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4期【怎样阐释中国，如何文学批评】

　　主持： 　　汪 政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作协 　　 　　参加： 　　何 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晓 华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作协
　　傅元峰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 晖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贺仲明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三十年的道路以及文学批评存在的意义
　　
　　何 平：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去年年底，我在《文学报》就这个问题初步展开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之后有了一些回应。汪政先生觉得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从业人员确实有掂量一下这个问题的必要。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聊聊吧。应该说，有关文学批评的讨论在新时期的文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走向热点，其中心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型方法论向文学批评的横向移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再次讨论文学批评，经过社会的大转型，此时的文学批评队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作为职业的文学批评开始向“学院”撤退，于是出现了中国已有了“学院派”批评的判断，自然，论题也就集中到批评的“学理化”等学术规范问题上。学院派的讨论尚未停止，有关“批评的缺席”、“保卫批评”和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讨论又接踵而至。从这个简单明了的序列中我们明显地发现，批评家固然在努力寻找并确立现代批评的学科定位，为成熟批评学的建构而努力。但同时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当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日益学院化，其命运将是被学院体制格式化。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学批评都“大学学报体”，都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都权威、核心期刊，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疑问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普通读者还去阅读文学批评。我的直观印象是除了大学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和专业研究者，今天文学批评的普通读者肯定已经流失掉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批评的式微，与一些批评工作者预设的精英姿态不无关系，由于对“曲高”的强调，往往导致“和寡”的大众的疏离和冷落。当然导致文学批评式微的原因不只是“学院化”一端，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听听大家的想法。
　　汪 政：去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忆与纪念在各个领域展开，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我和晓华的文学批评虽然不能说与这三十年同步，但也差不太多，我是一九七九年开始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一开始评的是朦胧诗，参加了对舒婷诗歌的争鸣。看了许多人有关这三十年的讨论，真的有不少的感慨。当年的不少青年评论家现在都已人到中年，回首前尘，大有物是人非或物非人非的感觉。我看到程德培回忆当年的一个访谈，味道很丰富，他说：“活跃于八十年代批评界的我们无法预见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付出满腔热忱，几乎全部心智的‘文学事业’一头撞上了信息与媒介的礁石而变成无数的碎片，而另一头则不知不觉中进入体制与资本之网而难以脱身，当时的我们更不可能从更高批评和理论的层面上把握今日文学理论所发生的一切。记忆无法使我们重返八十年代，但八十年代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意义只有在经过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才得以显现，而这一部分却是当日在场的人们所难以看透的。”这里显然包含了许多难言的东西，也以借代的方式对三十年来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变化给出了概略的解释。而总体的观点无非说明了这种变化的巨大与始料未及。在许多人的眼里，八十年代确实是文学批评的好时光。
