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林甘泉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就是全面反映这一讨论过程和关键问题的结集之作。而最近2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就是摆脱“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模式，重新审视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如果奴隶社会被否定，古代史分期之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对而言，第一阶段的争论，在社会上引发的关注更为明显；而第二阶段的争论则基本上局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其学术意义之重大或许要在未来才能够充分显示。在这场严肃而又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中，许多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倾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回顾70年来大讨论的过程，可以说它直接折射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执行。

“古史分期”之争是“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范文澜、翦伯赞。“战国封建论”的掌门人则是郭沫若。他们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在文化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作为洞悉沧桑巨变、通达人情世故的大学者，他们互相尊重，没有因为“古史分期”上的不同观点而影响私人交谊。但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在某些场合毕竟会出现如何合作的问题。

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之后，“中国通史陈列”按照何种分期观点来布置，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据曾经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老专家洪廷彦先生回忆，当初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家都很慎重，因为这是最高级别的历史陈列，带有一定的权威性。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它不同观点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参与讨论的范文澜、翦伯赞两位先生，态度特别通达，主动提议按照“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布展。从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这一陈列体系，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年，对扩大“战国封建论”的知名度无疑是有作用的。

1961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委托，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此书的主编，翦伯赞按照自己的思路，组建了一个由专家学者构成的精练的写作班子。他的《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为《纲要》奠定了基本框架。他的基本思路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的全力支持。在“古史分期”上是采用郭沫若的观点，还是坚持范文澜与翦伯赞本人的立场，翦伯赞也曾经表现出犹豫和为难。他表示，古史分期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他甚至准备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与国家一级的通史陈列体系相比较，在编写历史教材的过程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更加不容易协调。因为这里不仅有主编人的署名问题，而且对自己并不服膺的学说展开正面论述难免存在障碍，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曾有人提议，请中宣部加以决断。当时的领导人表现出提倡百家争鸣的诚意，请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著述立说。陆定一明确表示，既然是翦老主编，就可以按照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于是，翦伯赞主编的这部教材，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同为教育部认定的教材，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并存，实属难得。这实际上成为历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多年之后，在陆定一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复出工作之时，他依然把这一开明的决策过程当作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来回顾：“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正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教材，对于采用谁的观点有争论。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我把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陆定一还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他认为，这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教皇、秦始皇、汉武帝干过。（转引自陈清泉《陆定一复出后的五篇文章》，《纵横》2003年第9期）

这样的“内幕”公开之后，人们才得知，当年中宣部尊重学术自由、不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争鸣的理性态度，不仅体现出陆定一等人的开明，而且是经过毛主席认可的。在此回顾著名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或许是有益的：早在1951年和1953年，毛主席就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两个口号，当时尚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它们共同表述为工作方针，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关于“百家争鸣”的内涵，毛主席的解释特别明确：“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之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向党内外公布了“双百”方针。它尽管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号，但确实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时至今日我们重闻这些论述，也依然感到温馨和亲切。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真正自上而下地遵循、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典型事例其实并不太多。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会把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的上述一幕，视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案例。

“古史分期”讨论折射出历史学界的思想自由度

当着“百家争鸣”真正得到尊重和实施时，“古史分期”的讨论，就会得以正常展开；而一旦它成为束之高阁的装饰物，那么包括“古史分期”在内的任何学术问题，都不可能出现讨论的生机。

“魏晋封建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一度很有社会影响，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而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何兹全、王仲荦三位先生。但1959年随着尚钺受到批判，“魏晋封建论”明显受到压抑。

尚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曾经出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不久因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开除出党。新中国建立之后，尚钺的知名度较高，大概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尚钺1929年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执教时，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朝鲜领袖金日成。金日成尊称尚钺是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其二，尚钺在50年代的史学贡献，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并为高层领导所知悉。在一次国庆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得知围拢在身边的学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十分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尚钺老师，论证魏晋封建说，是古代史分期讨论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你们应该引以自豪。”著名文学家苏叔阳，就是当时在场的学生之一。多年之后，苏叔阳对尚钺和韩大成先生联合指导的研究生毛佩琦追忆往事，依然不胜感慨。

20世纪50年代的尚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依托，在探讨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讨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在国内引发关注，而且苏联、日本、波兰都出了译文本。他主持编辑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1955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1958年）等四部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等长篇论文，相继在《历史研究》发表。这些不俗的成果，使得尚钺及其学派势头颇盛。

到了1959年，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中，尚钺被定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重点批判。他的学术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出了批尚钺的专号；历史研究编辑部将其中的重头文章汇集为《尚钺批判》。此后十余年，尚钺只能作为受批判的对象。在“十年浩劫”期间，尚钺及其眷属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晚年的尚钺在总算熬到平反之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如此表达他的胸襟：“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多年的学术纷争，他说“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位学者对“百家争鸣”的由衷渴望、殷殷呼吁。

“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何兹全教授。1950年自美国归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至今。何教授的令人景仰之处在于，几十年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都持之以恒地潜心研究，终于成为魏晋封建论的集大成者。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多事之秋，何教授做了理性的选择，在自述之作《爱国一书生》中，他以幽默的笔触写到：回国之后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向共产党“投降”的思想，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很少受冲击。何教授的理性，应该视之为学术界的幸运。因为这减少了冤狱，保全了一位泰斗。特别是何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现在无疑是代表了魏晋封建论最高水平的重要专著。

