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_中国古代国防史的启示
时间：2019-02-15 05:51: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说到地理学就必然会联想到地图，六年前，当我在欧洲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做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调查与研究的时候，经常遇到朋友问起中国人画的地图与西方人的地图有什么区别，中国人编制的地图主要反映哪些内容这类问题。地图作为一种图形与符号语言，深刻地反映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与人类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表现着经过人类塑造的社会人文景观。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用图形和符号编绘的地图，不像只以文字记述的书，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所以，要解答上述问题，或者说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
古代地图表达的“意境”，对地理景物的认知，无论是符合科学的记录，还是来自“传说”的理解，都会给予我们无比丰富的联想和启迪。它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祖先在认知共同生存的这个地球时，是经过了多少艰难，多少跋涉，它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人类最初对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文字。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图来看，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前已经掌握了一套自然地理要素、社会人文要素的地图表示方法。绘制的地图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比例，使用从象形到抽象的地图符号，采用正射与透视两种显示方法。
西晋时期的裴秀更总结出制图的六个原则：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裴秀“制图六体”所阐述的就是现代绘制地图不能缺少的基本数学要素：比例尺、方位和距离，以及因地形起伏、偏斜和曲折而带来的距离误差如何加以改正的方法。裴秀“制图六体”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制图学的影响延及了一千五百多年，直至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绘制的某些地图仍在使用他的制图原则和方法。
裴秀虽然在“制图六体”的“准望”中提出了制图时应订正地物彼此间方位的原则，却没有规定视图的方位。所以，不按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古代中国传统地图，或上北下南，或以南为上，也有以易经的八卦卦位为方位。于是，何为中国传统地图的正方位，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有人以为早期中国地图以南方为上是正方向，其实也不尽然。无论汉唐之际，还是宋元以来；无论官绘本地图，还是出自坊间私刻，地图的方位从来都不固定。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各种地图对地理要素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方式，透视的方向，载量的取舍，既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反映那个时代的思想和世界观。通过对各类专题地图的分析，可以明了中国人当时是如何理解那块地理空间，又是如何用图的形式来表达目的，不仅自己能明白，也能让其他人看得懂。
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譬如：中国传统的沿海图通常有两种视觉方向，而不是采取现代制图学惯用的地理坐标定位。
一种以长卷式《郑和航海图》或《七省沿海图》为代表，沿着中国海岸线的走向，从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经渤海沿岸，山东半岛、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至北仑河口。地图的方位从不固定，随图卷的展开，不断地变换，但是陆地总是在画卷的上方。在一幅成于清嘉庆年间的同类沿海图的下方，增画了两位着官服的清朝官员站在船头，正在用单筒望远镜向陆地眺望。据此可以判断这幅地图的视觉方向是从海面向陆地视望，进而推知，陆地总是在画卷上方的沿海图的方位是从海面望向陆地。
另一种是沿海各省区的海防军事营汛图，内容重在描绘中国海岸全程或某一段沿海陆地、岛屿的防守状况，一般多采取由陆地望向海洋的视位。现存这类地图可以举明代嘉靖年间郑若曾等编纂的《筹海图编》和万历年间大中丞宋公辑刻的《全海图注》，以及大量清代沿海各省官绘本营汛舆图为例，无论长卷还是单幅，海洋总是在图卷的上方，陆地总是画在下方，而不考虑实际的方位。
上述两类沿海图显示的内容与表示的地物相差无多，但是因为设计的目的不同，所以地图的视觉方向也不一样。前者似应主要服务于沿海岸航行的船只，后者则用于在陆地驻防的军队，完全依据使用者需要观察的方向来编制和区分。
我们也见到过某些城市图，图上的文字注记一律采取由城市中心的各个城门观测的角度。当某一城门处于图的上方时，有关这座城门的注记文字对读者来说是正的，可以读；其它城门的注记文字则是倒置或横写。所以，必须把地图拿在手中旋转着看，才能阅读图上的全部文字。你怎么解释这种地图的正方位呢？因此，古代中国传统地图的方位有可能服从于受使用目的制约的观测角度。至于采取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方位，则大多见于表现整个国家疆域的全国总图。
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无论造送官府，还是民间存读，大多数中国人编制的地图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单纯专为私人收藏而绘。造送官府的地图主要体现山川大势、疆域政区、城镇道路。官方只要了解所辖地域的疆界，相邻地区和各级官府的名称、数目与驻地的相对位置，并不需要精确的地理坐标。至于地形冲要、户口和应交粮赋的数额，利用文字注记，或贴张红纸条就够了，并不影响使用。还有一些地图的编绘是为了国人阅读史书时了解不同时代国家疆域的展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将古今人物的事迹也写在图上。所以，对中国人编制地图的实用性与精确度的评判只有从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需要与中国人日常的耕读生活上去认识才能理解。早在十一世纪刻绘上石的《禹迹图》因采用裴秀“制图六体”理论为依据的“计里画方”制图法绘制，其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支流的形态轮廓均与实际情况相当接近，难道不精确吗？十八世纪清朝康熙时期更依据大地测量绘制出按经纬度点控制的、准确的全国性测绘地图，只不过却深藏内府，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逐渐被世人绘图时所采用。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机制以及对地图的“实用主义”，确实从某些方面限制了中国制图学后期的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上下对地图需求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使得中国人的地图往往没有编制者、画师或刻工的名字，也不注记制作的年代。而二十世纪以前西方人编绘地图除使用以外，更有许多是专为私人收藏而制。那些地图不但要写明呈献的对象(往往是献给某位达官显贵，或亲朋好友)，往往还要写上编绘人、刻工的姓名和出版商的招牌，特别是印制日期。既为地图制作者留芳百世，也使拥有者了解某些类型相似的地图传世之先后。因为西方地图的绘刻与印制往往是以制图家族为名，世代相传。在这里，地图本身的含义似乎并不重要了，人们看重的是你拥有某一位地图制作家族多少代人的作品。
也许正是由于收藏重于使用，因此西方人的地图着意于地图的装饰。举凡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地图，地图上的大量空间均用于装饰，尤其是图题、图框部分，以及铭刻呈献对象与制作人姓名的地方，加绘了众多花草纹饰，甚至飞禽、走兽、人物。欧洲人管这种地图叫做“装饰性地图”(decorativemaps见附图)。同时代中国人的地图，很少有类似的加绘纹饰。可是一旦被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模仿中国人已有的地图而重新改绘的地图，则统统加上了那些西方的装饰纹样。譬如：参照罗洪先《广舆图》和其它明代图志，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编绘的《中国新图志》(NovusAtlasSinensis)，就在每一幅图上增画了许多欧式风格的装饰纹样。所以，也很难认定当时这些地图的编制，有多少像现代人头脑中常常警觉的使用目的，倒不如从文化信息的传递与对异质的新奇上来解释更说得通。
我们是否稍微把古代中国人画的地图与西方人的地图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说得清楚一些了呢？地图的研究虽然属于自然科学里的地学领域，但是倘若只着眼于测绘技术的研究，全然看不见地图蕴育的思想内涵和地域文化的传统，那么对地图的研究也不会是全面的。这里也需要研究地图测绘学的专家与社会、人文科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才能使对地图的认识更趋近真实。使世人通过古代地图来认识中国悠久的文明，了解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地图与西方人的地图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由于中国地图的种类、式样、风格与内容都表达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独具的特性，这种地图上所展示的差别，毋宁说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