　　晓 华：变化太大了，刚才何平对这几十年的文学批评做了梳理，我和汪政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觉得这三十年的文学批评的变化大概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说：一是批评家的队伍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八十年代以前，批评家的主体存在于文联与作家协会，或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这些协会与机构所属的文学报刊编辑部。八十年代崛起的青年评论家大部分也都是作协与社科系统的，当然也有在大学的，不过看上去与前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到了九十年中后期，情况为之大变，批评家的队伍主要由大学教师来组成，许多原先在大学之外的批评家也纷纷进入了学院，而在学院之外仍从事文学批评的可谓少而又少，基本不成气象。第二是批评形态的变化。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批评文风，那就是感性与极度张扬的个性化，但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后，批评文风渐渐发生变化，这与批评队伍的位移当然有关系，但更与中国学术体制的变革，即何平说的学院化有关。第三是市场经济与批评伦理的转型。市场经济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以及它与读者的关系，它成了一种产品，同时也是一种消费品，因此，围绕它进行的批评活动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批评已经成为文学生产与文学流通的一个环节，而参与到文学作品市场化的进程之中，大到策划、宣传、推介，小到作品封套上批评家们片言只语的赞辞，无不飘动着市场的幽灵。文学研讨与文学评奖作为文学批评的两种制度化、规模化与社会化程度相当高的特殊形式更是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趋向，它们的目的与功能无不与作品的社会知名度进而与作品的品牌效应和商业价值相关切。交换关系已成为批评的潜规则，面对许多滥竽充数的作品，面对那些媚俗的只在乎市场价值的作品而不保持沉默已经是一个批评家难得的操守了。
　　傅元峰：我也说说批评者的身份变更和操守问题。三十年的文学批评已经有了年轮，有了代际。从八十年代“好时光”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快结束的今天，文学批评话语的代际特征越来越明显，传统越来越清楚，批评这个行当，也生成了权威，产生了权力。文学批评在不断新变的同时，生成了一些新症结。表面看来，文学批评是走向了“学院化”，但是，中国“学院”的体制和体系的色彩很浓厚。正是在学院化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突显，逐渐变成了学术资源控制权。学统的权力色彩增强、话语权和批评资源的争夺、制度层面的学术控制，诸如此类的批评弊端，在“学院派”批评家那里，不是减少了，而是强化了。三十年的文学批评，其生态格局依然恶劣。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批评者将如何摆脱权力惯性，在学术权力的侵蚀力量中维持学术自足，坚守自我价值立场，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大问题。当今，批评霸权已经体现为意识形态控制与学术话语权持有者的协作关系。这使得批评的文化根据外化为社会关系，并导致了批评激情的变异和萎缩。中国批评界缺乏对自身批评生态环境的深究。尽管思想的社会环境诉求并不绝对与思想生成有重要关系，但是，批评者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体认和思想进程关系密切。由于批评界普遍的家族控制特征和亲缘意识，生于六十年代的学人与五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前学人的关系具有相因相克的矛盾性。这使得六十年代人的学术隆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抑和遮蔽，其后亦然。我觉得，文学批评存在的意义，应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自身学术反思的。
　　汪 政：再有一个就是媒体、网络的兴盛与批评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对这一点人们看法很不一样，许多批评家都持否定的态度，其实要仔细分析。八十年代基本上还是传统媒体的一统天下，但到了九十年代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是报纸迅速膨胀，几乎到了一县一报，加上行业报刊以及早报、晚报，可以说是一个海量存在，后来虽然经过整顿，但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体量。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作用下，报纸的文化版面渐渐娱乐化，这使得文学批评的日渐版面缩小而趋于无，仅存的似是而非的版面也向大众文化的表达靠拢，这样，批评就不再需要职业批评家了，娱乐记者就可以，而且比你做得更好。而对文学批评带来更深影响或巨大冲击的是网络。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本质上改变了纸质媒体时代表达的方式，使得个人的公共表达不再困难，任何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对公众发表自己的观点。批评本来就是对文学发表观点，过去这个权利似乎只归批评家，现在，人人得而言之，于是，专业、职业直至权威受到了挑战和漠视，文学批评在互联网上成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相互的挑逗与激发甚至使之成为一场娱乐化的狂欢，这固然有助于文学批评的民主化，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对文学审美本体的消解，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互联网文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活动与产品在阐释上公共契约诞生的可能性。
