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唐书》“大历十才子”传记重构过程中体现的观念变革】新唐书杜甫传记
时间：2019-02-11 05:45: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并没有改变对初盛唐时期文人传记的采纳格局，只是相应地改变了入传者的次序安排和书写方式。而对于中唐文人的相应调整则变化很大，对文人集团的认定更为严谨。“大历十才子”这一提法在《旧唐书》中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他们甚至没有获得附传的资格，而仅仅只是在子辈传记中被述及；《新唐书》则将他们纳入“文艺传”中，“大历十才子”作为一个专有诗群出现，传记则以卢纶为中心直接引出。“大历十才子”被作为一个书写单元纳入“文学”专门的区域进行处理，虽然在文字的数量上未必增加多少，然而确立了明确的书写中心，对文人群体的重视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新唐书》大历十才子传记书写观念变革
在传记的处理原则上，《旧唐书》以实录材料加以本时代之理念评价为原则，将人物分类并不细致，更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新唐书》则是以当下的文学观进行了相关的处理，正如《进唐书表》所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落实在文学观上，以“古文”理论作为评价依据来增补传文，这占据了中唐文学家传记的主导方面。体派意识，唱和作品的关注，师道观念也都在行文和排位中有所表现。我们就以两《唐书》对于“大历十才子”传记的处理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相关之问题。
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并没有改变对初盛唐时期文人传记的采纳格局，只是相应地改变了入传者的次序安排和书写方式。而对于中唐文人的相应调整则变化很大，对文人集团的认定更为严谨，如韩愈的传记后面所附的同流中人就减去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这样就体现了北宋时期特有的文学观念，又将中唐诗人进行体派上的划分，注重整体效应。随着对人传者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在传记文本的构成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正如《进唐书表》中所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总体上看确实如此。“事”“增于前”自然会带来“文”“省于旧”的结果。可是，有时候，以“文”“省于旧”的原则来处理传文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使原本流畅生动的文字变得索然无味。以《旧唐书》的安排方式和书写方式为参考，《新唐书》对相应的传记在位置安排、传文内容、采文倾向上都进行了“事”和“文”两个方面的处理，我们就以两《唐书》对“大历十才子”的处理方式作为例子，来比较一下两《唐唐书》各自的观照方式和书写方式。
对于“大历十才子”，《旧唐书》并没有将他们以文学团体的形式集中立传，而是以子辈传记中附载的方式叙及的，如《旧唐书》卷163“李虞仲传”则写到李端：
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橼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书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
《新唐书》关于李端的传记则要简省得多：
端，赵州人。始，郭暧尚升平公主，主贤明有才思，尤招纳士，故端等多从暧游。暧尝进官，大集客，端赋诗最工，钱起曰：“素为之，请用起姓。”端立现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赐帛百。后移疾江南，终杭州司马。
《新唐书》此传，事并未“增于前”，而文则确“省于旧”。这样看起来更符合传记作为“古文”的写法，可是兴味全无。《旧唐书》在叙及“宴集”之雅事用笔最多，言语间富有情趣，诗人间的斗艺、赋诗之场景如在目前。而《新唐书》一改，则仅成一段叙述文字。
关于卢纶的传记，《旧唐书》同卷“卢简辞传”中以其父而附载的，传文相当详尽，首叙传主生平事迹，云：
父纶，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有重，凡所延碎，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会缙得罪，坐累。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建中初，为昭应令。朱�之乱，成宁王浑碱充京城西面副元帅，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荐纶于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
这段话在叙述之中突出了卢纶以诗名得仕进之过程，以王缙、唐德宗对卢纶之知赏为主线。随后言及诗歌创作，传云：
初，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至贞元末，钱、李诸公凋落，纶尝为《怀旧诗》五十韵，叙其事日……纶之才思，皆此类也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这段话首先肯定了以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的五言诗创作，而后采摭卢纶《怀旧诗》并序，其目的在于彰显他们在当时诗坛的影响，也借助卢纶的品评指出“大历十才子”各自的创作风格，卢纶的才华也得以展现。这个诗人群体在“共赋瑶台雪，同观金谷笙”的过程中完成应和唱酬。最后以唐文宗对卢纶诗的重视，作品之结集收尾。如此重视卢纶却没有为之单独立传，主要原因自然是采自国史实录，而不是史臣的刻意安排。而《新唐书》以卢纶为中心将“大历十才子”纳入“文艺传”则是刻意而又合理的安排。对“卢纶传”的改写在内容上则变化很大，对卢纶的仕宦生活进行大幅删改，删去卢纶在朱�之乱中的仕宦情况，删去吉中孚对卢纶的举荐而增加元载以文举荐卢纶一事。在所叙述卢纶文学成就的一段，删去《旧唐书》采摭的《怀旧诗》，增加唐宪宗命人收集卢纶诗集一事。而在涉及对十才子的整体文学评价时并没有着意用墨，只是说他们“皆能诗齐名”，更没有提及他们擅长的五言诗。
