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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与痛苦:痛苦与矛盾的意思

    时间:2019-02-24 05:50: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为希腊城邦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在理想国中作为自古焦点的诗与哲学被给予悬殊较大的待遇,甚至提出了将诗和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主张,由此引发了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诗与哲学之争”。很多人都会认为柏拉图对待诗与哲学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即一个贬低、一个尊崇,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一、诗人的破逐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把人们分为九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些掌握真理最多的人,是凡人中的精英,是最富聪明才智的人,柏拉图将他们称为哲人。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认为这等人应该享受最幸福的生活,而且理想的情况是哲人作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第六等就是那些引起人们“哀怜”和“感伤”的诗人,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明确表示不欢迎这类人来到理想国,请诗人远离他们的城邦。在这里诗和诗人几乎处于最低的等级,更别说与哲学、哲学家相比,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说“我们当初把诗逐出我们国家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由此可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待诗和诗人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要将诗和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呢?柏拉图给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诗不真实。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和中心,只有“理念”才是最真实的和不生不灭的存在,而作为艺术的诗则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和再现,是对“理念”二次摹仿,是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两层,容易失真。柏拉图又把美分为七个层次“1、美的人体,……7、美本身”,认为美的最高层次是第七个层次,而第一个层次的美是最低层次的美。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爱美者应该认识美本身,而作为艺术家的诗人却只能接触到最低层次的美的人体,因此诗和诗人具有较大的直接性和欺骗性。由此可以看出“艺术模仿是对理念和真理的两度离异”,结果就只能是“理念在昂首阔步的前进,把卑微的诗远远的抛在后头”。
      第二,诗扰乱人的心理,使理性屈服于非理性。柏拉图崇尚理性,贬低感性,在《国家篇》卷四中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受到理性的指导:另一部分受到欲念的控制。他认为人类最善的部分是遵从理性指导的,而恶的部分则受到欲念的控制,他把理性作为我们的最高品质,认为公民的第一品质就是智慧,而真正的智慧要靠理性的指导获得,而不是由感性或者欲念来获得,相反欲念控制下的灵魂得到的只能是假恶丑,所以柏拉图把感性看得一钱不值。灵魂的欲念部分受情感和冲动的支配,是心之糟粕,是卑俗低劣的部分,而诗是诗神凭俯身体的产物,很容易将情感和冲动的欲念宣泄出来,因此作为艺术的诗在柏拉图看来由于其远离真理,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成为非理性的宣泄,所以不应该在理想国中存在。
      第三,诗歌不利于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在柏拉图看来青少年是城邦的未来,他主张对青少年进行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学会真善美,远离假恶丑。在柏拉图的眼中,远离“理念”和真理,非理性的宣泄的诗歌无疑是不利于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成长的,它们最终会把天真无邪、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引入歧途,因此,青少年要远离这类诗歌。
      柏拉图区分了三种真实性即历史的真实性,形而上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性,并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应该服从于文学的真实性,因为后者不仅告诉人们过去的生活而且还教育现在的人们怎样生活。所以尽管世界上发生过并且还将发生好人受屈、坏人得志的不公平事情,诗人都不应该把它们写进诗歌。赫西俄德讲的那些事情即便是真的,也不宜对青少年讲述,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束之高阁,因为“适宜的谎言比不合适的事实更可取”,诗人们的过错在于说了不合宜的真话而不是说了合宜的谎话。由于诗人不合时宜的描述,在理想国中诗就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了极大的不利,严重危害了理想国未来的发展和安全,所以柏拉图认为让诗人们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是应该的,他说“如果荷马真的能帮自己同时代的人得到美德,人们会让他颠沛流离,卖唱为生么?人们会依依不舍,把他看的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也会随侍到哪里,直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正因为诗人没有这样的美德,而有如此多的罪状,所以在理想国里是很难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的,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是不是自始至终柏拉图都对诗和诗人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呢?从他的许多论述及很多历史资料看事实并不是如此。
      
