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山陵晚上很吓人 我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

　　大屠杀的前兆 　　 　　1937年12月13日凌晨，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陷落，千年古都沦入日寇之手。 　　此前，我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264团的少校政训员，师长孙元良率领部队一直坚守到最后，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完全打散。我闻知南京城周边已完全被日寇占领，出逃无望，便决定暂时留在城里。我找来一套便服，脱下军装，藏匿了手枪，随着难民群涌进设在鼓楼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在日寇未入城前，教会方面曾去城外与日军联系，请求将鼓楼以西地区划为难民区，但日军未同意。
　　这个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基督教会设立的，进来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到9月15日已收容了5000多人。所里到处铺满了卧单席子，但还有很多难民不断地涌进来，后来的只能蹲在走廊屋檐下。所有的人都垂头丧气，沉默无语，不时也听到小孩的啼哭声和大人的叹息声。收容所里头两天每人还发了两个馒头，到第三天就只有一碗稀饭了。14日那天，有零星的日本兵闯进来，到处看一看，从难民中强搜了一些财物和香烟；一个贼寇还揪住一女青年的脸，一边哇哇大笑，一边叫着“花姑娘大大的有”，扬长而去。那女子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骇得脸色发青。日寇走后，双手捂着脸，“哇”的一声扑在她妈妈的怀里痛哭起来。所有的人，都切齿愤怒。
　　15日上午，有十多个日寇气势汹汹地闯进收容所，要难民们打开行李包检查有无私藏武器，结果没有发现，可是却把菜刀、水果刀一类的都搜走了。又强行拖走了三个年轻妇女。一个青年女子号啕大哭死死抱住她妈的腿不放，日寇提起穿皮靴的脚，猛力踢倒老妇人，强行将那青年女子拖出去。另一个老妇，向日寇跪地哀求，愿替代女儿去，也同样被日寇踢倒了。日寇走后，所有妇女，无不掩面痛哭，男人们则个个咬牙切齿，有几个妇女去找锅烟，抹黑脸颈，其他妇女也都纷纷效仿，锅烟没有了就找阴沟污泥抹脸，衣服撕破剪烂，尽量显出褴褛相，以图能免遭强暴。
　　9月13日我刚进入收容所时，看到一位老先生，手举救世军旗帜，先后三次带着男女难民来到收容所，看样子像是这个收容所的管理人员。经打听，我得知这位老先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名叫李炳森，５０多岁，夫妇二人是做成衣生意的，徐州人氏。一天，我见李老先生一人在办事房，便走了进去，很坦率地对他说：“老先生，我是当兵的，在88师任少校政训官，北方人，家在河北保定东安县，有老母和新婚妻子。现在只有求老先生救我了。”他端详了我一阵后说：“主啊!济世救人。老母妻子都在盼望你吧？好，到时候问你时，我来回答。”我再三向他鞠躬，表示深深感谢。
　　
　　大屠杀开始了
　　
　　12月16日上午，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闯进收容所，气势汹汹地站在收容所内的广场周围，日宪兵队长通过汉奸翻译，要所有年轻男人都到广场中央去，陆续从人群中走出2000多人。接着又告诉大家，凡承认自己是当兵的，只当俘虏处理，可以免死。有1000多人站了出来。我看出日寇的欺骗伎俩，没有站出去自认。承认当兵的1000多人先是搭乘汽车被运到新街交通银行仓库后院。日寇提供了一顿黄萝卜干米饭后，又把这些人押回收容所。
