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0杰出名人传记 [素面伟人――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

　　伟人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毛泽东的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一九三四年,美国出版商希望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英国报纸 (《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有兴趣，建议资助斯诺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当时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极端贫困。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便号召大家撰写回忆录，“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用来募捐”。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二百篇作品。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沓日记和笔记本，三十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面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采访过程中，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在斯诺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答应了，于是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毛泽东按照斯诺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斯诺按吴黎平的口译做了笔记。根据这些资料，斯诺写成了《毛泽东自传》，发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因为它的发表早于《西行漫记》，所以译本很多。一九三七年九月延安文明书局出版的张宗汉的译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流传最广。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因此，《毛泽东自传》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看，《毛泽东自传》的记述比较简单。毛泽东自述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为追求知识和真理，来到长沙求学；从一个爱国青年寻找新思想，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国共合作到走向独立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袖，而是在曲折的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延安版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叮，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读者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引起各方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一九三八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中共中央不主张祝寿，不建议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意在少宣扬个人，《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公开发行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译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
　　抗战后期，一些外国记者和民主人士陆续访问延安。他们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些很精彩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外记者访问团从重庆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也分别会见了他们，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遂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行动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中共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七月十二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
　　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福尔曼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出版。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还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出版。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来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共商国是。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参观延安，亲眼看看边区的真实面貌。延安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回重庆后，他写了《延安归来》，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印了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香港、上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笔下，中共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一九四六年十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这些文章虽然短，却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言谈举止，使人感到非常真实。
　　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有意识地宣传毛泽东，建立他的威望。党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和研究著作，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发行。传记类作品当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研究类著作则有张如心的《毛泽东论》。
　　萧三原名萧子嶂，萧子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后就读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毛泽东与斯诺回忆早年读书的往事时说：“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就是指萧氏兄弟。
　　一九三九年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萧三在干部大会上讲述了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这说明萧三为毛泽东写传记，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毛泽东不同意宣传他个人，不肯做寿，写传记的事情拖了下来。萧三采访了延安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并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当时，萧三准备写完整的毛泽东传记。但毛泽东几次传话，让萧三多写群众，少写他个人。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会上，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萧三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盯着萧三说：“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
　　毛泽东的同意使萧三受到鼓励。一九四六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一号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七月一日《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在此之后，各解放区书店纷纷出版了单行本。版本多达十几个，名称也不相同。这些版本需要统一，一九四九年春，萧三修订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并被翻译成几国文字。
　　这本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最初的版本是生动真实的，具有第一手的价值。书中有个故事：
　　在东山学堂里，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地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
　　这个同学就是萧三本人。毛泽东读了这本伟人传记，深受感动，也立志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
　　一九五四年萧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础上，修订改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九七九年萧三又修订了一九五四年的版本，一九八○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重修的版本内容更加严谨，文字更为圆熟。但毛泽东已经是神圣的偶像，这就使一九四九年版的那些自然朴实的情节，不自然地被拔高和神圣化了。
　　延安整风时期到“七大”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文章和专著。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是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的人。一九四一年三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六期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概念。一九四六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时，在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专题，做了几场演讲。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各解放区和香港等地书店纷纷翻印和再版，命名为《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这些版本是党内出版的早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面，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孔厥写的《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另一篇是贺敬之编辑的《人民歌颂毛泽东》。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当年被毛泽东树立为勤劳致富的标兵。文章描述了毛泽东夫妇在枣园驻地会见吴满有的情景，充满了领袖和百姓的亲密感情：“真是知心的人儿说知心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吴满有的心里。他是那样关心农民呀！他问长问短，尽说些庄稼的事。他对庄稼事务可有研究哩！今年雨水广，他也跟咱农民一样，了解些事，就担心下雨，希望晴。他生怕咱们受损失呢！他说今年开荒多了，只要天时不太坏，大家再加把力，就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了，还怕甚！”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围着一只小圆桌，在一棵大槐树的影子下，在花香、草香和果树园吹来的甜蜜蜜的香气里，毛主席还亲手递西瓜给吴满有吃，一面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辉煌，却因战争而中断。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被国民党军包围，受到重大损失。随军支前的陕北民工多数被俘，其中就有吴满有。胡宗南把吴送到南京，国民党当局逼迫吴发表广播讲话。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家乡，组织上把他定为“叛徒”，剥夺了一切荣誉称号。从此，这位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毛泽东当年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了。
　　《人民歌颂毛泽东》记录了当时陕北流行的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民歌小调。这些来自民间歌手创作的曲子，后来变成了红色经典歌曲。比如《东方红》、《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都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但是这些歌曲的原始歌词，如今却鲜为人知了。从草根到经典，这个演变过程与毛泽东传记一样，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一九四六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采访。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共七大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影响很大。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外，多数都是回忆录和关于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但是一九五九年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萧瑜是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曾经一同怀着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一九一七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他用五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考察的全过程。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就曾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过：“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做‘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保存了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毛泽东给萧瑜的十一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的革命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分化出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萧瑜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萧瑜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毛泽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做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毛泽东与斯诺谈过此事，《西行漫记》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第二，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值全球处于冷战时期。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虽有上述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了这本书，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西行漫记》。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终成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斯诺等著，刘统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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