      二,爱与恨的交织
      
      关于诗和哲学的关系,著名的诗人艾略特曾说过“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柏拉图也知道诗和哲学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人们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诗人和哲学家都有着一般平民百姓没有的洞察力,都是受到社会重视、深受民众欢迎的人。诗在古希腊主要指诗人的朗诵活动,而不是阅读文本,因而古希腊关于诗的评论既包括诗歌本身,也包括对诗人的评论。诗与哲学之争也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诗人与哲学家之争:二是诗与哲学之争。诗人和哲学家之争在于他们都想给人类提供智慧和教育,争当人类的导师。而早期的诗与哲学并没有发生冲突,相反诗受到一些哲学家的赞誉,例如德谟克利特就说过“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下所写成的一切诗句都是美丽的”。诗与哲学只有在二者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才会有冲突,赫拉克利特说“大多数人认赫西俄德为导师,他们认为他最富于智慧,但是他甚至连昼夜都不晓得”,色诺芬说“荷马和赫西俄德曾把人世间的一切偷盗、淫乱和尔虞我诈的罪责都归之于神”,他们认为诗人没有智慧也就不能给人以教诲,相反他们败坏道德。由此可以看出“诗与哲学的争纷,是诗与哲学的根本统一派生的结果,当我们试图确认或描述统一的原则本身时,冲突就产生了”“用稍微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就是,诗与哲学的争纷是技术或者方法层面的,当记忆在哲学中企图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或者哲学将自身转化为诗的时候,这个冲突就产生了”。
      诗与哲学的纷争一开始在柏拉图那儿就有很大的矛盾和痛苦。他宣称荷马以及希腊那些大戏剧家都要被驱逐出理想国,与此同时,柏拉图本人也写戏剧,他的对话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诗。从资料记载看柏拉图年轻时就写过悲剧,临死之际,他的枕边上放的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伽达默尔说“《会饮》中,苏格拉底在与悲剧家阿伽通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彻夜讨论中提出了真正的悲剧家必定是真正的喜剧诗人的要求,而柏拉图被证明为是唯一满足这一要求的人”。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区分了两种迷狂,其中一种是由于神的干预形成的迷狂,而哲学家和诗人都是通神的佼佼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包括荷马在内的大多数诗人都不能把通神美感用于理性的思辨,不能把过人的才华服务于民众和开发心智。所以在柏拉图看来荷马等诗人的过错在于他们作为悲剧诗人的启蒙教师,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将诗歌的瑰丽引向与哲学的汇合。在读柏拉图的著作时“我们的兴趣集中在他热爱美又排斥诗的明显矛盾上”,从中我们看到了柏拉图对诗的又恨又爱,欲罢不能,其实“柏拉图一直是一个矛盾、痛苦的混合体”。柏拉图是一个喜欢诗和美的人,在他的《大希庇阿斯篇》中曾说过“毫无疑问,美的人体,所有的装饰用品,图画和造型艺术都能使我们开心,只要我们看见他们而他们又以美的形象出现”。他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只不过为了理想国的安全和健康,他放弃了对诗的追求,可又时刻牵挂着它。
      柏拉图从没有正面否认过人的生活需要诗的点缀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认为优秀的诗篇一样可以陶冶人的心灵,主张青少年应该熟读乃至背诵那些优秀的诗篇,优秀的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可以充当民众的导师,成为生活的向导,只不过柏拉图为诗进入希腊城邦设定了条件,在《法律篇》中说到“任何人不得创作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公共标识的作品,这些标准就是正确、高尚、优良”,“城邦的缔造者必定知道诗人应当怎样创作故事,也知道诗人一定不能写哪些诗歌”,也就是说将诗歌纳入哲学的统帅之下,将它作为维护城邦利益的工具,语言应该服务于城邦的法制建设。《法律篇》中柏拉图说“我们已经规划了整个城邦的活动,使生活成为一种高尚和完美的戏剧,所以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风格不同”,也就是说在维护城邦建设的前提下,柏拉图认可诗和诗人并认为自己也就是诗人,凸显了诗歌的积极教化作用,在其著作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论述。正如孔子所说,要真正实行有效的诗教,必须将诗歌纳入“深于诗者”即柏拉图所理解的哲人的统率之下,因为“哲学家固然教导我们,但是他们的教诲艰涩难懂,而诗是最适合柔软的脾胃的食物,所以诗人其实是真理的群众哲学家”,这也就是说将诗纳入在哲学的统率之下发挥诗的政治教化作用。
      柏拉图对诗又爱又恨,在诗与哲学面前,永远是痛苦和矛盾,但是“哲学家没有诗,就像诗没有哲学一样是不适宜的,或无法衡量的”。诗与哲学之争在今天也是精神界永远无法停止的战争,几千年前的柏拉图是这样,而且这种矛盾和痛苦还将折磨以后的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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