　　王 晖：诸位讲得“面面俱到”，我快要失语了！文学批评在近三十年的演进如果不是风雷激荡，那也是大潮涌涌。我们都是亲历者，也是实践者。作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文学批评从古至今都是最活跃、最前沿的角色，对文学而言，我以为它的常态应该是观察的，也是批判的，更是推进的。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批评也发生了裂变，总的来讲，基本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这就是以作协文联系统批评者为主体的“专业的批评”、以高校教师和社科院系统学者为主体的“学院的批评”、以报刊记者为主体的“媒体的批评”，以及以网络民众为主体的“网络的批评”。我理解，批评的本意是“判断”、是“解释”、是“品鉴”，这包括各种当下的文学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应该以文本为中心。如果说，人是文学的出发点、连接点和归宿点，那么，文本就是批评的出发点、连接点和归宿点。检讨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我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专业的批评”是真正有活力、有魅力、有潜力的批评。我自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介入文学批评的，那时，全国知名的批评家大部分在作协文联系统，甚至还产生了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的“双打”批评家，像汪政与晓华、贺绍俊与潘凯雄、王干与费振钟、盛子潮与朱水涌等，他们基本在学院体制之外，但却是撬动文学复兴大潮的主力。灵动、敏锐、感性、文美是这种批评的个性，它具有传统审美批评的元素，当然也有时代印记。可惜“双打”批评现在基本作鸟兽散，唯有汪政晓华遗世而独立，看来还是夫妻批评家联盟牢靠啊！“学院的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批评的理论化。就像二十世纪的作家更多的是在考虑叙事技巧而不是故事本身一样，理论化的批评关心的其实也不再仅仅是具体的文本，而是批评本身，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范畴的限制或者指导之下分析文本。正像大家所说到的，这类批评在九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风头正劲。而它的功过是非也是完全可以开辟另一个话题的。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学院式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批评科学化的一个载体。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那就要有批评范式和批评共同体，以学科为组织的学院批评家刚好承担了这个使命。学院的批评有其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优长，但要力避走向“高头讲章”、八股与教条，因为批评毕竟与文学史研究的路径有所不同。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告诫，因为我们正深陷其中。至于“媒体的批评”和“网络的批评”，我觉得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产物，这是大众化批评和批评的大众化，也可以说是泛化批评和批评的泛化。就像审美渗透进日常生活一样，批评也正在普泛化。对前者而言，以获利为目的的功利性使批评异化，对后者而言，以全民参与为表征的狂欢化使批评复杂化，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注脚。我们需要审慎地对待这两种新兴的批评形态。
　　贺仲明：文学批评环境的改变与文学本身处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八十年代时文学多么辉煌，多么引人关注啊。可是现在，文学已经非常边缘化了。作家、作品都没人关注，何况文学批评？这很容易影响批评家的心态。一些批评家就变成圈子化，自娱自乐。一些人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反正现实就这样，我们能够怎么着呢？不能说有一定圈子色彩就完全不好。现代文学时期也有许多同人刊物，也就是一个个小圈子，做得很成功。在当前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圈子意识也包含有自我卫护的意思。但是，圈子也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不能违背大的准则。但是现在，很多圈子已经没有准则了，完全是私人意识，利益交换。古人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很多批评已经背离得很厉害了。还有一个现象，刚才王晖讲的，体制化对文学批评的损害。学术体制的规范化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现在的学术规范确实存在过于僵化、过于死板的缺陷。如一篇论文要多少条注释，多少参考文献。这是对批评个性套缰绳，也影响学者对批评的参与热情。新文学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李健吾，茅盾，胡风，何其芳，谁的批评文章有那么多注释和参考文献。但现在学院中的批评家就不能这样，必须“带着镣铐跳舞”。
　　
　　如何文学批评
　　
　　何 平：可以稍微变换一下提问的方法，思考一个普通读者为什么要读文学批评吗？我想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从文学批评这个渡船最终通向它所批评的文学；二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可以有着自身规定性的文体来阅读。而这两个问题无非是文学批评如何成为“文学”批评的问题。先说后者，在鲁迅、李健吾、沈从文、周作人等批评家纵横天下的那个所谓的现代文学，甚至是去之不远的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时至今日，今天我们还有多少批评家能写出他们那样“文学性”的文体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呢？文学批评失去公信，和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像远的如现代和近的如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那样拥有那么多独具才情、诗性也不缺少学问的文体家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
