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隗瀛涛】 隗瀛涛
时间：2019-02-19 05:29: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10年，隗瀛涛先生诞辰80周年。 隗瀛涛先生是巴渝大地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新中国培养的历史学家，是继徐中舒先生之后的又一位史学泰斗。 隗先生是重庆开县人，1953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做过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1984年至1988年任四川大学副校长，1983年至2005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85年创办《文史杂志》并长期担任编委会主任和主编，他还是四川省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常委。
2010年4月17日，川渝两地共同举办“隗瀛涛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史学术研讨会”，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大原校长章开沅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原所长张海鹏教授，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相聚于四川大学这座百年名校，以最纯粹的方式纪念从教与从事史学研究一生的先生。这是先生的荣幸，是川大的光荣，更让我们这些学生辈心中温暖，心存感激。
1979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从一年级末起就在胡昭曦先生指导下开始研究“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这个课题。第二年，昭曦先生把我引到了隗先生门下，从此开始了我30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史的漫漫征程。
30年前，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3年前，先生与我的握手告别刻骨铭心。
隗瀛涛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隗瀛涛先生生于1930年，他是从小学老师起步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大学老师。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老师的才华和品格，这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并不很多。他从小学校长做到了大学校长，在他身上，集中了一个优秀教育家的经历和理想，这在今天，恐怕也不是很多的。
先生秉承了中国“师者”所担当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以及张秀熟先生的风范与品格；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非历史专业的学生，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领受过先生的学业教诲与精神指引；先生既潜心于学术研究，更以自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新中国风雨历程的深切感受，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尤其是教书育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用中国近代历史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子，享有“南隗(隗瀛涛)北李(李燕杰)”之誉，堪称“师者典范”，受到青年学生的爱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党和国家的褒奖。
他以渊博的学识、杰出的学术成就，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则完整地走过了从爱国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历程，成为“人之模范”。
我想，称这样的老师为“伟大”是可以的，而先生则当之无愧。
隗瀛涛先生是一个“创新”的学者
从20世纪50年代求学于四川大学始，先生便潜心学术，直至著作等身。60年代，他的学术事业从中国近代史起步，以优异的成绩崭露头角。虽历经动乱，仍心无旁鹜，学研不辍，终于在科学的春天里喷薄而出，他和他同辈的学者们奉献出了一批煌煌巨著，而他则独树一帜――相继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发表了《四川保路运动史》、《邹容》、《巴蜀近代史论集》；《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辛亥革命史》中册、《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等重要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其成就在学界有口皆碑。更为可贵的是，在年届六旬、功成名就之时，先生又发起在中国地方史领域里开疆拓土。他指导我们从“重庆开埠史”开始，进入“近代重庆城市史”，深入“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而创立了“中国地方史”学科，并以七句高龄，受国家委托，担纲编撰规模浩大的国家清史工程的《清史・城市志》。
先生执教50多年，对学生的培养是他一生成就中最为光彩的又一件。他为本科生上的中国近代史课已经成为我们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和最精彩的纪录；他指导历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所下的功夫和达到的水准，决不在当今许多硕士、甚至博士论文之下，让我们受益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通过主持国家课题精心培养创新团队，只短短几年，就帮助一班青年学子迅速地完成了从助教到教授、从讲师到博士生导师的跨越。这里面浸透了先生的心血，也包含着他的同辈学者们的精心栽培和悉心呵护。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人辈出，成就斐然。先生便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历史学者。“学者”的生命在于创新，也只有创新才能堪称“学者”。而隗瀛涛先生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创新”，因此他是可以称为“学者”的人，是可以被称为“大学者”的人。
隗瀛涛先生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3年前，先生弥留之际，我放下手中事务，心急火燎赶往成都探望。一见面，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想再见到你们。如果见不到，我们就告别了”，“你不光是我的学生，我们还一起写过书”，“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先生对生命的豁达，已让我内心盈满热泪。先生过去对我们多是警醒和告诫，而弥留之际却留给我褒奖――与先生并肩做朋友!我感知到了先生的绵绵激励，让我从此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无法放弃他交到我手上的那份对事业的执著!这就是他的高贵所在!
