颇受时人好评，一代钜儒吴澄《大酉山白云集序》：“近年庐陵刘会孟，于诸家诗融液贯彻，评论造极。”刘辰翁为辛派词人后期的代表人物，也是元初诗坛巨子，影响所及成一时风尚，正如其子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言：“先生登第十五年……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郁郁者一泄之于诗。其盘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然场屋称文自先生而后，今古变化议论沉著，皆有味之言，至于今犹有遗者；师友学问自先生而后，知证之本心，溯之六经。辨濂洛而见洙泗，不但语录或问为已足，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固陋之习，虽发舒不畅而能震荡于一世之上如前闻人，而家有其书，人诵其言，隐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于以开将来而待有作。”当时文坛，诗人沉溺于江西、江湖晚唐陋习，刘辰翁则奋起救弊。其子刘将孙将他与韩愈反佛老、欧阳修反西昆相提并论，虽然有维护其父之嫌疑，但从“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固陋之习”，“家有其书，人诵其言”情况来看，足见刘辰翁在南方文坛中的执牛耳地位。元人欧阳玄亦认识到了刘辰翁在宋诗发展嬗变中的重要地位，《罗舜美诗序》云：“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宗少于黄，然诗亦小变。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校点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揭侯斯《吴清宁文集序》亦云：“庐陵为文献之邦，自欧阳公起而天下为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揭侯斯在此高度评价刘辰翁终止了江西诗派在南方文坛的延续，认为他对江西诗派的颠覆相当彻底。
宋末元初流传最广者当属李贺与陈与义的诗歌。元人程钜夫《严元德诗序》指出：“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故会孟谈诗，近世鲜能及之。……能如会孟之融会斯可矣，而犹必以养性情。”此段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刘辰翁的评点对李贺与陈与义诗歌的盛行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了刘辰翁改变并终止了江西诗风的继续流衍与传播。
李贺并非文学史上一流的诗人，但其产生的影响却丝毫不亚于一流诗人。在唐代即有一定影响的李贺诗歌，在宋末元初更是被广大文人所接受。正如胡震亨所云：“宋初诸子，多祖乐天；元末诗人，竟师长吉。”刘辰翁对李长吉歌诗的评点则为李贺诗在文人中的广泛接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刘将孙《刻李长吉诗序》日：
先君子须溪先生评诸家诗，最先长吉。盖乙亥避地山中，无以纾思寄怀，始有意留眼目。开后来，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尚恨书本白地狭，旁注不尽意，开示其微，使览者隅反神悟，不能细论也。自是传本四出，近年乃无不知读长吉诗，效昌谷诗。然类展转讹脱。剑江王庭光笃好雅尚，取善本校而刻之，寄声庐陵，俾识其端，亦所不可闻者莫能载也，何以为是编言哉!第每见举长吉诗教学者，谓其恩深语浓，故语适称而非刻画，无情无思之辞，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动天地泣鬼神者，故如此。又尝谓吾作《兴观集》最可发越动悟者在长吉诗。呜呼!姑著其常言之浅者于此，凡能读此诗者，必能解之矣。其万一有所征也。
刘辰翁评点李贺诗是借以“纾思寄怀”，常人以为幻怪荒诞的李贺诗，刘辰翁看来却是“思深语浓”，“语适称而非刻画”，并非“无情无思之辞，足以动天地泣鬼神”。这是以逸民心态为主导的“期待视野”的结果，是借前人之酒杯浇自己亡国灭家、惨创孤愤的心中块垒。因此其评点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也只有像刘辰翁那样身遭世变，经历过痛深创钜的评论家才能深刻地把握李贺诗遣词命意的奇崛险怪和幽冷艳丽的色彩中所蕴涵的深沉意蕴，这也是李贺诗何以引起文人广泛的共鸣并被普遍接受的原因。
陈与义为江西诗派后期代表作家，在南渡之前他对黄、陈的偏差尚无察觉与纠正，写了不少表现个人生活情趣的流连光景之作。南渡之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使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切的体会，诗风发生转变趋向沉郁悲壮。对陈与义诗歌的评价最早源于刘辰翁的评点，在《陈简斋诗序》中，他用形象的语言和比较的方法对简斋诗和其他几位著名的诗人作了整体评价，揭示了陈与义诗歌的特色：
荆公妥帖排再，时出经史，然体格如一。及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辞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尝谓晋人语言。使壹用为诗，皆当掩出古今，无它，真故也。世间用事之妙，韩淮阴所谓是在兵法。诸君未知之者，岂可以马尾而数、虫鱼而注哉!后山自谓黄出，理实胜黄。其陈言妙语，乃可称破万卷者，然外视枯槁，又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惟陈简斋以后山体用后山，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古称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简斋视陈、黄，节制亮无所及；则后山比简斋，刻削尚似，矜持未尽去也。此诗之至也。吾执鞭古人，岂敢叛去，独为简斋放言?或问：“宋诗，简斋至矣，毕竟比坡公如何?”曰：“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简斋诗集序》)
在此，刘辰翁通过对宋代几位著名诗人的比勘，明确指出陈与义诗是“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其诗学问胜过“晚唐体”、“江湖诗”，变化多于王安石，与黄庭坚、陈师道比较，没有“寡情少恩”与“枯槁”、“矜持”之弊。陈师道与陈与义相比，其不足是“刻削尚似，矜持未尽去也”。陈与义与苏轼相并而论则是“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而各有千秋。在刘辰翁看来，陈与义诗是在山谷、后上之上，为宋诗之至，能够与苏轼诗一比高低。其《陈简斋诗序》是对“江西诗”、“四灵诗”、“江湖诗”的一种总结、纠正和反拨，颇具卓识，宋元之交江西诗风的转变当在陈与义诗歌盛行之时。
