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与人文主义者|马丁盖尔归来
时间：2019-02-16 05:43: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虽然美国历史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著《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一书的叙述对象是一宗发生在下层农民社会的真实离奇案件,但在历史上,对这一真实事件进行记述的人,即“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s),却大多是当时处于上层社会的人文学者。戴维斯认为,这些“讲故事的人”对案情的态度,以及他们写作的文本,对了解马丁事件的全貌和性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尽管此书的篇幅不长,但为了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全方位的史学分析,戴维斯竟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这些“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戴维斯的这一做法,使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认识和了解十六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它改变了以往众人对欧洲近代早期这一特殊群体的抽象和笼统的印象。戴维斯不仅关注人文主义者自身的状况,她还刻意通过当时这些上层社会精英人物对真假马丁案的态度和反思,去发掘上层社会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联系;一个发生在农村社会的案件,竟能引起上层精英的兴致,并激发了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一些普遍问题的讨论。更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在以新视角和新方法重构真假马丁案的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学术与欧洲近代早期人文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十六世纪科拉斯对真假马丁案的审理态度和所制作的文本,蒙田对审判的批评、质疑和对人类理性的讨论,到二十世纪戴维斯对这一案件全方位的历史分析,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得到彰显,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叙述的范畴。
一
《马丁・盖尔归来》所涉及的三位“讲故事的人”,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s)。他们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因各自的社会地位、职业、性格、价值判断等存在诸多差异,故在对马丁案进行记述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戴维斯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的肖像。
这三位“讲故事的人”中,首先要介绍的是审理真假马丁案的法官让・科拉斯(Jean de Coras)。作为复审真假马丁案的法官,科拉斯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所以,由他撰写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一书,似乎很自然地获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三百多年来,几乎无人挑战和质疑科拉斯对这一案件的叙述权威,尽管他的判案和解释曾受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蒙田的质疑。科拉斯是那个时代一位既典型又特殊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直是戴维斯关注的核心人物。
另一位人文主义者是当时关心此案并著有《图卢兹冒牌马丁的奇妙的故事》(Admirable History of the Pseudo-Martin of Toulouse)的纪尧姆・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同科拉斯不同,勒叙厄尔在当时的图卢兹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他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此人出生于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早期接受法律教育和训练,这恐怕是他对此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在宗教上,他认同当时兴起的新教,并是一位精通拉丁文、希腊语和法语的诗人、译者和历史学者,一位对文学和古典学感兴趣的博学之人。根据戴维斯的考察,纪尧姆可能担任法庭的小职员,得以出席和观察法庭的审判,并有可能获得法庭的一些文件。再加上纪尧姆与法庭庭长相识,此文本中的一些材料来自他与庭长的谈话。尽管该文本可能是纪尧姆希望在“法律和法学修辞文化界”出人头地的敲门砖,但戴维斯将它纳入真假马丁案的叙述结构的做法,无疑丰富了我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维度。
真假马丁案的判决还引起了十六世纪另一位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大名鼎鼎的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注意。其实,严格说来,蒙田并不是“讲故事的人”,他只不过是对真假马丁案和别人讲述的故事发表评论的人。蒙田早年曾读过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书中所记载的离奇案件给蒙田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蒙田据此写下了《论瘸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蒙田除了关注这一案件的特殊与离奇之外,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审理此案的法官对案件的态度和陈述上。《论瘸子》是一篇外部观察与内心自省结合的杰作。蒙田认为,真假马丁案不是一宗普通的案件,它超乎了一般人、甚至包括博学的办案法官的理解力,这导致了法官对此案做出鲁莽和轻率的判决。不仅如此,蒙田更以他的睿智,感受到了此案所涉及的一些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和理性的非绝对化。
二
为什么发生在普通农村社会里的一件“只适合通俗小册子的故事”,会引起当时的社会精英和人文主义者的兴趣,并为此著书立说?难道只是好奇心所为?还是另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从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所涉及的三位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对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及其事物的关注和同情。通过分析真假马丁案,戴维斯发现,尽管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农民大多被排斥在公众政治生活之外,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引起人文主义者对其遭遇和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结构和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十六世纪中叶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科拉斯有机会接触假马丁――阿诺・迪蒂尔,就近观察这个人物。他很欣赏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在试图“自我塑造”上所做出的努力,并对他的沉着、机智、能言善辩和出类拔萃的记忆力甚至创造力表示欣赏。科拉斯还表现出一种对矛盾情感的理解和对下层社会人物处境的同情。例如,在对待假马丁和贝特朗私定婚姻的态度上,他认为这既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又有它“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尽管阿诺・迪蒂尔作为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但在科拉斯的笔下,他仍然是一位颇具创造性的人物,是一位“让人既羡慕又害怕,既嫉妒又排斥的人”。这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超阶级的同情之理解,已经超越了一个判案法官的专业范围。蒙田也对下层人物有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尽管这一阶层的人在当时常被人看不起,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有条不紊的。有时农民的习俗和谈吐,要比那些哲学家的习性和谈话更加符合真正的哲学规范。在蒙田眼里,这些平民更加明智,因为他们的明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的。贝特朗和阿诺就是蒙田所羡慕的那种“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的人。很可惜下层社会的农民并没有留下多少他们看待自己和评价上层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令人感叹却无法弥补的缺憾。