　　而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能够把读者渡到文学的彼岸吗？不要说普通读者了，最要命的是今天许多作家就对文学批评很不买账。从九十年代一些新生代作家和批评家的“断裂”，到今天，我们的批评家最清楚有多少作家已经和自己“断裂”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归咎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猫生猫宠”、“狗养狗惯”的心理在作怪。作家和批评家的“断裂”可以追溯的原因很多。从这里出发也可以把文学批评在今天存在意义的追问推向深入。这里，我只想说的是，当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多大程度能够进入到作家所经验和想象的世界，特别是当我们的批评家越来越学院化、书斋化，越来越远离文本的现场，今天的批评家还能够自信地说，我了解作家书写的世界吗？在把握所生活世界的能力上，我们时代的作家已经远远地把批评家甩在背后。事实上，像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余华《兄弟》中的“选美大赛”、阎连科《受活》中的“纪念堂”、艾伟的《越野赛跑》的“人马赛跑”，这些小说在驾驭东西方文学资源，洞悉近几十年中国经验，飞升腾起的文学想象上，已经显示出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但在对这些文学新经验的识别和命名上，我们的批评家常常囿于既定的文学惯例，而不能及时做出清晰的判断。殊不知，比起文学惯例，作家经验和现实真的是一日几变的“这世界变化快”。文学批评的判断固然需要建立在已有的文学惯例上，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今天的作家在怎样的世界生活和写作。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如何“文学”批评的“文学”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怎样阐释“中国”也明显乏力。
　　汪 政：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不过，要作家认同批评太难了，哪朝哪代哪国都是如此，想想当年海明威、斯坦贝克是如何嘲笑甚至谩骂批评的就可以知道了。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面对作品，读者是听你批评家的还是听作者的？所以，作为批评家来检讨批评，我觉得还是从批评本身说起，或者将标准和参照放在更广阔的人文空间更好一些。说到底，批评并不是为作家，也不是为读者，批评实际上应该是人文思想生产的一部分，以自己特殊的话语方式参加到当代思想的建设中。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看待批评，我们会发现，历史上伟大的批评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虽然附着在文学的上面，但其内在的方向是指向更广阔的社会与思想精神领域的。而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文本并不是出自于职业的文学评论家，但是却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经典的地位，道理也是一样的。
　　傅元峰：我认同汪政对批评的“思想生产”特质的认定。在思想衍生和哲学创新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批评史主要是文化影响史。理论译介和思想的趣味维系于西方，对话的氛围不浓，接受的热情高涨。这种学术影响的待哺心理有其矛盾性。一方面，它形成了积极的学术理路引导，促进了阻滞状态下的学术更新；另一方面，它吞噬了学者关注本土思想的精力和热情，使最年富力强的学者陷入译介的迷狂之中。在译介热中，批评前沿被重组为一个无机的域外思潮的知识系统。思想原生物的稀缺和学术积累的粗放经营局面使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处于混杂的状态。一次性批评、重复批评很多，没有体现学术承传与生长的有机特征。更多的批评者在进行域外理论视角的文学攀岩游戏，或者仅仅生吞活剥这些理论，将文学批评牵引到虚妄的境地。思想确实是缺席了批评。
　　晓 华：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另一个看待批评的视角，那就是精英与民间，或者专业与业余，非专业的人文学者客串一下文学批评却成了这个行当的经典，可见不能就批评说批评，批评也不仅是批评业内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批评的起落荣衰都由批评界与批评家来负责靠不了谱，任何知识都有一个相似的过程，由杂糅到单纯，由普及而提高，由原生态而被深加工，而知识的拥有者与生产者也相应的由业余而专业，由民间而精英。中国的文学批评，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批评之所以今不如夕，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地专业化，失去了它生存的根基。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形态是近现代传媒业、大学教育与学科建设的产物，过去的文学批评形态不是这样的，它要丰富得多，你看中西方文学批评史，有多少是职业的批评家？中国古代文论许多都是从其他知识中寻章摘句刨出来的，从广义上讲，口头的、书面的、专门的或旁及的，只要谈论的内容和对象与文学有关，都可以说是文学批评，从这个角度讲，文学批评的覆盖面应该是相当广的。但专业化后情形就不同了，民间的，泛化的，原生态的，被压抑和遮蔽了，文学批评成了一种特权与高级技能，非专业人士不能染指，在它们面前，民间的、原生态的会感到“羞愧”。这不是一种有活力的状态。再一个，如果民间的、原生态的得不到彰显，不被专业所吸收，本土化、中国化也会成为空话，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民族化讲了几十年，可惜总不理想，就是老在专业与书本上找答案，而不从文学的鲜活的生活形态去着眼，我们为什么说要对批评的娱乐化、网络化持审慎的态度，就是看重其中民间的、民主的、鲜活的东西。
