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过后归于沉寂【从沉寂到喧嚣】
时间：2019-02-12 05:39: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张爱玲 《色，戒》 分析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自1945年以后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解放后，由于创作环境、个人心境等原因，张爱玲的小说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点，表现在对政治题材、政治话语的接近，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勉强的，张爱玲最终的坚持和执著铸成了《色，戒》几近传奇般的历程。
一、两个三十年的沉寂与喧嚣
《色，戒》于1950年在上海创作，1978年4月在香港发表，这期间，张爱玲“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①，可见张爱玲对这部小说钟爱有加。小说发表之初，香港的域外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的文章，文章认为《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字――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以免成为盛名之瑕了”②，对于这种评论，张爱玲少有地以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给予了高调反驳，更显现了她对这部作品维护的决心。
有意味的是，1978年以后，有关张爱玲作品的研究逐渐在大陆掀起了热潮，但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张爱玲热中，《色，戒》并没有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特别的关注，直到2007年，在《色，戒》问世三十年后，著名导演李安将其拍成电影并获得成功，才使《色，戒》在文坛刮起了一阵解读旋风，人们对《色，戒》的关注甚至成为2007年中国文坛的一个事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评说，这不能不说是张爱玲小说创造的又一个传奇。
《色，戒》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几个抱有爱国热情的大学生演剧社成员，为了除掉大汉奸易某，由王佳芝承担了用色相引诱易某的任务，在与易某交往的过程中，王佳芝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化过程，最后在诱杀活动即将成功的紧急关头，王佳芝突然改变了主意，放走了易某，结果包括王佳芝在内的所有同伴反被易某毫不留情地一网打尽。
这个故事的框架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做基础，1939年12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郑苹如、丁默 事件”，张爱玲以此为据，并对其进行了艺术改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造是张爱玲在王佳芝和易某的身上寄托了她与胡兰成的一段生死恋情，这使得原本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在情感的笼罩之下变得暧昧、朦胧起来，张爱玲对男女之间情感的描写也因为掺入了自己的切实感受，而与其以往冷漠地描写男女小人物情感纠葛的作品相比有了诸多不同的特点。
由于《色，戒》在创作之初就牵涉到了时代政治、作家情感等复杂的背景，又由于《色，戒》经历了大跨度的时空变化，所以，当小说文本的《色，戒》与电影文本的《色•戒》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人们一时间陷入了由张爱玲、李安、王佳芝、易先生、胡兰成、郑苹如、丁默 等组成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情感、真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含蓄与露骨等各种感受的混乱之中，实际上，这两个文本分别表现出了两代艺术家借同一个历史事件对人性的不同诠释，尽管电影导演李安声称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小说的原貌，但实际上所表达的审美趣味和取向还是多有不同。相比较而言，电影文本的《色•戒》凭借导演对人物的解读和认识，在人性表达上重点利用了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王佳芝与同伴之间的情欲及两性活动场面，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说对小说表现得很隐晦的东西进行了铺张扬厉的补充，因而获得了在大陆前所未有的惊世骇俗的视觉冲击力，也因此广泛调动了观众强烈的评说兴趣，很难说这样的处理没有市场、票房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在电影公开放映之前，该电影所做的种种宣传，已经将电影《色•戒》的市场化运作目的表现得很充分了，因此说其审美取向是与消费文化紧密相连的大众化取向应该不为过。而小说文本本身则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张爱玲凭借小人物的生活事件创造人性传奇故事的固有路线，情感表现得含蓄、矜持又不失魅力，在审美取向上是文人化的。
关于《色，戒》，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于电影文本的评说，而对小说文本的解读，特别是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角度对《色，戒》进行分析则略显不足，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补充。
二、与时代潮流相妥协的变化
与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相比，《色，戒》一改张爱玲过去对没落大家庭女性命运的执著关注，转而选择了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谋杀活动，写爱国青年的单纯和盲动，写大汉奸的荒淫和残酷，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偶然的吗？张爱玲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了什么样的思想变化。
《色，戒》是张爱玲1950年创作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自由撰稿人而留居上海的她和20世纪40年代大红大紫的小说家张爱玲有所不同，上海在5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氛围也与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的创作氛围迥然有异，这些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张爱玲的思想，从而影响到《色，戒》的创作。
从本性上讲，张爱玲对政治是相当隔膜的，她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知识分子。显赫的家庭背景，西方化的教育背景以及从母亲、姑姑那里受到的现代女性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的影响，等等，在张爱玲的思想性格中注入了孤傲、独立、自立、无拘无束等成分，在她的生活中，唯有文学的象牙塔是她安身立命之所，其他的一概漠不关心，对于政治更是不闻、不问、不写、不管，因此，张爱玲的朋友、上海老报人龚之方曾说她“没有政治头脑”，虽然偶尔也会冒出几句惊人之语，如“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③。但这些话并不表明她对时代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只是一种感叹而已。