　　17日上午，又有300多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来到收容所，除布满警戒外，还在四周的墙上架起机关枪。宪兵队长向翻译叽咕了一阵后，翻译大声说：“所有男青壮年统统到广场来。”宪兵冲进每间屋用刺刀驱赶，共拉出约3000人，我也被赶到广场上。有一个青年害怕，迟迟不肯出来，宪兵队长大叫一声“呱”，抽出所佩军刀，就向那青年胸部猛力捅去，从前胸直穿背心。军刀抽出时，那青年鲜血直喷，倒地而亡。一妇女见状，惊叫一声昏死过去。日寇队长将带血的刀在青年身上擦拭，哈哈大笑。这时门外排列着若干辆大卡车，把全部年轻男子押上车。我因恩人李老先生相救没有被一起押走。他向一个大胖汉奸请求，说我是福音堂圣经书店学徒，不是当兵的，请他转达宪兵队长。大胖汉奸嫌他多事，经老先生再三说情，才走过去转达。日宪兵队长点头准许，指示我出列。我学着老百姓走路的样子走出来，两脚叉开站着，他“嗯”了一声，看了我好一阵才放过我。这样，我终于没有登上死亡车，从鬼门关口又回到收容所。
　　后来，据李先生的儿子说，日寇把这约3000人押运至下关江边，一排排捆绑站着，用预先架好的机关枪扫射打死，将尸体抛入长江，把满河的江水都染红了。
　　就在这天下午，一大群日本兵（许多还是佩有军刀的军官）来到收容所，把所有妇女都叫到广场一排排地站着，共约2000多人，又要脸上涂有锅烟或污泥的出来站在另一边。我觉察出日寇不怀好意，要向这批中国妇女下毒手了。果然，他们从抹黑脸的妇女中挑出比较年轻的约1000多拉出来站在广场的一角，一些日寇军官当场就动手动脚进行侮辱。突然间人群发生骚动，我看得很真切，一妇女在日军官对她进行侮辱时，愤怒已极，趁其不备，抽夺其所佩军刀向他刺去，日寇一侧身，以手拂刀，仅轻伤其臂。他转身一脚将该妇女踢倒，踏在身上，夺回军刀，又“呀”的一声向妇女头部砍去，妇女的头当即滚到一旁。日寇疯狂地一手提刀，一手拎起还在滴血的妇女头颅狂叫乱舞，骇得所有妇女掩面发抖，不敢吭声。看到此情此景，我气得咬牙切齿，自责身为中国军人，不能保国卫民，却听任日寇践踏我大好河山，欺凌我妇女姐妹，屠杀我同胞兄弟。我下定决心，此仇此恨，誓死必报。
　　这时一汉奸出来要这些年轻妇女去拿衣服包裹，准备押出去。顿时，所有妇女号啕大哭，跪地求饶。有的是母亲出来抱着女儿哀求，有的是妈妈出来愿意替换女儿，一时哭声震天，秩序大乱。有几个妇女乘机冲出大门，向外逃跑，却遭日寇追出枪杀于街头。狼心狗肺的日寇一边狂呼，一边鸣枪舞刀。而跟来的汉奸却在高叫：“不要动，不准哭，除开老婆婆和有小孩的妇人外，其他所有妇女，都去皇军被服厂做工。”就这样，在刺刀的威迫下，2000多个妇女被押出去登上卡车。这时，突然有一老太太冲出人群把还未走出大门的一小女子双脚死死抱着，不让她出去，日寇用皮靴疯狂地踢她，她仍紧紧抱着不放，小女子也反身抱着老太太颈项大声喊：“奶奶!奶奶!”叫声凄惨，揪人心肺。日寇抓着女子发辫向外拖，老太太抱得更紧，两人被拉拽着拖走。一日寇军官走来，拔出军刀，“呱”的叫了一声，举起刀猛力砍断老太太双手，老太太昏死倒下。停了一会儿，那贼寇怒气未消，转过身来走到老太太面前，昏倒未死的老太太，竟然神奇地坐了起来，举起血淋淋的一双断臂，怒目高声骂贼。贼寇拔出手枪，对着老太太连击三枪，老太太稳坐如山，贼寇上前将其踢倒，老太太倒地身亡。那被拖出去的小女子见此情形，乘日寇不防，猛地撞向门外的水泥砖柱，脑浆迸裂而死。
　　日寇走后，我们把小姑娘和老太太抬进来，请李老先生帮助埋葬。李老先生悲愤地说：“我们教会没能保护难民安全，实在对不起死难者和被带走的难民们，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本军竟这样的凶恶。”随后，他夫妇去找来木板，难民中有会木工的，钉成一大二小三个木匣，大的合殓老太太祖孙二人，小的分别装殓那位被砍头的烈妇(在墙角垃圾堆里找到该妇头颅，一老妇含泪将其与身子缝合)和早上被杀的青年，一并埋葬在华侨招待所后花园里。一位教书的老先生要来两块木匾和笔墨，一块写“南京殉国无名英烈祖孙之墓”，一块写“南京殉国无名巾帼英雄之墓”，插在她们坟前。李老先生要所有难民都来参加祈祷，祝她们灵魂早日升入天国。