二、刘辰翁与江西诗派的亲和与背离
有宋一代，江西为人文荟萃之地，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江西作家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朱熹云：“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特别是黄庭坚在名家林立的诗坛另立门户，在理论和创作上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立意”的前提下，于用事、造句、谋篇上发展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江西派诗人论诗喜欢奇险艰涩，以生新造奇为能事。黄庭坚二首《赠高子勉》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主张：“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刘辰翁一生都在江西度 过，受江西诗派的濡染涵泳最深，这对刘辰翁尚新求奇的文学观和创作上造意奇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辰翁谈诗论艺喜言奇，他认为奇崛之气新人耳目、振奋人心。在他的理解中，“奇”有着美或好的基本内涵，他的这种思想在《茶陵陈公俊汲古堂记》中有鲜明的表现：“吾之于古有不然，不然于众人之所然。”其《虚舟记》称赞罗士俊“出语英妙，有奇气”。《赵信之诗序》称其诗歌“用意奇崛”。《泰和胡氏族谱》高度肯定了胡文可其人其文：“其人狷狭多奇，尤喜赋新句，观其志，要有所树立，不欲苟附借于人。”《心田记》热情地肯定了章贵安，他说：“新安章贵安……气概伟然，其文浩荡奇崛，诗又深古，多兴托……皆吾所不敢望。”刘辰翁之所以最先评点李贺诗，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李贺诗独特奇崛的艺术风格，“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评李长吉诗》)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中，刘辰翁评点了130多首李贺诗，批以“奇怪”、“奇隽”、“浑浑语奇”、“奇语”、“甚奇”、“奇异”、“峭异”、“奇崛”、“奇绝”、“凡语转奇”、“不随人后”、“独取不经人道者”、“字字不随人后”等评语的共有30多处。在对其他作家的诗歌评语中，也经常使用“奇”这一术语，体现出他赏新奇、重变化的文学观念。与江西派诗人诗论不同的是，刘辰翁则认为这种奇来自于对自然界中阴阳变化的哲学认识：
阴阳之气行乎山川，与日月合。其变化诡特，起伏盘礴……游于万物之表，则不足以识其奇而以为怪。(《灵威庙记》)
可见，刘辰翁所谓的奇崛，并非故意于艰涩其心，怪诞其貌，而是出于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的需要，是“莫非理势之自然”(《龙须禅寺记》)的必然结果。他在《答刘伯英书》中，明确地批评了刘伯英为文有意好奇而趋于怪异的不良倾向，他以书法为例，作了解释和说明：
自书学以来，钟、王眉目可喜，何尝颠倒横竖，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为，于字体则谬，于经传则乖，不知何所取也。
他认为独特的风貌不在于刻意为求奇，而应以明白自然地表达真情感受作为创作的根本。故他又说：“文章之髓岂在险艰，呐呐而又不能道，岂不亦可笑哉!”(《题王生学诗》)
江西派诗人论诗强调“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做诗，退之做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者，正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对此刘辰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及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辞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刘辰翁认为江西派诗人的不足就是缺少性情，“趋晚唐者乏气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刘辰翁崇尚真情，主张文学应真率自然，反对矫情伪饰，他在《古愚铭》与《曾季章家集序》中说：
几今之人，日诈而已。色庄吐纳，形垢文洮。咨尔后嗣。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贵情真。
《诗》自小夫贱隶，兴寄深厚，后来作者，必不能及。(《曾季章家集序》)
在刘辰翁看来，《诗经》中的民歌尽管出自小夫贱隶，但感情真率，任性而为，读者见到的是一颗诚实之心：小夫贱隶虽然文化修养上比不上士大夫，但他们的诗歌具有艺术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内师其心而外道真情。为文而造情，装腔作势的“色庄吐纳”而“形垢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刘辰翁很是看重那些“竭人情之所欲言，穷事势之所必至”(《答刘英伯书》)的自然之作。
江西派诗人深受杜甫苦吟和炼字的影响，如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为务，陈师道闭门索句，永嘉四灵、江湖诗人以贾岛、姚和为师法对象，更加注重对字句的锤炼。对此，刘辰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耳，虽极疏憨朴野，至理碍词亵，而识者常有以得其情焉。……荆轲、项羽临歧决绝之辞，出于不择；《大风》之歌，一发有英气，比《秋风》视草远矣。彼旬锻月炼，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欧阳甥植诗序》)