这样一个对政治很不敏感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却写了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而且是在“郑苹如、丁默 事件”发生十一年之后，除了因为与胡兰成分手（1947年），张爱玲要借此事件在小说中祭奠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氛围和文坛创作倾向，使张爱玲的创作有了转变，转变的信号就是她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思想和言行，《色，戒》正是这一时期这种思想状态下产生的作品，与《色，戒》先后创作的还有《十八春》（1950年）和《小艾》（1951年），通观这两部作品，我们发现同样具有这样的变化，而且变化还相当明显，比如，在《十八春》中，有“蒋匪帮”之类的词语频繁出现；还有对“国民党罪恶统治”的揭露；有小说人物沈世钧“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这样的告白；还有主要人物都聚集到东北，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光明尾巴等，这说明，张爱玲小说创作上的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时代特征的必然改变。
与小说中细腻传神的人物心理刻画相比，这些政治色彩鲜明的文字显得生硬而突兀，就像张爱玲所做的转变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张爱玲的这种转变的确不应该视为其思想上真正的变化，而应看作是张爱玲为了在上海文坛继续立足所做的有限的让步。
在张爱玲处于创作顶峰时期的1944年，著名左翼文艺批评家傅雷曾经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对她的小说《连环套》提出过批评，认为她的这部小说题材过于褊狭，没能够将其高明的写作技巧与有意义的故事、深刻的人生观结合起来，当时的张爱玲也进行了反驳，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这样表白自己的创作：“‘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我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④。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反驳傅雷，坚持描写小人物的悲欢情爱，而不去描写有意义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孤岛可以让张爱玲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描写虚幻的人生故事，咀嚼其中荒凉的人生况味，这些故事作为文化沙漠上一个个精巧的小摆件成为孤岛时期人们寂寞心灵的安慰，使她赢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也坚定了她我行我素的信念。
而仅仅是六年之后，上海不再是原来的上海，张爱玲也不再是原来的张爱玲。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指导下，上海的文艺创作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摆在包括张爱玲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在此期间，她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参加了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土改的活动等，这些社会活动，不能说对张爱玲没有触动，但也不可能使她发生根本的思想改变，张爱玲感受到了轰轰烈烈的时代氛围，更清晰地看到了她原来执意坚持的创作道路实际上在此时的上海已经无路可走，曾经作为汉奸家属使她的处境比较尴尬，作为无党无派的自由撰稿人，她的经济来源又难以保障，政治上一向模糊，可以说当时的张爱玲在艰难地观望、寻求，她没有家庭的扶持，没有组织的帮助，更失去了发展的土壤，为了生存，为了文章能够顺利发表，她审时度势，理智地选择了改变。她开始尽量使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话语方式，尽量选择具有政治意义的题材，连人物的对话听起来也比较革命，这就形成了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一种新特色，“左”得不自然，但却固执地坚持着。
三、在情感与理性间徘徊的坚持与选择
《色，戒》虽然染上了这样的革命底色，但是张爱玲在其中倾情表现的是另一种情怀，在灭奸反特的故事框架之下，讲述了一个与革命关系不大的悲情故事。她与胡兰成的一段爱恨情仇，使她颇低迷了一段时期，也使她对情感有了新的感悟。为了祭奠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张爱玲在不同的小说中都有所演绎，《色，戒》是其中之一。我们无法知道《色，戒》20世纪50年代的初稿是怎样的状况，现在看到的小说已经过了作者无数次的修改，相信这些修改和小说《十八春》到《半生缘》的修改一样，作者尽量去掉了其中的革命色彩，恢复了张爱玲小说原本的创作信仰，我们所看到的《色•戒》，除了几个小青年凭借爱国激情毫不专业地诱杀汉奸易先生而最终失败的故事框架之外，没有更多的政治内容。看得出，张爱玲在小说中也并没有着力表现革命和政治，她想通过王佳芝恍惚间爱上易先生最后导致被枪杀这一结局，来表现女人一时的对爱的冲动，女人为了爱而导致的一系列超常反映是张爱玲把握女人人性特点的固有模式，正如她在《惘然记》中所说的那样：“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里似乎有用王佳芝的行为表明自己对爱的态度以及夫子自道的意味，同时也借以表现女人在情感上复杂而不可预知的一面。
这样的小说在２０世纪50年代的上海注定不能被接受，即便是没有删掉小说中的革命内容，其中对爱国青年（王佳芝）爱上大汉奸（易先生）并在关键时刻放跑他的处理也有违基本的革命情感，不但不能被接受，还会因存在明显的思想问题而受到批判，张爱玲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又不愿放弃初衷，因此，她选择了沉默。《色，戒》完成后没有即刻发表，而是随着作者漂洋过海，辗转了近三十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戒》，是张爱玲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徘徊、选择的结果。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秀琳，文学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张爱玲：《〈惘然记〉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② 域外人：《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10月1日。
③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1992年版，第114页。
参考文献：
[1] 王 进：《末世视野的镜像“对照”――再论〈传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张爱玲典藏全集――1945年以后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3] 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4] 郭银星：《苍凉的信念――张爱玲后期文学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6年。
[5] 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