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战俘特赦【忆解放后遣送战俘的一段经历】
时间：2019-02-19 05:30: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49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连)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战俘安置问题浮出水面
1949年11月底、12月初，我二野三个兵团及一野十八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西南：十一和十二军一部解放了大西南重镇――重庆；十军部队解放了泸州、宜宾；一野十八兵团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大巴山防线，直逼成都平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不断向成都溃退，其他杂牌军及地方部队集结在成都平原一带，计有60万人之众。我十军部队在攻占了叙泸一线地区后，快速向川康边境突击，在邛崃山脉一线与胡宗南部激战，堵住了敌军向西康方向退缩的企图；一野十八兵团越过大巴山、摩天岭，攻占了绵阳；二野十一军沿渝绵公路前进、十二军沿成渝公路进攻，造成大军向成都合围的态势。在二野刘、邓首长发出和平解放通令后，刘文辉、邓锡候部在彭县宣布起义；罗广文部在我地下党促动下，于德阳、郫县起义；国民党王牌部队胡宗南部也不堪一击，在成都外围被歼，其余纷纷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成都歼灭战胜利结束。这时，几十万国民党军俘虏的处置，就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于是，我解放军各部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处置、改编工作，一大批自愿回乡的战俘，必须交由各地方军区及民政部门资遣还乡，以安定社会秩序。
川东区党委责令川东行署民政厅成立训练大队，负责收容川东各地及川西军区、川南军区遣送来渝战俘，对其进行管训、资遣。川东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刘湘屏兼任大队长，奉节县一起义县长罗某任副队长，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调派一个中队(连)学员做工作人员，我就是其中一个。
遣送第一批战俘到汉口
1950年4月，我们从南温泉校部徒步行军到达黄桷垭川东行政公署报到。这里是私立南山中学旧址，我们被安排在大教室住下来，睡在课桌上，在行署大食堂用餐，等待接受任务。一天，中队长孙立琐通知我们在行署礼堂听报告，由行署办公厅主持会议。行署主任闫红彦向大家讲解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及川东土匪活动的情况，提出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是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征粮以济军需民用；三是遣送国民党军战俘，改造投诚起义部队。
接着，刘湘屏副厅长交代了遣俘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方法，她说：成都歼灭战结束后，几十万战俘的处理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团以上军官一律送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下级军官及士兵经过诉苦教育及政策学习后，愿意留下的补充解放军兵源，不愿留下的一律遣送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由我们供给伙食、发足路费，不能让他们逃跑去当土匪。你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任务。当前川陕公路沿线土匪猖獗，公路不通，而胡宗南部官兵大部分是河南、陕西人，因此要经成渝公路来渝，由我们遣送到武汉交中南军区转送回原籍。她接着说，要注意的是这些被遣送的人员思想反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多是国民党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培训出来的，对共产党有仇恨心，不服管教，名日遣送，实则押送，途中不能让一个跑掉。他们跑了要去当土匪，增加我们剿匪的压力，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
会后，我们在川东行署学习讨论，大家情绪很高，决心很大，讨论十分热烈，还提出如何护送的一些问题，由刘湘屏副厅长作了总结，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不久，我们中队全体人员全副戎装，整队集合，出发到重庆南岸玄圯庙、觉林寺战俘收容所报到。
初夏的重庆，骄阳似火，文峰塔顶映着初升的太阳。我们的队伍踏着黄桷垭到龙门浩的山间小路，歌声此起彼伏，个个精神抖擞，徒步来到了宿营地。接待我们的是先期到达的李学敏同志。我们接的第一批战俘800多人，是川西军区派军车押送来的，都是胡宗南的部属，由管训的两个分队(排)管理，组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教唱革命歌曲。遣送任务由一个分队负责，我是遣送分队的班长，担任了第一批遣送任务。
这批遣送的800多名战俘，由民生轮船公司派民宪轮前来装运。在未上轮前，训练大队长把全体被遣战俘集中在觉林寺坝上训话，他讲了人民解放军的宽待政策，要注意的有关问题，要求战俘要遵守纪律。告诫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安回家。他特别强调在路途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逃跑等等。次日清晨，我们领着战俘到玄圯庙码头上船，战俘们背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物品，步履蹒跚，无精打采地走着。上船后，安排他们按班、排序列在甲板上席地打铺而卧。后勤部门早准备了大米、蔬菜等生活物资。