　　短短一天，原有5000多人的收容所，现在仅余下不到700人了，而且多是老弱病残，显得格外冷清，格外凄惨。一天来，亲眼目睹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所有幸存难民都悲愤填膺，切齿痛恨。一位老者站起来仰天长悲：“难道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吗？我们是人啊，是中国人！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人宰杀吗？”又一位站起来说：“再杀就和他们拼了！”李老先生闻声赶来劝说：“请诸位务必安静些，外面有巡逻队，深夜也会来的。前天护国路一个收容所，日本兵闯进去抢夺财物时，有人投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两个日本兵。日本军队便把收容所包围起来，用机关枪扫射。里面2000多难民，全部打死，还放火把收容所烧了。你们手无寸铁，怎样和他拼？南京城内58所难民收容所，所有男女青年都被押走了，放回的很少，街上到处是死人。日军是禽兽，根本不听教会的招呼，你们千万不要闹了。”
　　18日，又有零星难民来到收容所。据他们说，日军挨门挨户清查当兵的，同时也抢劫奸淫，如有反抗，不是被捉走，就是当场枪杀。听说教会办的收容所安全些，所以跑到这里来躲一躲。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同样不安全。
　　我感到收容所非久留之地，虽有李先生保护，但随时都会有日寇来搜查，我这个年轻人目标太明显，想另找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或者设法出城。我约李先生的儿子一道出去，察看外面街上和城门口进出情况，我们沿鼓楼南街向新街口方向去，走到汉中路拐角处，远远看到新街口圆形草坪中孙中山先生铜像方形座基上，放有十多颗人头，草坪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有数十具。我们又退回沿街西行，到处是被枪杀的男女尸体，腥气扑鼻。走到水西门附近，老远见日兵在城门边来回巡走，估计其他各城门都有日本兵把守，要想出城并不容易。我们又从小街转到山西路一带，发现大街小巷到处是被打死的中国军人，尸体横陈竖摆，看情景是结集时突然遭到机枪射杀，乌黑色的血液满地溃溢，血腥气扑鼻而来，情状十分凄惨。后来得知，这里牺牲的是教导总队的官兵，两万多人啊！日寇进城时，这支部队据守在总统府国民大会堂及中央党部，本可凭坚固建筑抗击日寇，但由于总队高级军官已逃走，无人统一指挥，导致军心涣散，在日寇诱降下解除武器，结果在山西路、民国路一带，被日寇集中枪杀，两万多士兵无一幸免。
　　我回到收容所后，深感危机四伏，出城希望破灭，必须迅速改变处境。经向李老先生请求同意，临时担负收容所清洁卫生及厨房打杂等工作。由于改变了身份，遂搬去与李老先生的儿子一起住。
　　连日里，南京城枪声不绝，烟火弥漫，街上到处是死尸，行人极少，不时有耀武扬威的日寇巡逻队经过。夜间时闻野狗争食死人的狂叫声。时属隆冬，阴云密布，绵绵雨雪，苦雨凄风，如潮的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金陵城。
　　日寇杀戮中国军民无所不用其极，竟然展开杀人比赛。一日寇连续用军刀砍杀106人而获冠军。由于杀人太多，挖坑掩埋不及，遂直接抛尸秦淮河，河流为之堵塞。更多的人被押至长江边的下关和采石矶用机枪扫射，尸体抛入长江，江水为之染红，下游五六里尚可见殷红的血水。据教会统计，仅在江边被枪杀的，就不下十六七万人。而据中国官方估计，日寇在南京共屠杀我军民30余万。
　　日寇毫无人性，杀人如麻，极其残暴。据收容所厨房买菜的李老头回来说，19日，一日寇军曹醉酒后闯入岳阳路一居民家，奸污一妇女，其夫回家见状，怒极以菜刀将日寇砍死。事后日寇查知，并找到寇尸，日寇怒，除将该妇女轮奸后以尺长木棒插入妇下身使之惨叫而死外，又以粗铁丝将其夫脚踝穿透倒挂在街边树上活活吊死。挨邻几家，妇女被奸污，男人被捉走枪毙。
　　日寇全是一帮变态狂徒，除表现为残暴屠杀中国人外，还表现为对中国妇女的奸污凌辱。日寇在南京奸污中国妇女达三万多，其中有一万多被集中在三条巷、仁义里等几条弄巷，由日军“慰安妇”机构管理训练，再分送到前线，沦为军妓，供日军兵士玩弄取乐。许多妇女被凌辱奸污，求死不得，求生无路，不少人最后被蹂躏至死，抛尸荒野。