二
《旧唐书》卷168有“钱徽传”亦是这种写法，提及其父钱起，传云：
父起，天宝十年登进士第。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啤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啤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大历中，与韩�、李端口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起位终尚书郎。
“大历十才子”这一提法在《旧唐书》中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他们甚至没有获得 附传的资格，而仅仅只是在子辈传记巾被述及，既分散开来也没有彰显他们作为文人群体的集团作用。《旧唐书》在某个人传记中也将他们视为一个群体来书写，却并没有重视他们，为他们单独立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李端的传文只提及四人，即李端、韩�、钱起、卢纶。卢纶的文以其引出十才子，但是在具体人数上存在差异，传文共提及十一人，即卢纶、钱起、韩�、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李端等人，在诗序中又提及畅当、夏候审二人。也就是说，“大历十才子”究竟是哪十个人都没有明确下来。在文本内容上，《旧唐书》重点叙及诗人与“贵游之门”的关系和他们作品产生的“宴集”情境，尤其是与郭暖、王缙之关系。《新唐书》则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交际中心集中书写，他们自然就成为京城文化的精英分子。钱起的传文只提及三人，即钱起、韩�、李端。《新唐书》则将他们纳入“文艺传”中，“大历十才子”作为一个专有诗群出现。传记则以卢纶为巾心直接引出钱起、韩翎、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候审、李端等十人。不过，以卢纶为中心，对其他诗人的介绍详略不等。《旧唐书》并无韩�、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等人传记，《新唐书》补之，虽然简略，亦多有益处。关于韩�述及其字号、籍贯、人幕过程和官职，吉中孚仅仅述其籍贯和官职，司空曙述及字号、籍贯和官职，苗发述及父名和官职，崔峒、耿漳、夏候审则仅仅述及官职。通过我们上面的比较，以钱起、李端的传记书写来看，《新唐书》还不如《旧唐书》详细而有文采。《新唐书》尽管将“大历十才子”在文艺传中以群体形式列出，实质上还是以卢纶为中心以附传的方式引出其他诗人。
不过，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说：“然纪传为式，编年企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故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在对传主人选和归属的具体的处理方式上，《新唐书》也有随意之处。如《旧唐书》卷137有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的传记，《新唐书》则统一移入“文艺传”中。赵翼《廿二史刮记》卷16“新书改编各传”条说：“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于公异、李善、李贺皆在列传，《新唐书》改入《文苑》，以其优于词学也。”尽管都是“优于词学”，但是个体差异还是较为明显，我们不妨对传文进行分析。《旧唐书》引史臣的话，为这些文人写有赞语，云：
史臣曰：文学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贞元之间，如徐浩、赵涓诸公，可谓一时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闻，邵说以僭侈失，于公异、吕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赞曰：名以才显，才兼德尊。徐、赵、刘、李，厥声远闻。邵、于、吕、郑，其名久存。不乏全德，愧于后人。
《新唐书》移入之后，对传文本身进行了相应的增删补写，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于邵、崔元翰、于公异皆是因为陆贽的原因未能展示其才，仅以文人身份立身“文艺传”。而李益作为诗人本身的转播效应被大大降低了，如将录自李肇《国史补》中的一段话，即：“‘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删去。将《旧唐书》所云：“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改为“尝与济诗，语怨望”，亦略去诗句。《新唐书》对《旧唐书》引诗的大量删除显然存在着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淡漠态度，或者反对在史书中引诗的做法。将既有的对传主文学才能的叙写进行删减后从“文苑传”移出本身就体现了《新唐书》与《旧唐书》在文学史观上的不同。在宋祁看来，以一篇作品或者个别作品名噪的文人还不能算是文学家，个人品质有问题的文人即使有成就也不一定能被列入“文艺传”之中。这样看来，“大历十才子”作为一个诗人群体在宋祁的眼里具有一定的分量，被作为一个书写单元纳入“文学”专门的区域进行处理，虽然在文字的数量上未必增加多少，然而确立了明确的书写中心，对文人群体的重视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胡应麟在比较《史》《汉》风格时说过一段话：“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理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简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如果我们不过多地考虑司马迁和班固的影响力，将这段话来比较两《唐书》的叙事取向，就会发现同样具有有效性。《新唐书》在改变《旧唐书》之“芜蔓”的同时也使得叙事效果甚至事实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矫枉过正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