　　王 晖：我同意晓华的说法。我刚才说当下批评四足鼎立，其实也就是承认批评的多元化，这不仅仅是批评视角、批评方法的多元化，也是批评者身份、批评理念的多元化。何平好像对当下批评的导向、介入、影响作用比较悲观，甚至感叹作家和批评家的“断裂”，认为批评家难以进入作家构筑的想象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汪政兄的观点，那就是批评应当成为独立的学科、应当具有独立的思想，它不应当是作家的附属品和文本的注脚。面对文本，批评家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去阐释，而不一定要去对应作家的所思所想。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用“独立的同时也是互动的”来表达？其实，作家对于批评家意见的反应也是多样的――反批评、全盘认同、部分接受等等。类似一些八○后新生代作家与一些批评家之间的“断裂”，我以为这是一个需要警醒的信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又是正常的。批评有责任立足文本、深入文本发现其审美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引导普通读者，另一方面是作为与作家的一个互动，当然，更重要的是表达己见。批评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于他独立的“己见”。不过这种“己见”应当是认真研读文本之后的产物，也就是何平讲的“文学”的批评，而不是“概念”批评或者说“印象”批评。王先霈先生的“圆形批评”理念或许能为我们寻找“文学”批评打开一条思路，他认为“我们理想的文学批评，是融合感悟与理性，融合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审美估量的。……它既要避免琐碎的、机械的、程式化的分析，也要避免笼统的、模棱两可的、缺乏根据和证明的论断。它确认文学的审美本性，确认文学批评思维的全面与批评视角的独特的统一。……圆形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观念、文学批评理想、文学批评原则，它鼓励文学批评的多样化，鼓励多种文学批评之间的互谐。”
　　贺仲明：真正好的文学批评应该走在文学创作的前面，对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潮流有启迪甚至是引领作用。这要求批评家有远的文学视野，有深的文学造诣，有宽的批评胸怀。就像别林斯基说的：“在这里，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是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二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文学批评在实质上并不低于文学创作，它也应该有独立的、深邃的思想，也应该有高远的思想境界。文学批评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创作成绩，不是被动地跟在文学创作后面，应该有自己对时代和文学的独立见解。这样的批评才有独立的创造性、思想性。我们的批评环境应该鼓励这类批评的生长与发展。事实上，这也是对批评品格的一种提升。一味跟在作家后面，为作家作阐释，容易损伤批评家的独立性，甚至会影响其人格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当前对批评家的评价有些苛求了。就像我们不应该对文学创作的多风格作出粗暴的干涉一样，对文学批评也应该宽容。比如李建军，他的批评可能是苛刻、片面了些，但他的独立性是很强的，很少有对外在东西的依附，因此，它有其存在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不能简单以“酷评”论之。当前的文学环境对文学批评的要求比对文学创作更苛刻更狭隘，说到底也就是更为强调它的工具性，这对文学的损害是很大的。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来说，绝对不能只有表扬型、歌颂性的批评，不允许有批评型、挑刺型的批评。只有批评的开放和多元，才能促进文学整体的健康发展。
　　
　　重建中国书写的有效阐释
　　
　　何 平：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对于整个新时期批评而言，那无疑是一个创世纪的时代，一个令人怀想的“革命”岁月。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生活在创作的阴影之下，居于仆从地位，且由于我们的写作活动被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作之中，所谓理论批评对创作的规避与控制，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泛政治化的力量得以实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批评的泛政治化已难以为继。因此，可以这样说，从当时的现实处境看，批评的独立固然有其自身觉醒的一面，也同样源于其固有根基的动摇。新时期批评伊始，就面临着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根基的寻找的双重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后者被前者的努力和成绩所遮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样的悖论，要么寄生于创作，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维持仆从的地位；要么获得主体地位，重新寻找生存的根基。可以这样说，此间的批评在断裂、揖别之后从一开始就是无根的和贫困的。从现在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批评界对西方人文科学大面积的“拿来”，固然有其社会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失根”之后批评对自身根基寻找的尝试和重新确立，是对无根和贫困的状况作出的积极反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它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论的“拿来”和“引进”同样存在一个适应性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批评界开始反思和检讨这场引进狂潮对于我们自己批评建构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使我们的批评由一种无根和贫困，陷入另一种无根和贫困。