戴维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不仅发现了下层社会普通农民与上层社会人文主义者之间的某种联系,还揭示出他们的命运“竟然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下层农民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案件竟可让上层的精英看到“某些令人不安和使人惊讶的东西”,这些东西居然还触及和引发了他们对自身生活的反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为了追求历史叙述的完整性,戴维斯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考察,通过比较不同社会阶层人物在真假马丁案上的反应,来展示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多元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异同。这是戴维斯微观史学中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社会或人物的观念进行比较,从而避免历史学者仅从自身的历史关切提出问题的局限性。
这一案件对上层精英的冲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蒙田的反应,以及他对此案审判的观察和思考,其中有些竟触及极为普遍和本质的问题。比如,科拉斯在面对复杂诡异的案情时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几乎错判的行为,引起了蒙田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绝对理性的质疑。他感叹道:“我越是频繁地回归和理解自己,我的变体越是让我惊讶,我越是无法理解自己。”这让人联想到苏格拉底当年的命题――要认识你自己。蒙田注意到,对法官科拉斯来说,要分辨真情与谎言并非一件易事。若不是真马丁最后拖着一条假腿出现在法庭上,科拉斯恐怕就要错判此案。对此,蒙田说,“人类的理性是怎样一种不受约束不明确的工具”,判案是这样,对待真理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人文主义者眼中,人性的盲点和局限往往体现在理性的残缺和想象力的缺乏。“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蒙田坦承:人们在“讨论中被冲昏了头脑,言过其辞,夸大了真相”,甚至固执己见,还“借助强权将之强加于别人”。在品学论事之时,“宁要试探性的提议,不要毫无顾忌的确信,宁可六十岁做徒弟,也不要十岁当博士”。正是基于这种态度,蒙田进一步提醒:“我并不保证我讲过的东西十分可靠,而只说那是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思想,混乱的、不确定的思想。”正是这种对待理性的慎重态度和服从理性的自觉,使得蒙田和科拉斯有一种“愿意自我改进、反思和重新阐释的倾向”。
其实,不单蒙田关注这些问题,科拉斯在审理真假马丁案的过程中,也时常表现出对人类本性认知的困惑。他在早年曾有过“服从理性”的誓言,但后来多年判案的经历却愈来愈让他感到,理性有时竟会误导自己。即使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和阅历丰富的人,“要分辨实话与谎言”,其实并不容易。诚如戴维斯所讲:“他(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的核心,是像蒙田那样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对人性不确定性的关注其实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曾说,人“可以往上达到天使一般的成就,也可以堕落到可悲的事物之中,做出魔鬼一般的行为”。
戴维斯认为,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是“一本质疑法律运作的法学著作,一本质疑历史记载自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蒙田在观察和评论真假马丁案的审判时,他的质疑和谨慎是明确的:“我赞同圣奥古斯丁的意见,对难于证实而人们又相信到危险程度的事最好倾向于怀疑而别倾向于肯定。”在蒙田看来,“当时科拉斯把被判有罪的人的假冒行为描绘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乎我们的理解力,也超乎这位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判他绞刑的判决书是非常鲁莽的”。蒙田甚至还质疑图卢兹最高法院的权威和做法,他认为在处理真假马丁案时,法院也有不当之处。尽管法庭在审判真假马丁案的过程中先后听取了一百多位证人的证词,但蒙田还是认为科拉斯的判决过于轻率。
三
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人文主义者,戴维斯在试图对真假马丁案做全方位的历史分析和建构全新的历史叙述时,其实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即使在她完成了令人称奇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时,戴维斯还是谨慎地宣称自己“或许”已经发现了过去的真实面目。这种审慎质疑的态度,是人文主义者令人敬佩的一个核心特征。
其实,戴维斯经常关注和试图建立自己的学术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她常常引用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言论和思想。例如,被她称为“伟大的观察家”的拉伯雷和蒙田的话语和思想就经常出现在她的历史叙述中。在建构关于真假马丁案的历史叙述时,戴维斯还提议要“将《难忘的判决》和蒙田的文章摆在一起阅读,会给它们各自都赋予一层新的意义”。尽管这些人文主义者不是权威的理论家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者,但戴维斯极为佩服他们对所处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入了解。从这个角度,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戴维斯会选择“论瘸子”这个与蒙田散文同名的题目作为她回应批评者文章的标题。在戴维斯的阅读史和学术生涯中,她曾受到历史上多位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和熏陶,特别是蒙田、拉伯雷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等。戴维斯一直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要是走在正轨上,就会在拉伯雷和蒙田那里得到某种回响。
在戴维斯眼里,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是一本“富有新意,将矛盾的形象和混杂的问题融于一体”的文本。蒙田的《论瘸子》所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一个法庭审判的评论,它是一篇十六世纪人文主义的杰作。这些文本的作用是多重的:它们既是重新建构历史叙述的史料,又是了解和认识历史上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性格和生存状态的稀珍文本。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则是二十世纪一部独特的人文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三个文本之间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内在联系。将十六世纪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和蒙田的《论瘸子》与二十世纪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结合起来读,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绵延不断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且惊叹,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与现代历史学者之间竟然如此贴近和相像,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并非如此地遥远和陌生,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有时仿佛也是今人可能面临的困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故事才会被不断讲述,而类似的事情还可能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戴维斯对“讲故事的人”的特殊关注,没有对这些“讲故事的人”所制造的文本进行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没有对下层农民与上层社会精英的联系和相关性进行讨论,那么,戴维斯的这本著作只不过是一部关于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叙述;但由于这些越境的讨论,使得这本书的主题和范围扩展了,变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叙述。戴维斯是第一位试图对真假马丁案做全方位历史解析的人文主义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戴维斯一直想方设法要以故事的当事人,即一群普通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的立场,来表述他们的感受和处境。在叙述的同时,戴维斯尽量避免局外人的主观立场和武断,让各种当事人的多重声音来说话。她其实是在为历史上曾经失去声音的一群弱势者争取话语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戴维斯的勇气、见解和智慧超越了历史上诸多人文主义者对待此事的态度和作为。
(《马丁・盖尔归来》,[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