　　
　　死里逃生
　　
　　12月25日，日军布告，在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发放“安居证”，声明到1938年1月底发现无证者，统统枪毙。南京在国民政府迁走前，有人口130余万，其时已不足20万人。26日凌晨，我和李老先生前去排队候领，每批放进200人，至27日中午，才轮到我们。进到学院广场，有一叫于野的日军少佐站在广场边的高台上用流利的北京话宣称：皇军宽大保护良民，好的百姓不要帮着隐藏那些当兵的。为了给潜伏的中国士兵留一条生路，凡当场自认的，绝对保证生命安全。继而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领了‘安居证’，要加五家连环保，如发现一家有保护隐藏当兵的，五家通通枪毙。”最后加重语气说：“这是给中国士兵最后一条生路，千万不要错过。”于野说完后，汉奸詹荣光上台又重复了一遍，说：“我是中国人，绝对不骗中国人。”经此诳骗后，在我们这批进去的200人中，有７人站出来承认是当兵的。虽然李老先生多次暗示我出去自认，但我抱定至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就是不站出去。发放“安居证”之前，日本兵逐个检查，先量身高，再检查手掌和右手食指有无老茧（因为拿枪日久，手掌及食指必生老茧），我是政工军官，较少持枪，因而闯过了这一关，领到了“安居证”，站在一旁的李老先生惊骇得出了一身冷汗。
　　后据李老先生说，那些站出来自认的中国士兵，大约有六七千人，日军确实未杀，而是组织起来，分队到老城外挖大坑掩埋死尸。许多尸体腐烂不堪，需用麻袋或用草包裹。秦淮河一万多尸体，腐烂程度更厉害，臭气熏天，日寇强迫他们下河去装，有的人被熏昏在河中。另一部分打扫街道，冲洗血污，清理搬运垃圾，或是被押出城去搬运粮食、煤炭，稍一停歇，便遭脚踢鞭抽，苦不堪言。
　　我的同事88师政训处长曹君植因与鼓楼医院院长黄诚之是至亲，黄兼任南京难民医院院长，遂将曹任命为鼓楼分院主任，分院就设在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那天我去领“安居证”时，曹从图书馆二楼窗户内看到了我，他很担心我的安危，打听到我的住处后，即派人来约我去见他。我们相见后，不禁抱头痛哭，各诉部队打散后的历险经过，也担心孙元良师长的安危和88师8000多官兵的命运。淞沪战役时，中国军队给了日寇狠狠打击，本来形势很好，但由于战略上指挥失误，致保卫南京战役失败，国都不保，30万军民惨遭杀戮，我等实在愧为军人。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设法逃出去，重整旗鼓，誓死消灭倭寇。曹让我到他所在的分院任挂号员，佩上红十字臂章，安全暂时得到保障。
　　南京沦陷两个月后，城内物资匮乏，粮食、蔬菜及副食品奇缺，市面除纸烟杂货小摊外，商铺都未开门。原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日军统统禁止使用，代之以日寇发行的“军票”。市民不愿使用，暗中以物易物。市民存粮耗尽，只能成群成队地上街乞讨。传闻有人去日军营门口要饭而遭到枪杀。南京在年前是一座冤死城，年后成为一座饿鬼城。1938年初分街道施粥，人多粥少，后来者得不到粥，于是拥挤抢粥。日寇用军刀乱砍，许多人粥未得先丧命。至1938年3月中旬，日侵华头目华东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来南京，成立维持会，大汉奸徐崇武任会长，从城外运粮供应，但首先保证军粮，很少供给居民。因粮荒未减，饿殍遍地，日寇终于准许城中百姓凭安居证出城做点小生意。大批市民便相率出城，许多一去不返。据统计，此时南京人口仅存十三四万了。
　　
　　冲出地狱
　　
