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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昭的文学创作与儒家思想] 班昭

    时间:2019-02-12 05:32: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班昭 文学创作 儒学思想   摘 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探究班昭的文学创作与其儒学思想的关系,结论认为:班昭以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她以经世致用的儒学观念为指导,在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使其文学创作发挥了匡救时弊、宣传政教的重大作用。
      
      汉代建立以后,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①经学真正得到确立和全面发展,并迅速趋于繁盛。在儒学独尊的年代里,班氏家族不仅熟读儒家经典,并用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属于儒学世家。据《汉书》《后汉书》记载,班婕妤不仅“诵《诗》及《窃窕》《德象》《女师》之篇”,而且“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又曾入金华殿讲《尚书》《论语》;班嗣修习儒学;班昭的父兄均为儒学大师。在家族背景的影响下,班昭自幼接触儒学,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儒家思想深厚而长久地积淀在她的内心世界。在社会和家庭氛围影响下,班昭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社会,并从内心深处认可了儒家思想,将之化作一种自觉的行动,她积极地思考现实,关心政治。综观班昭现存的文学作品,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她对现实政治的关心,自始至终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思想与儒家完全一致。她被时人尊称为“曹大家”,被后人称为“儒林女圣”。
      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后“世叔早卒”,她没有再嫁,这一忠贞守节行为是对提倡名节的儒学价值观的认同,因而被赞为“有节行法度”。班昭不仅将这种思想付诸于日常的言行举止中,而且还忠诚地按照儒家经典对子女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并希望他人也能以儒学教条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
      作为邓太后的幕僚,班昭经常出入宫中,对宫廷和外戚专权之事了然于心,每位女主因权力斗争的得势或失势,她们的家族也因之而或起或落,要么权势熏天,要么抄家灭族,甚至整个国家也因此陷入混乱,日益衰败。班昭的兄长班固就因外戚窦宪一案受到牵连,冤死狱中。因此班昭在《女诫》“夫妇”篇中的“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实在是有感而发。当权的太后由于才色受宠,而逐渐走向权力的巅峰,因此班昭强调女性:“不必才明绝异,不必辩口利辞,不必颜色美丽,不必工巧夺人”,而是要求其“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懂得并做到敬顺之道。在《女诫》中,班昭不仅将“三从四德”系统化、理论化,而且她把“卑弱”放在篇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女性天生卑弱的道理,并由此证明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必要。
      对于文学的政治、社会功用,《诗大序》提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因此,古代的儒士多被赋予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辅助君主实现仁政的历史责任。如王充的《论衡》虽以“疾虚妄”为宗旨,但他在《宣汉》《恢国》《须颂》等篇章中,对“汉不如周”的说法痛加驳斥,认为汉之功德过周远矣,应大颂特颂。由此可知,要求颂美汉朝功德,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主流。
      班昭对君主的礼赞主要表现在她的赋体文学之中,如《大雀赋》。和帝永元十三年,“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此举属于朝贡。朝贡对汉朝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西域少数民族向汉廷朝贡大雀,传达了希望归附汉朝的意愿,他们希望成为汉朝的臣民,在政治上成为隶属关系。其次,与汉朝为敌多年的西域少数民族放弃争斗,愿意服从汉朝的管理,有力地维护了汉朝的统一,这本身即是汉朝强盛的表现。因此“诏令大家作赋”,《大雀赋》属于歌颂汉德的应诏之作。此赋首先交待了大雀的产地和种属。“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文中用“昆仑之灵丘”代指西域,用“凤皇之匹畴”介绍大雀是凤凰的同类,作为一种祥瑞之物,为下文歌颂汉德打下铺垫。大雀作为西域的象征,不远万里来到汉朝,这本身就是它愿意归附诚意的表示,也是汉朝强大吸引力的体现。此赋进而称赞帝王的恩德广布天下,使“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出现了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体现了班昭修大国之威仪而绥远怀柔的礼治思想。在汉代,维护中央政权,捍卫国家统一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义事业,班昭在文学作品中对这项事业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表现了赋家维护统一,期盼国家强盛的美好愿望。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除了对君主的歌颂之外,班昭还发扬了儒家的文艺“兴、观、群、怨”思想,将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并让文学对政治发挥作用,因此讽谏帝失是儒家思想在班昭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又一重点。