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读《汪�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
时间：2019-02-12 05:51: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汪隋唐史论稿》的问世，确实是史坛上的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其所以特别值得庆幸，理由有二：其一，个人久闻汪同志治隋唐史有年，成果不少，然而已发表者屈指可数，难解急切求读之情。这次《论稿》出版，虽犹不能满足欲睹汪同志成果全貌的宿愿，但总可以看到其中的大部分了。其二，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热心隋唐史的史学工作者广搜汪同志的遗稿，编缀成集，不仅为飨读者，亦为纪念死者的最有意义之举。我是在兴奋与沉痛相交织的心情下一口气读完这部著作的。
《论稿》是汪同志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是作者在治学中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见证，读后不仅为其中的精辟论证所吸引，而且为汪同志逐步走向革命的进取精神所感动。对《论稿》不敢妄加评论，在这里只写一点杂感性质的东西，略事介绍，亦借以表达个人对作者的缅怀之情。
解放前，汪同志在陈寅恪先生门下专攻隋唐史多年，无庸讳言，《论稿》中的很多文章是受陈先生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的影响而写成的，师徒相承之迹，跃然纸上。譬如陈先生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诺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例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很多复杂的政治斗争均与此有关。《论稿》承其余绪，并加以发挥，在《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及《唐室之克定关中》诸文中都明显而系统地贯穿着这一重要论点。再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达到了朴素辩证法的高度，力求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汪同志在《李密之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西凉李轨之兴亡》及《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等文中亦一再谈“连环性”、“连锁性”问题，一望而知是在《述论稿》的启发下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过人的优点之一，是观察问题目光敏锐，往往能从常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发现能说明重大现象的契机，这样写成的文章异常引人入胜，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见《寒柳堂集》)就是如此。汪同志确实也具有同样的优点，他在《西凉李轨之兴亡》一文中，首先揭示李轨起事时凉州之汉胡共同举兵以抗薛秦；接着指出最后执李轨之安氏兄弟系昭武九姓之裔，代表商胡利益；最终得出结论，李轨旨在割据河西，安修仁、安兴贵则渴望唐朝统一以通商业孔道，故两种势力发生冲突，宜其西凉之亡。经过这样的论证，确有发人所未发之处。对照《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与《西凉李轨之兴亡》一读，确实感到二文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陈寅恪先生治学谨严，每条史料都经过核校诸书方始引用，无一字一句苟且，此点素为后学所景仰。汪同志在这方面也继承了陈先生的学风，所用史料无不细加考校，从无信手拈来、滥事引用之处。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也是应当继续承袭的。总之，名师出高徒，读了《论稿》之后，确实感到汪同志不愧为陈门高足。
也应当看到，陈寅恪先生的某些欠缺或不足之处，在汪著《论稿》中也有所反映。陈先生看问题敏锐是其所长，但做得过了头就易于走向牵强附会，如他硬把陶潜《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离奇故事说成是实有的坞堡组织，就难以令人信服。种族(即民族)和文化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但陈先生把二者说成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就未见允当。汪同志把隋唐之际宫闱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斗争及其他一些重要历史事变都同“关陇本位政策”联系起来，就是受陈先生的影响而走向绝对化的反映。历史上的一些政争有不少是无谓的尔虞我诈之争，有些事件甚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用一个原则或原理解释一切，就未免有走极端之嫌。再如战马在古代战争中无疑是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汪同志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通过对各个战例的分析，最后好象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有马则胜，无马则败；骑多则胜，骑少则败。实际上，决定敌我双方此胜彼败的条件很多，这个问题很复杂，决不单纯取决于骑兵的有无或多少，甚至也不仅取决于经济力、军力的对比，各方的政治形势和情况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薛秦之亡，就与薛氏父子嗜杀成性、刻薄寡恩、统治残暴有关，而恰恰这一点在《论稿》诸文中被忽略了。在师生关系上，学生能做到就其师之长，弃其师之短，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汪同志在陈先生的影响下产生某些类似的欠缺，亦非常近乎情理。指出上述缺陷，旨在有利于摆正今天的师承关系，原无意于苛求汪同志。
《论稿》是著者毕生治隋唐史的心血结晶，也清楚地反映了汪同志在学术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陈、汪二位先生都亲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成长的历程，但他们的学术道路却判然有别，主要区别在于：陈先生在政治上热爱祖国，坚持留在大陆而不去国弃土，但在治学上，解放后却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文风一仍故我；汪同志却有所不同，他没有在导师的老圈子里故步自封，而是力求突破原来的藩篱，自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走向了一个新天地。这正是汪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
陈寅恪先生精于考证是素为大家所称道的，但不足之处是不择巨细，往往为考辨一些无足轻重的历史琐事而劳心费力。汪同志继承了陈先生严考谨辨的学风，但在解放后所写的一些考证文章中却明显地反映出，他在选题上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即首先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历史资料，而不肯在无谓而繁琐的问题上浪掷精力。如对隋代户口数增长的考证、隋唐时期田亩数及实际垦田数的考证，就是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一文虽然写竟于解放以前，恐怕也与他“在解放前曾参加过我党领导的进步的革命运动”(《论稿后记》)有密切的关系。