　　汪 政：这个问题我刚才也提到了，确实事关中国批评的根基、地位、实力与未来。我以为无哲学即无批评，这与晓华前面重视民间与原生态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许多哲思与智慧恰恰来自民间。别看专业批评的话语那么复杂，概念繁多，体系庞大，实际上并无多少干货，比不上民间质朴而率真的心智与表达。看看哲学史，好像有那么一个规律，文学似乎是个试金石，看一种哲学能不能涵盖人类的生命活动，到最后总要看看它能否解说一下文学艺术。文学，还有艺术，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鲜活而自然地反映着人的内心世界，它是自古以来所有以人的整体活力作为对象的哲学所不能视而不见的。反过来说，文学批评虽不等同于哲学，但在其内在思想骨骼上却是依赖于哲学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批评特别是当代批评就值得反省了。八十年代批评的繁荣是与哲学的繁荣连在一起的，哲学热、美学热，文学批评热，内在有因果关系。移植不能全盘否定，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哲学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但移植并不是根本的目的，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太职业化了，将自己的工作止于批评，只有器，没有道，批评只是应用，到后来由于没有自己的哲学，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批评，提供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经验。这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家的哲学兴趣似乎不大，很少有从文学而哲学的；二是中国的哲学家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好像也不大，冯友兰、李泽厚、叶秀山还可以，而且李泽厚、叶秀山原来就有美学学科背景，其他我听说的不多。这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哲学内涵的生长有制约作用。
　　何 平：说到这里，我想，要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有根基，就必须思考如何重建有效阐释中国书写的文学批评。如果要使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的意义，要想重新收拾旧河山，恐怕先要把文学批评捆起的手脚再解放开来，还要知道我们的世界每天在发生什么吧？而重提文学批评个性化的文体自觉，重建文学批评和文学、更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所有意义发生的开端。
　　晓 华：这个问题谈起来牵出的话题很多。中国的文学批评要走的路确实很漫长，而最终的理想是建立合乎中国书写的批评流派。当然，既然是流派，就不会是一家。你们谈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看待几十年中国批评建设的成败得失，有许多的积累，有许多的移介，有许多的推动，但没有形成流派，更谈不上学派。八十年代是让人怀想的，那时批评家是有野心的，说深刻的片面，说“我说批评的就是我”，确实很张扬个性，但这样的野心最终没有成型。也就是说只有口号与个性是不够的，或者，对批评的个性我们没有认真地去丰富它的内涵，我们确实有许多富有个性的批评家，知识结构、审美趣味、文学主张、表达方式，都不同，但若以流派或风格论，好像还不够，他们的那些差异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将各自区分开来。
　　再有一点就是批评与创作不同，它必须具备一定的通约性与有效性，特别在针对本土，针对中国书写上。这就需要哲学与人文思想的支撑。因为所谓批评的流派的形成就在于它通过自己的工作酝酿诞生出一定的文艺思想、美学主张甚至哲学指向，发现并总结出特定的文学经验，并最终解释社会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即拥有和依靠某种哲学体系，以这样的体系去解释文学和社会，甚至促成文学实践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文学批评流派不仅是纸上的运动，它是有生命力的，是与我们上面说的社会的文学生活处在互动之中的，有鲜明的主张，并深刻地影响文学与社会，因此，它也必定是根植在中国经验之中，是中国经验最有效的组成部分。我觉得培育属于本土的文学批评流派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出路，也是必经的道路，只有有了流派，才会有自己的批评家与大师，也才可能真正地与世界对话。而这个目的的达成不仅要批评界自身的努力，还得期望于我们社会总体的思想水平和人文学术的建构。
　　傅元峰：除此之外，批评界关于学术健康的自我清理也很有必要。在知识分子与体制合谋分配学术的物质资源，并接受体制的形式主义的检验的态势下，学术反思势在必行。学院派知识分子已被完整纳入到这个学术流程中。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评析蔡元培“教育独立”的倡导时，陈平原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很少考虑“政学分途的设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政学合一的现状导致学术权力的行政色彩过分浓厚，学术承传主要体现为学术资源的权力割据，形成学术圈地运动。学术权力与学术利益相联系，学术权力的掌握者依照学术权力攫取学术利益，将价值立场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放在脑后。知识秩序和学术评价的权力动机导致了伪问题的生成和伪学术的泛滥。
　　在批评界，学术构成的代际特征将随着“六○后”、“七○后”乃至“八○后”学人的渐次登场而逐渐明了。在学术承传与演进中，学术观念的冲突、理式的整合使批评今后的发展方向富于悬念。年轻学者的学术结构更加科学和完备，同时也将沾染有更多学术体制的痕迹。这和以上时代的学人所感受的体制的宿命有所不同。老知识分子反抗体制，然而这也正是庸俗启蒙的悖论之一。他们所受的体制压迫已经在他们的文化承传中有所感染，这导致了极权的反对者恰恰是新霸权的持有者。“跑点”、“跑项目”、“打招呼”的学术封建特征，正和“跑官”的文化心理实质相似。体制的倾轧在年轻批评者身上体现为学术理路的科技理性方式的束缚。随着学术权力“圈地运动”的结束，批评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原始割据期。在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体制反思意识和自反意识之前，庸俗学术、甚至权术对年轻学者的影响将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正是基于这个批评现实，批评的重建，有必要从批评精神的定位与寻找开始，从批评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的自反性研究开始。
