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地主分子”】 地主分子
时间：2019-02-21 05:38: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插队落户到生产队那天,大队革委会张主任就指示我说:“江知青,你出生‘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代表大队革委会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原来,经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把我安排在三队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在我下乡前,院子里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两家。李秀柏是贫农,李元彬是地主。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队革委会原来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阶级立场”不坚定,因与李元彬是宗亲,常常搞“阶级调和”,致使“管制”不力。派其他人又不恰当,我下乡后,就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选。张主任还说:“要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就应从把李元彬这个地主分子好好管制起来做起。”我那时20来岁,思想激进,又经受过“文革”的“洗礼”,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向张主任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把李元彬这个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在李家院子住下后,我就认真履行起职责来。
李元彬是个50来岁的半拉子老头,背微驼,患有间歇性哮喘病。住下的当天,我就把他找来训话。我说:“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要搞好农业学大寨外,最重要的是参加阶级斗争。对你们这些地主分子要实行专政,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他站在我面前一面听,一面唯唯诺诺地点头。我足足训了半个小时,才命令他滚蛋。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过身,喘着粗气,吃力地走下我门前的台阶,蹒跚地往对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怎么的闪过一丝怜悯,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对敌人的仁慈是对人民的残忍,只有对敌人恨得透,才能对人民爱得深。以此来激发自己的“阶级斗争”激情。
当晚,我“设计”了一套对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的词句10遍,给我把水缸挑满水后再出工;下午收工后把村小操场打扫一遍,再向毛主席画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恶;每个月写一份书面悔过书,交我审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张主任的赞许。自此,我严格按照措施对李元彬实施“管制”,从而在大队范围内消灭了对敌斗争的“死角”。
时间长了,我逐渐从社员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况。原来,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县中学教书。土改前几个月,他父亲病死了,他辞职回来料理家业,评成分时因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田产而评为了“地主”。他为此多次申诉过,说按照解放前3年实际从事的职业,他的成分应是“教师”而不是“地主”。但上级没有受理他的申诉。“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诉”的事实,说他想“翻案”,经常开“批斗会”斗争他。他不服,可又没有办法。他的哮喘病就是这么落下的。他有个女儿,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嫁出去后就极少回来。他两口子的身体都不好,挣的工分很少,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回来,欠了生产队的债,日子过得很苦。李秀柏因为同情他,偶尔悄悄送他点粮食、蔬菜之类的,大队知道后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资格。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我决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训,丝毫不同情李元彬,严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严、管死,管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来。在这种心态下,我的行为变得十分冷酷。有天收工后,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场没有打扫。我冲进他的屋子,掀开被子,把他拉起来,强迫他把操场扫完。还有一天早上,下着雨,他向毛主席画像请过罪后,站在我门前说:“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说:“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给我挑水,结果淋得像只落汤鸡,导致哮喘病发作大病一场,而我却认为这是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这些行为常常受到张主任的表扬。下乡半年后,我被评为公社的模范知青,还在区里召开的模范知青代表大会上介绍对地主分子实行专政的“经验”。
这年9月,县革委派出工作小组检查各公社开展“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的情况。公社要求各大队突击办一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壁报。张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向张主任表态说:“我将办出全公社最好的壁报。”我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在“文革”时,我就是我们学校“出版”的《闪电》报主编,办一期壁报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了两天时间,我就把壁报办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大队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协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锣打鼓地迎接县革委检查小组的莅临。不多久,县革委检查小组的大员们在公社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神气十足地来了。张主任满脸堆笑地把他们迎到了大队办公室,向他们汇报了大队抓毛泽东思想宣传做的大量工作,然后又把他们引到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宣传栏前检查壁报。张主任一手拿着一个小本本,一手握笔,一脸媚笑地对检查小组王组长说:“请王组长对我们的壁报作指示。”
检查小组王组长穿一身旧军装,仰头看着壁报,背着手踱来踱去走了十来分钟,转过身慢吞吞地对张主任说:“你们的壁报内容倒是不错,只是字迹不一致,像是拼凑成的。”我闻言一惊,壁报的策划、编写都是我一手包办,怎么会“字迹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壁报右上角那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席语录,的确不是我的手笔。因李元彬每月要交给我一份书面检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语录出自他的手!刹那间,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顶,这是地主分子在捣乱!可是我没敢说出来,因为这对我们大队不利。
张主任满脸媚笑地对王组长说:“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们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张主任真的发现字迹不一致,还是在敷衍王组长。王组长还指手画脚地对壁报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去收拾那个捣乱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队办了两桌丰盛的酒菜招待检查小组的成员。我作为壁报的编撰者,也有幸能陪领导们共进午餐。可我对桌上的佳肴美酒丝毫没有兴趣,匆匆扒了两碗干饭后,便找个借口溜了出来。
我一溜烟跑回李家院子,一脚踹开李元彬的木门。李元彬正在桌边和老婆喝菜稀饭。我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骂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烦了么?”他站起身来,忙不迭声地说:“江知青,小声点,小声点。我晓得你要来找我的,我让你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飞快地跑进内室,拿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来。一时间,我弄不清这是什么意思,但“气冲牛斗”的气焰顿失,抓着他衣领的手也下意识地松开了。
他接过老婆手中的字纸,展开后对我说:“你看。”我看清这皱巴巴的纸上写的正是从壁报上撕下来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见我满脸疑惑,又低声说:“你仔细读一遍。”我仔细一读,顿时惊得脑袋“嗡”地一声。原来,我把那段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天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那个年代,就凭这一点,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的刑!刹那间,我脑子里一遍空白,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张纸扔进了灶膛,平静地说:“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着觉,天蒙蒙亮就出来走一走,路过壁报时,偶尔发现了这个。告诉你又来不及了,又怕张扬出去,才这么办的……”
“李叔,你帮了我大忙。”下意识中,我竟一改平时“狗地主”的称谓,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我问他:“李叔,我平常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他喘了几口气,咳了几声,微笑着说:“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时疏忽才把那几个字写错的。如果让大队或公社干部发现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听了他的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地主分子居然还这么“心地善良”?然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呀!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见我尴尬万分,李元彬端起稀饭碗,依旧平静地说:“江知青,公社和县里的干部还没有走,你赶快离开我这儿,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他的小屋的。
此后,虽然我依然履行着“管制”李元彬的职责,但力度却大打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为由,取消了他早上为我挑水的“资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后打扫村小操场的“苦差”。再后来,竟像李秀柏那样和他搞起“阶级调和”来,比如在他哮喘发作时帮他挑水、推磨;把重庆家里面寄来的怪味胡豆给他品尝;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他一起在灯下研究书法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较偏僻,李秀柏也从不“装怪”,这些事从未被“外人”发现。
就这样,我一面敷衍大队张主任,一面与李元彬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1971年3月我调出农村。
(压题图:《白描山水》,毛斌智)(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