至于《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唐太宗》、《武则天》诸文，已经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及其作用，一望而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写成的。《论稿》的《附录》中还特别选入了一篇以题为《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的文章，更能集中地说明作者的兴奋点已经从统治集团的内争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来了。甚至象“玄武门之变”这样一些纯属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史实，《论稿》也能运用阶级观点指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和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决定着他们要争权夺利，从而也就决定着他们必然要尔虞我诈，以致互相残杀。”(页91)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汪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没有流于庸俗的贴标签方式，而是努力做到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譬如他在探讨隋末农民起义与“贞观之治”的关系时，一再强调这次起义不是爆发于一个衰朽的时代，恰恰是爆发于一个“号称富强的时期”，隋朝“由全盛而骤告覆亡”，对唐太宗来说是教训太深刻了。再如分析隋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时，也是具体研究了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泛泛地罗列一些剥削、压迫的史料就算了事。正因为如此，所以《论稿》中的某几篇文章不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论史结合得比较好。
旧的历史学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专门埋头于考证校刊，不肯从总体上考虑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规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部分人好作空泛的议论，却又缺乏具体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森林也是被歪曲了的形象。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是超迈古人的，他不但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无怪乎解放前读了陈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人，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遗憾的是，陈先生虽然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不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所以看不到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进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制约等等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看不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翁，而片面地把“种族”与“文化”错看成了最主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汪同志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以在解放后所写的几篇文章中，既进行过史实、史料的考订，又力求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高度分析隋唐之际的历史，可以说是既继承了陈先生的长处，又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回顾解放以来我国发表过的隋唐史论文，其中少数也存在两种偏向：重视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某些史学家往往忽视具体史料、史实的考证，文章显得不够扎实；热衷于考证的某些史学家往往忽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文章写得功力虽深，却缺乏高度。如果我们能够象陈寅恪先生那样，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阳光的照耀下不歪曲森林的形象，而能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则在隋唐史的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使这项工作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峰，是可计日而待的。
《论稿》的绝大部分篇幅集中在隋末和唐初的几个问题上，开天之际稍有涉及，至于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就很少论列了，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就这一历史时期而言，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二百年中社会经济、财政制度、阶级关系以及哲学、文学等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起义“均贫富”的新口号也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解放以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不独汪同志一人，大部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如关于隋末农民起义、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唐太宗、武则天的文章比较多；而唐代后期，除关于两税法、黄巢起义和党争等少数问题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章外，对其他很多重大问题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可见这不仅是《论稿》的一个缺陷，也是整个隋唐五代史领域中的短线。有志于治隋唐五代史的史学工作者，我建议不妨在这方面大显一下身手，在这二百年的史学阵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此外，《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集中讨论政治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中的内争，而对很多重要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尚付阙如。在经济史方面，除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证户数、田亩数及丝产地的分布外，也没有对生产关系多所探讨。这是本书的缺陷，也是目前隋唐史领域中的通病。回顾解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问题上，在面上没有展开。诸如隋唐时期的官制、行政地理、漕运、盐铁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我们的成果还显得远远不足。至于对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各种资料的研究，则不免落在其他国家敦煌学研究的后面。因此，我们不仅从纵的方面看存在短线，从横的方面看短线更多。针对上述情况，必须奋起努力，从纵横两方面都进行补课。
汪同志不肯故步自封而坚决走革命的学术道路，这种进取精神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论稿》的优点和长处，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迪；汪著的一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认真对待也能对自己有所裨益。相信《论稿》的面世必能使我国隋唐史的研究更前进一步。
(《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1.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