　　王 晖：如何重建有效阐释中国书写的文学批评，这当然是篇大文章。我以为文学批评伦理的建立是第一步。相比较“专业的批评”，“学院的批评”在这方面的问题要大一些。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在目前从事批评的大学教师中，有几个是以“文学”的批评为己任的？在当今这样的学术体制之下，生存伦理远远大过学术伦理，功利取向远远大过兴趣取向。因此，学术体制不改变，真正的文学批评难以在学院实现。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寄希望于“网络的批评”。相对于“学院”，它应当可以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在文学批评伦理的建设中，我觉得应当强调以文本为批评中心，充分表达出批评者的艺术感受力、艺术辨别力和艺术想象力，展现出批评者的学术气质、创新气质、思辨气质，最为重要的是批评者对于文学的真情挚爱、独立的人格和“评格”。对于不同批评样态，应该给予最大的宽容，应去除批评样态的等级观念，使其独立生长。蒂博代曾经在谈到“自发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时说“毫无疑问，应该把三种批评看做三个方向，而不应该看做固定的范围；应该把它们看做三种活跃的倾向，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格局。三个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另外两个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我以为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目前已经存在的四种主要批评样态。另外，对于行政权力的干预也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以保证批评权利在自身规律的范围内自由运行。健康的文学批评伦理的构建无疑是有效阐释中国当下文学的前提和基础，这当然又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化问题。
　　贺仲明：文学批评的建设事实上关联着整个中国文学的建设。文学的生存、文学的发展直接影响和制约批评的发展。王晖兄讲批评伦理的建设当然很重要，但寄希望于网络批评也许还不太现实，目前的网络批评在批评伦理上是很缺乏的，因为它完全缺乏制约。所以，我以为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文学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强化批评的规范性和透明性，减少批评的工具性。文学期刊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批评家的自律，对自己行为的负责。总之是要形成一种良性的批评氛围，从上到下，从纸质媒体到网络。当然，网络批评不可以忽略。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网络批评也会自然有所发展，有所成长。另外，这里还关联着一个文学的标准问题，因为文学批评的失范与文学标准的混乱有直接关系。我们能够坚持什么标准，什么标准是正确的。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没有了，似乎没有是可以坚持的了，包括什么是好的文学，甚至什么是文学，我们都很难清晰地作出定论。文学建设需要标准，文学批评自身也需要，而且，它应该参与到这种标准的建设中来。前几年许多人在喊“小说死亡”、“文学死亡”，我不太认同。但是，如果失去了标准，失去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也许真有可能不存在了。所以，对文学的状况处境保持一些危机感、紧迫感也许还是必要的。
　　汪 政：大家说的都重要。文学批评既是文学批评的事，又不是文学批评的事。我们讨论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经验问题，其本身就是以批评形态来进行的。仲明说得对，创作与批评应该是平等的，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建构、发现、呈现与阐释中国经验。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批评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体制在讲“繁荣文艺评论”，大学也早已建立了文学批评学，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批评做作业人员，但我们恰恰不能说我们的文学批评是令人满意的，我们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也许还比不上国外的普通书评，这确实是怪事。从现象上讲，其原因我们刚才已经做了分析，我想这些分析批评界的同仁们也都知道，确乎是些常识，但是，又总是无能为力，这又是一种怪事，类似的怪事在中国就是多，明知不对，都在共讨之，共诛之，但又要共为之。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批评界有没有？这倒称得上是“中国经验”了。不能说我们已经悲观到底了，但细细看来，批评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只有从批评与批评家自身做起，元峰说的反思与检讨，王晖说的批评伦理，何平说的回归文学文本，仲明说的重建文学标准，晓华说的重视批评的民间性与日常性等等都是可以做起来的。这些做起来已经不容易，而这与文学批评担负起阐释中国书写的任务还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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