我们遣送班的战友黄安量、李学敏等人分工负责，成立管训组、资遣组，对沿途下船回乡的填发资遣证，并按步行里程天数发给路费。在船上，我们组织战俘学习时事，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消除战俘的抵触情绪。因为其中一部分是胡宗南部的连、排长，都是西安战干团毕业的，思想反动，他们手臂上、背心上都刺有“忠党爱国”4个蓝色字样，表示忠于国民党的决心，我们非常注意这些死硬分子，提防他们煽动俘虏逃跑、哗变，警惕他们隐藏武器、弹药。尽管我军代表曾多次动员收缴武器，但仍有顽抗不缴的。经个别深入思想工作后，终于交了出来。
经过3天航程，民宪轮到达宜昌。由于该轮还要返回重庆继续赶运战俘，因此全船战俘只有在宜昌换船去武汉。
我先上了岸，去找到二野第七兵站，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设立的兵站，张站长接待了我。我向张站长介绍了要在宜昌转运战俘等候换船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安排营房，让战俘们暂住。张站长立刻表示可把战俘送到北门战俘收容所，并派了两个战士带路。
我们把战俘食宿安顿好后，就去沿江码头找船。这里没有大轮船开武汉，我们找到湖南汉湘轮船公司，用小火轮拖带木驳船运载。等候了两天，船舶配好了，我们带着战俘上了木驳启航。木驳船条件太差，舱位很窄，又挤又乱，吃饭、煮饭都很困难，一路上要停船上岸煮好饭再把锣锅抬上船，把饭菜发到每个人面前。我们遣送班的同志就同船员一起吃饭，湖南船员喜欢吃辣椒，把我们辣得有苦难言，只好尽量吃自带的榨菜。
江汉平原云梦泽一带，航道弯曲，又很狭窄，沙碛特多，不能夜航。船队就在湖北监利县岸边停泊过夜。这里是十年九涝的地方，上一年又遇特大洪水，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哀鸿遍野，饥民都是一家老小挤在一条舢板上漂泊度日。当我们船靠岸时，有很多饥民前来讨饭，我们只好煮饭施济饥民。男女老少排着长队，拿着碗、盆前来盛饭，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船队经过3天航行抵达汉口，此时已是傍晚。为了次日将战俘移交给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必须把船靠在民生路口码头。我找船长商量停靠码头。船长告诉我，木船、拖驳只能靠在汉江里面，民生路口码头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中国船不准停靠。我对他说，全中国都快解放了，中国人民要收回主权，洋人的码头也要去靠。我负责上岸交涉，你们靠过去再说。于是我们的船 慢慢地靠在庞然大物似的大铁趸船边。我跳上趸船，抬眼看见8个大字――“英侨产业，注意保护”，白底红字，十分醒目。顿时，我心底燃起怒火，这些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东西公然还叫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它。我立刻找到船上值班的人，他是一位中国工人，我向他说明我们靠此趸船的原由，他见我是解放军战士，马上站起来表示：“你们靠嘛!没关系!”就这样，我们整船战俘，安然在洋码头度过了平静的一晚。
第二天，大家吃过早饭后，我在船上向战俘讲话，告诉这批河南、陕西、河北籍的国民党官兵，我们要把他们送交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由他们派火车资遣还乡，他们将会同样热情接送，请战俘们放心!于是，战俘们整队步行到了民生路中南军区招待站。
这是一座民生轮船公司的仓库，四壁无窗户，靠电灯照明。我们把战俘带进去后，随即向招待站办理移交手续，将全部造册登记的名册交给对方，他们给我们出具收条。然后，我们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了两天时间。
两天后，我们踏上了返重庆的归途，在船上悠闲自乐。老船长付孟德先生不时向我们介绍大湖平原风光。同时，我们听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深受鼓舞。
圆满完成遣送任务
当我们回到重庆后，又接受了第二批战俘资遣任务。这批人来历十分复杂，有胡宗南部属，有川南军区送来国民党泸州荣军学校残兵败将，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学生，他们是死心踏地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流亡到广州，又从广州流亡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把他们同战俘一道遣送，学生们思想抵触很大。
这批人员有一部分是南方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都有，我们在出发前就分地区编队、以便于管理、遣送。当船到洞庭湖城陵矶时，便将遣往南方的两个连的人员，用小舢板送至岳阳，交由湖南岳阳军分区分别遣送。我们登上岳阳码头后，由两个同志掌握队伍，原地休息等候，我迅速赶到军分区接洽。他们派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把队伍领到战俘收容所，我们办妥移交手续后，到分区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汉口与战友会合。
这时已是6月，天气炎热，我们还穿着黄色棉军服，实在忍受不了高温，大家就将棉衣中棉花扯出来装好，穿上夹衣，才不致汗流浃背。我们还得把从棉衣中抽出的棉花带回去上缴，因为根据供给制度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领到换季新装。
第二批遣送任务完成后，我奉命住宜昌当遣俘联络员，负责租船、接送后续战俘。我住在二野七兵站，与兵站同志同吃同住同学习，依靠兵站协助完成任务，我真正感到解放军这个革命大家庭，不分五湖四海，官兵平等，亲如一家，特别是张学敏站长对我十分友好、亲切。这个河南老八路，身经百战，常给我讲淮海战役、挺进大别山战斗的故事，使我十分钦佩。他的朴实，和蔼的风度，他那坚贞不屈、英勇无畏、永远忠于党的品质，感人至深。
7月，我们圆满地完成遣俘任务。回到营地后，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我走上革命征途后，政治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由此开始了我在党旗下奋斗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