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②邓骘作为邓太后外戚集团的后台和支柱,他的离去对邓太后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左膀右臂。而邓太后之所以不许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却未曾为邓骘本人做长远的考虑,眼光未免短浅。针对这一形势,面对邓太后的询问,班昭采用了委婉的劝谏之术。在《上邓太后疏》中,她将邓太后比作善于采纳建议的明主,并称赞邓骘的主动请归是一种谦让之举,堪比历史上的伯夷和太伯。接着班昭从反方面指出,如果邓骘不能及时抽身官场,将来“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以致身败名裂。在班昭正反两方面的劝谏之下,邓太后不得不采纳她的意见。因此范晔对班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盛赞她的远见卓识。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重民、爱民,以民为本。汉代的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因此这就要求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朝代里,统治者要做到施仁政于民。班昭虽然并未真正进入统治集团,但其特殊的身份却让她有足够的空间去展示自己的民本思想。如班昭在《异姓诸侯王表》中强烈痛斥秦朝的暴政:“秦既称帝……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钳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④秦朝统治者认为武器、儒家文化、外敌内患是威胁国家的根本,因此建国伊始就使用暴政,以使百姓顺从。此举完全颠倒了本末,忽略了百姓才是立国之本,因此失去了民心,致使它的迅速灭亡。班昭对秦朝灭亡教训的总结,也是希望当今统治者能够汲取教训,对百姓施行仁政,做到以民为本。
      其次,班昭希望统治者要关心民情,以德教民。和帝永元七年,班昭随子曹成赴任陈留郡长垣长一职。她把所思所感熔铸为《东征赋》。在长垣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到处的荆棘丛生,满目的荒凉,唤醒了班昭内心深处对仁政的渴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子路和蘧伯玉作为施行仁爱德政的代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子路当年在卫国的勇敢和义气传颂至今。贤能的蘧瑗的坟地也被蒲城的百姓尊重。因此她要求曹成在任职期间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勉励他向先贤学习,施仁义道德于民,再次体现了班昭的民本思想。
      出生于史学世家的班昭,奉帝命参与了《汉书》的撰写,并完成了八表。其中的《古今人表》集中体现了班昭的儒学思想。
      首先,班昭划分的标准基本上完全依据孔子的判断。《古今人表》记载了从上古到秦朝的人物。她把所有的人物分为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九类。而这样分类的依据则来自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如:“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以致颜师古曰:“盖班氏自述所表先圣后仁及智愚之次,皆依于孔子者也。”
      其次,在上上圣人一表中,班昭共列了伏羲、神农、黄帝、唐尧、周公、孔子等十四位人物。这些人物,除了孔子之外,其他都是儒家所推尊的古代圣君。只有孔子虽是一介儒士,但他却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置身于上上圣人之列,和尧、舜、禹这些圣君地位相当。而孔子的弟子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排在上等。这样的排列彰显了儒学先师孔子在班昭心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是她尊圣贤精神的体现。
      同时儒学思想对班昭艺术个性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儒家经义立意,旨在经世致用
      因为对《论语》《尚书》《周易》《礼记》《诗经》等的熟读,班昭善于援引儒家思想立意。如其《女诫》倡导“男尊女卑”,女子守贞等依据的就是《诗经》《礼记》等所蕴含的儒家伦理观。
      2.语言整饬醇雅,雍容含蓄
      《诗经》作为班昭必学的儒家经典之作,她继承并发扬了《诗经》“国风”、“小雅”的反映现实、抒发情怀的现实主义精神,学习其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收到了言简意繁、委婉含蓄的效果。班昭的文学创作,虽然文体多样,隐含的读者各异,但无论是议论时政,抑或教导家人,她的语言都温文尔雅,形成了典雅的文风。
      3.熔铸经典,博采文辞
      对儒家经典颇为熟谙的班昭在其文学作品中多有引经据典之处。如其《东征赋》中的“其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分别化用了《论语》中的“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周易》中的“履道坦坦”和《荀子》的“君子博学深谋, 身端行,以俟其时”。其《为兄超求代疏》中使用了“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赵母、卫姬先请之贷”的典故。这样不仅使表达更为丰富,加深了文章的内涵,而且也使作品呈现出典雅醇厚的风格。
      
      作者简介:金璐璐,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页。
      ②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5页。
      ③ 阎振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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