　　我在难民医院暂时安下身来，但每当看到日寇横行无忌，看到同胞在日寇的铁蹄下苦苦挣扎时，心情就特别郁闷。我辈身为军人，未能保国卫民，却让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我还算什么军人。我暗自下定决心，绝不苟且偷生，一定要逃出去报仇雪恨。不久，又闻孙元良师长已化装逃出，于是便与曹君植商议，决定尽快出城找部队。行前的头一天晚上，我去向恩人李炳森老先生辞行。李老先生说：“你好不容易把命捡回来，现在又有了一个安全工作，为啥还去冒这个险呢?”我说：“我是个军人，看到同胞们遭受苦难，看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我的心很难受。我不愿做这样的顺民！”最后把李老先生说服了，他留我吃晚饭，李夫人还给我做煎饼作路上的干粮，并向神祈祷我一路平安。我跪拜叩谢大恩，表示将来有机会，一定来南京看望两位老人家。夫妇两人送我出门，还一再叮咛，此去后方日军盘查很严，千万要小心。他儿子还把我送回难民医院。
　　1938年3月27日黎明，我和曹君植化装成小贩准备出城。我肩上搭着麻袋，内装两条烟向水西门走去，城门前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守城的日本兵逐个盘查，先问出城做什么、住在哪条街、门牌号是多少、五户联保长是谁，并一一登记，查验联保证明；再看手掌和右手食指有无老茧；这一切都过了关，还得把“安居证”留下，回城时再取。我们根本不想再回来，便慨然交出。
　　我们走出水西门，顿然觉得是另一个天地，舒畅已极，不禁高兴得又跳又跑，挥舞着双手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步行了约20多里，过了上新河，来到大胜关渡口。非常侥幸的是，上午守渡口的日本哨兵换岗离去，下午的哨兵还未来。我们登上过长江的渡船，船上已有了４人。没有想到这个离南京30多里的渡口，也有日兵把守。我们一上船，便急催船夫立刻开船。江面宽，流水急，渡船须沿河岸逆水上行一段才能向对岸划。上岗的日本哨兵来了，但因船被堤岸遮掩，日哨兵没有发现。等到船离岸划向江中时，被日寇岗哨发现了，对着船开了几枪。但江流湍急，眨眼间船已离岸远去。船夫用力划桨，激起浪花飞溅，打湿了我的衣衫。我站在船头，因逃离了虎口而舒畅万分，便高唱抗日歌曲。数月来压抑在胸中的愤懑之情，均以歌代言，尽情发泄，此刻更体会到生命与自由之可贵。回首再望南京，乌云压城，想到还有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下被凌辱、被蹂躏，内心涌起无限愤慨。
　　船靠岸登陆后，又与船上临时认识的一位周先生同行20多里，并到他家中留宿，受到热情款待。翌日晨辞别周先生，沿江西上，于4月15日抵达武昌，去军委会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到中央训练团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抗战征程。
　　
　　后记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旷古未有之最野蛮的暴行，60多年过去了，３０多万中华儿女，怀着满腔仇恨，在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下，倒在长江岸边，倒在秦淮河里，倒在南京大街上，把整个金陵大地染红了。日寇像杀小鸡一样任意屠杀中国人，完全丧失人性，比蛇还毒，比狼还凶。这些屠夫至今仍阴魂不散，其徒子徒孙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向全世界说：“并无其事。”我作为一个这场惨案的亲历人，讲出这篇亲历记，事实就是事实，是赖不掉的。同胞们：永远不要忘记，告诉你的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要忘记！
　　王鹤标
　　（王鹤标先生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病逝，享年９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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