不事雕琢的即事之作，虽然“疏憨朴野”、“理碍词亵”，但这仅是白璧微瑕，不妨碍其整体之美。荆轲、项羽、刘邦的文学修养远远不及汉武帝刘彻，但刘邦的《大风歌》要高于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原因就在于《大风歌》出于无心，韵致天成，天真本色而兴致宛然；《秋风辞》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并非是真情的自然喷发，因诗情缺乏兴寄，故情致品格落于下风。“彼旬锻月炼，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文犹乐也，若累字换句，读之如断弦失谱，或急不暇舂容，或缓不得收敛，胸中尝有咽咽不自喧者，何为听之哉!”(《答刘英伯书》)刘辰翁论诗提倡不用雕琢，不赞成那些以学问为诗而缺乏真实情感的非自然之作；对人工雕饰之作，他也提出了批评和忠告。
江西派诗人提出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核心是让人模仿古人，如惠洪所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刘辰翁对此不以为然，说：“俗矣!即同言同意，愈近愈不近，诗至是难言耳。”(《陈生诗序》)刘辰翁认为诗人只有增加人生阅历，诗歌创作的灵感才会源源不断。“渎书外大有事，古人为学，自孝悌日用、宾客应对，以至山川离合、战功次第、古今胜败、风云变态、日星度数、间里兴废，灿然如在其目，其闲居广览，必求高山旷野；舒怀发愤，至或求异代陈迹、战场故垒、荒丘亡国……其踌躇仿佛，收拾形势，想其胸次，如剑干星奕布阵，往往藉是以骋。”(《极高明楼记》)
对江西派诗人的“以文为诗”，刘克庄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注，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言，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耳，非诗也。”刘辰翁对这些破体现象持圆观通变的态度，在《简斋诗集序》曾高度评价王安石诗歌：“荆公妥帖排界，时出经史，然体格如一。”他肯定宋诗另辟蹊径，改变唐诗的创新作法，认为宋人的以文入诗，形成了有别于唐诗、属于自己的风神面目和气象风味，提高了诗的格调，扩大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文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文人可兼作诗人，而诗人不得兼作文人。他曾经高度评价老杜以散文笔法入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明正德四年云根书屋刻本《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卷十九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子美以诗为散语，故意多词促，此序引张颠草书，隐映颇达情态，非公不闻此妙。”在《赵仲仁诗序》中，他比较了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
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 诗局局焉、靡靡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施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
在此，刘辰翁对刘克庄批评“以文为诗”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诗中无文是诗的缺陷，诗有时需靠散文的语言来表达诗所不能表达的思想，“以文为诗”最具表现力，开创了诗歌艺术的新领域。文人之诗以古文为根基，能够兼擅古近体诗，更利于自由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这样可使文学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韩愈、苏轼之诗之所以能够“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就在于他们以文为诗。而诗人之诗则局限于对仗、格律，约束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抒发。可见，如果只知诗人之诗为诗，而不知文人之诗也是诗，那是目光短浅的传统偏见，它会把诗歌引向“局局焉、靡靡焉”的逼仄之地，而无法获得新的发展。以文入诗，就意味着是一种创造或革新，不同文体的融合，往往会给文体带来新的生命力，促进了文学形式和布局的变化，使文学史保持在不断革新、不断改造的自我生产状态中。正如钱锤书先生所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日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词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钱锺书对刘辰翁的评点不甚满意，说“南宋刘辰翁评诗，寻章摘旬，小道恐泥”，但对《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所表现出的推崇文人之诗和强调文对诗的积极影响却十分称赏。刘辰翁论以文为诗，不同于《后山诗话》等死守疆域，持比较通脱的态度，因此钱锺书说其“颇能眼光出牛背上”。
刘辰翁对以文入诗的认识，在唐宋诗之争中率先填补了唐宋诗的艺术鸿沟，也得到了后人的积极响应，其子刘将孙在《从孙千林小草序》中曾说：“昔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之门以诗若文进者众矣。”
刘辰翁对唐宋诸家诗歌的评点，尊唐而不贬宋，他批评本朝诗“趋晚唐者乏气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宋贞士罗沧洲先生诗序》)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艰险诗风，他认为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情实感：“柳子厚、黄鲁直说文最上，行文最涩。”(《答刘英伯书》)对晚唐体和江湖诗派，他认为二者之失在于过分地“和易如流”与“不可庄语”，“诗至晚唐已厌，及近年江湖又厌。谓其和易如流，殆不可庄语，而学问为无用也”。在创作中，他以晚唐、江湖为鉴，“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从刘辰翁的诗学观念和主张中可以认为他是对唐宋诗的美学风格做了调和与包容，他在终止江西派诗风的同时，也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指出了向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