按川大的规矩，本科生在三年级时要写学年论文。二年级时在胡昭曦先生的指导下，我对“重庆开埠”产生了兴趣。到隗先生门下后，我的学年论文就定为了《论重庆开埠》。照常例，学校对学年论文要求并不很高，几千字、说清楚、做规范就可以了。由于我从二年级即开始收集资料，1年多时间中，资料积累较丰，写起来就收不住，一气写了4、5万字，不像学年论文了，不知如何是好。我拿着稿子请教于先生。他很认真地看了几天，然后把我叫去说：“你这篇文章已经有点专著的味道了，干脆写成一本书吧。”写书?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时也不敢想的事，我一个在校的本科生，连学术论文都没写过一篇，怎么能写书呢?先生鼓励我说，“不要怕，写!”我还是没有胆量，就说，“我研究的全部是经济问题、外交问题，没有研究过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话音一落，先生马上说：“不怕，我把我的东西全部给你!”就这样，他把自己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中涉及到重庆开埠史的珍贵资料和他的有关研究成果全部给了我。作为一位老师，一位科研研究人员，不假思索、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地支持一个还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前途的毛头学生，这是怎样的境界和胸怀!那是1981年底的事情。不到1年，这部名叫《重庆开埠史稿》的专著写成了，由先生和我共同署名，1982年内部出版。社会的反响超过了我们的预期，1983 年便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重庆开埠史》，而且1984年就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我也因此成了四川大学第一个在校期间出版学术专著的本科生，跨上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台阶，也由此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基础。
1983年毕业后，先生在成都，我在重庆，但声息相通，交流不断，甚至成为通家之好。我在先生的指引下，顺着《重庆开埠史》的路子，继续延伸着研究的领域。1986年，时值辛亥革命75周年，我的个人专著《辛亥革命重庆纪事》出版，先生欣然为我作序，称之为“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重庆辛亥革命的书，是近年来四川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作者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这一年，他又带领我们拿下了“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质的事业，是一个以城市为对象，以城市的基础结构和基础功能――城市经济中心为基础和主线的全新研究领域。先生让我当课题组的学术秘书，并鼓励我一个人独立承担这部著作的核心任务――重庆经济中心――的研究与撰稿，这几乎就是把这个课题的主要责任放在了我的身上。因此，从1986年起，我经历了从事学术研究30多年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在先生的统领下，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事情，潜心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史之中。资料短缺、借鉴无依、头脑干涸……逼迫我去攻坚克难，真正体会了专心致志，经历了殚精竭虑，也感受了什么叫挥汗如雨，什么叫江郎才尽!这部书提出了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及其近代化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的研究模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结构一功能学派”，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也为四川大学创立全国第一个“中国地方史”博士点奠定了学理基础。这部书1990年出版，先后获得四川省政府授予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等奖，我也因此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这成为我学术发展的第二台阶。
进入1990年代，我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被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先生并没有表露多少欣喜之情，却老是告诫我，学术是没有止境的，“高级(职称)就要有高级的要求”。不久，我又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先生专门把我叫到川大家中，很恳切地对我说，“当官了，当然好，可以多为国家干点事情。但是学问不要丢哟，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不管是搞学术，还是当干部，没有学问都是不行的。”正是先生的激励，使我努力于“双肩挑”，既努力做好繁杂的行政工作，同时又力争站到学术前沿，作为重庆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实在说，很累!但是，我坚持下来了。2003年，我的《重庆通史》出版，73岁高龄的先生亲笔撰写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力作――读》一文。随后从成都专程赶到重庆，在出版座谈会上发表了《雷鸣之前的闪电》的演讲。他借用海涅的诗：“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激励“重庆的历史学能成为重庆经济建设雷鸣之前的闪电”。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先生的鞭策，我坚持不到今天，也迈不上事业发展的这第三个台阶。
2009年春，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我参加当年的“海洋史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港口城市史、贸易史。我婉言谢绝，告诉他们，自《重庆开埠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出版后，我已经多年不搞这一段了，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他们说，在这个领域里你的这些成果仍然具有代表性。这句话让我眼睛一热，这都得益于先生当年的鼓励和扶持，所得成果到今天依然有用。10月，我率“重庆抗战历史文化参访团”访问台湾，去中央研究院参加了研讨会。在那里，我见到了好多来自大陆和台湾的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与先生的愉快交往。这让我为之感动，更深以为荣耀。在作学术报告时，我用了大约5分钟时间感念先生给我的教诲和引导，“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天我在中央研究院发言，加说这一段话，就是想表达我对我的老师隗瀛涛先生的怀念，谢谢他对我的指引和教诲。”
什么叫“教书育人”?什么叫“为人师表”?什么叫“甘为人梯”?什么叫“教学相长”?先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亦师亦友，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能成为隗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和荣幸。
在纪念先生诞辰80周年、逝世4周年的时候，我想，记住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像他那样走正路，出成果，服务人民，贡献社会。
编者手记：
先生隗瀛涛，去世已三年有余。2007年1月，我受领导委派赶往母校，代表重庆同学参加了先生的追悼会。这是作为川大学子的我，悄悄珍藏在心中的永远的纪念!
32年前，我随呼啸西去的列车来到锦江河畔，做了聆听过隗先生讲学的数不清的学生中不见经传的一个。那时先生已名冠南北，正年富力强，讲学、研究，奔波于舟楫途中。4年间我仅听过先生一堂课――“四川保路运动”讲座。那天上午，第二教学楼102阶梯教室里，讲台在先生背后，先生在台下来回踱步。没有讲稿，黑板上仅有“四川保路运动”、“蒲殿俊”、“罗纶”、“盛宣怀”、“端方”等龙飞凤舞寥寥数字。老师侃侃而谈，79双眼睛追着老师的脚步来回移动，课堂鸦雀无声。此情此景，迄今犹在。
老师是开县人，我是万州人，念着“川东老乡”的借口，毕业时，我把《同学录》递到老师面前请他赠言，老师写给我：“学成回家，建设家乡。”一年后，出差再回母校，我去了老师家，并在他家吃了午饭。老师送我出门，在川大外文系大楼前老师与我合了影，教导我：“好好工作。”
在校4年，我没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领受老师的教诲，看到的只是老师匆匆的身影和师兄们关于老师教导的讨论。但仅有的接触和了解已让我沐浴了老师的大家风范，倍受滋养。
毕业27年，在工作中学习、锻炼、成长，每到最困难时总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一定要对得起我是川大学子这份荣誉!我也曾经对自己说：当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到老师墓前祭奠时，我一定去，不论那时是否已垂垂老矣!
编审此组文章，我心怀着对我的母校和老师们深深的感恩：是大学四年给予了我文化的生命，使我在生活的阶梯上能够拽着老师递给我的精神藤蔓向上攀援，让我活得有教养、有尊严。由此，借编审此组文章之机，敬奉我对老师深深的怀念：
老师，我会继续努力!
刘志平
辛卯年正月初五于龙湖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