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可真幽默】余秋雨真的渣吗

时间：2019-02-23 05:36:3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直都觉得余秋雨老师挺深沉的，不苟言笑，看看“青歌赛”上的点评表现就知道了，纵然有笑，也是略略的。今日读到他在博客上发表的《答(财富人物)杂志问》，不禁哑然失笑，余老师还是挺幽默的嘛。这里摘其片断，领略一番。
　　关于在《秋雨时分》讲述中国文化的问题，余秋雨说：“这是一个大课题，我早就觉得应该有人来系统讲述了，现在只得把这副担子压到了自己肩上。”――老人家够累的。
　　关于辞职，余秋雨说：“我辞了整整28次，还与医务人员串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老人家够苦的。
　　关于批判，余秋雨说：“我以前对他们很生气，现在经历多了，就觉得他们也是历史的产儿，怪可怜的，很值得同情。……很多人的贫困是值得同情，应该获得帮助的，但那些人的贫困，是咎由自取。”――到底同不同情呢?
　　关于文化散文作家，余秋雨说：“曾经有人把我定位成‘文化散文作家’，如果我接受这个概念，我势必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套人‘作家’和‘文化散文’中去了，成了‘套中人’。因此，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因为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散文’，觉得我写的那些东西不叫‘散文’也可以，免得‘散文评论家’盯上。”――文化散文只有作家协会的人知道?
　　关于社会评价，余秋雨说：“在今天，一个人除非做了确凿无疑的坏事，其他外界评价都不可靠，大多是炒作的结果。有些观点和作品可以评价，但观点和作品是层出不穷的。怎么可以对一个人作轻易的评价?你连自己也评价不了，怎么评价他人?关注评价，这是老一代文化人的可怜梦想，他们追求‘盖棺论定’，其实追悼会上说的一定是好话。到今天，重视社会评价的只剩下了一种人，那就是那些专门给别人作‘社会评价’的人，即所谓‘批评家’。但是，他们的评价怎么能冒充成‘社会评价’呢?‘社会’难道藏在他家里吗?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为良心做事，我们只为社会上那些从来不会评价的广大民众做事。……如果真要知道评价，看看你妻子的眼神就足够了。”――这本身是不是评价?
　　关于当众讲话，余秋雨说：“……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会当众讲话了。这些年每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永远选我，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还被人称为‘最会讲话的教授’――这是怎么回事?我究竟是在什么关口上一夜转变的?连我自己也惊讶极了。”――神!小孩子智慧称“神童”，成年人智慧该称啥呢?
　　关于最快乐的事情，余秋雨说：“近五年来，几乎每三个月，社会上都会风传一次我与妻子马兰离婚。每次都言之凿凿。于是，每隔三个月总有一批朋友打电话来，口气闪烁地呐呐动问。一听便知，我便大声喊妻子，叫她来听。她也这样，接到这种电话后拿着话筒要我去听。每次都笑成一团，三个月后又大笑几天，真是快乐。”一周期那么准并以此为乐?
　　关于最有成就感的事，余秋雨说：“我用一个简短的‘悬赏’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悬赏’内容是：只要有人能举出我在文革中曾经用某个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内容，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给他。至今已经八百多天，无人领赏。我便与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一起，宣布悬赏结束，多痛快!就此，两位台湾学者发表评论，说是‘新世纪的反谤经典’。我自己也非常得意：轻轻竖起小指，点哑百门臭炮。这实在是一个男人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轻轻竖起小指，极为传神，果然经典!
　　关于最轻松的事，余秋雨说：“最令我轻松的事情，是不订报，不用电脑，不上网，不印名片，至今没有手机。要找我，只能打我妻子或秘书的手机，由他们筛选。我也不会开车，这是算过命的，说不能开。我不全信，且也姑妄听之。车由妻子开，又多了一分轻松。如果妻子也想轻松，就叫出租车。好在，我们基本不出门。”―余秋雨的博客是他人代开的?而且基本不出门，有替身?晕!
　　关于演讲，余秋雨说，“我并不喜欢演讲。”但在他博客上写道：“我先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述“中华文明的道路”，后来又应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驳斥“中国威胁论”。”我从都江堰回到成都……然后飞深圳……录完“秋雨时分”，立即赴香港光华文化中心演讲……”“我的演讲在第一天上午。七千余人在一个场子里听讲，气势惊人，七千余人中来自台湾的有两千多人，都是我的老听众了。”“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演讲，以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巡回讲学，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我在台北的那次演讲是由台北市长马英九先生主持的，在演讲前一天，我和马英九先生对着诸多媒体作了一次‘汉字之美‘的对谈。”――真的不喜欢演讲吗?余大爷，你真让我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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