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发表了多篇论述魏晋封建论的文章，特别是他1957年出版的专著《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当时是全面论证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

对学术问题，学者持不同观点并展开争鸣，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下，使某种学术观点受到压抑，就是不正常的形态了。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战国封建论”学者，在“魏晋封建论”处于低潮时，以“江泉”的笔名发表文章，最早把“魏晋封建论”列为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并立的学说。这说明，真正的学者，是希望在正常的气氛中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的，因而对论敌才会给予真正的尊重。

至于在“文革”期间，根本谈不上任何正常的学术讨论。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在内的学术权威，都受到了冲击。翦伯赞最为不幸，在经历了多次批判之后，1968年12月18日，绝望无助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自尽，以死向黑暗做最后的抗议。1966年5月—6月，范文澜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时正走红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公开指责范文澜，逼迫他做检查。范文澜曾经连续给他所信任的同事写信，请他们“站在敌对方面”对自己“大加抨击”，“愈过头愈好”，原因是：如果自己人“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他还感叹：“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让一位学界泰斗如此诚惶诚恐，几乎接近精神崩溃，文革期间“红色恐怖”之邪恶，由此可见一斑。范文澜要比翦伯赞幸运得多，毛主席适时地出面“保护”了。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活动。毛主席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有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范文澜得以避过劫难。当然，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在“分期”问题上，他不得不识趣地三缄其口了。转机似乎又出现了——1968年7月间，毛主席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身处不安与无奈之中的范文澜，为此而异常兴奋，不顾疾病缠身，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制定计划，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毛主席交付的工作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承受压抑的身体，却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兴奋，范文澜病倒了。他不顾身体并未康复，迫不及待地要出院工作，他向劝阻的亲友述说着毛主席的嘱托，表达着急切的心情，“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结果，在出院的当夜，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时为1969年7月29日，距离他的好友翦伯赞被迫自杀不足8个月。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取得了政治支持，但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本人的身心同样遭受摧残。所以，后来他以最直白的语言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既是为了民族灾难的结束，也宣泄了自身重获“解放”的真实感觉。

对于“文革”期间历史学界的概况，杨念群在《中华读书报》上有如下分析：“由于‘战国封建说’比较符合于当时意识形态构建历史理论的要求，所以被奉为正统，‘魏晋说’自然成为异端，诠释‘战国封建说’的历史著作几乎一统了天下。”这样的分析是否完全可信，或许可以见仁见智，但他道出了人们一种直接的感受。

“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同样在历史学界呼唤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复苏。“古史分期”的讨论，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热烈起来。其中以“魏晋封建论”的复苏，最为引人注目。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在《历史研究》当年12期上的“会议综述”，标题就是《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它甚至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界思想解放的表现形式之一。

1979年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几乎是最集中的史学话题。《历史研究》分期刊出了一批知名学者的论战文章：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兼论商鞅变法的性质及其作用》。尚钺以老病之躯，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还有罗祖基《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发表于《学术月刊》。其它刊物也有类似的文章刊出。而真正代表“战国说”与这股批判浪潮正面交锋的，只有两篇像样的文章：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历史研究》）、田昌五《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稍后田昌五于1982年出版了《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这是当时捍卫、发展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代表作。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就感受到了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和批评。郑昌淦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他用了多数时间在批判论敌之说。至今我们全班同学都记得，郑先生为了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事先把有关史料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张挂在黑板旁，还揶揄说：我从“红卫兵”那里学来了“大字报”用于教学，大概是“文革”的惟一正面作用了。他说：“战国封建论”者为了论证商代有众多奴隶，把甲骨文中的“众”（眾）字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他嘲讽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是也在太阳底下集体耕作吗？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引起的是一片笑声。

1986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古代史分期讨论会”，是在郑昌淦先生的筹划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北戴河休养所召开的。参与筹备工作的有北京大学的俞伟超（后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常征等人，均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学者。郑昌淦先生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就是以倡导学术自由、反对“一言堂”为重点的。会议的气氛非常活跃，讨论非常热烈。稍后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也把古代史分期问题作为议题之一，在客观上延续了北戴河会议的讨论。

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论》（转引自《国学网2002-12-25》）有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几十年来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应该是“中”——引者注），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而且，何兹全先生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发表的《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一文，使人更加敬佩何先生的人格和学术风范。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他没有沉醉于以往的争论之中，而是理性地思考争论7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坦承“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我们先不要谈论分期问题，……要换个角度先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当年大讨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都在以超脱的眼光来回顾这一学术史了——这实际上是新时期学术讨论多元化的象征之一。

“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崛起，也构成了新时期史学讨论的焦点所在。雷海宗在50年代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他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在60年代遭受严厉的批判，却在80年代重新赢得了声誉。特别是1986年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上，以张广志、沈长云等人的发言，成为“中国无奴隶社会”说重新崛起的标志之一。

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新尝试，是史学界令人注目的动态。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通史，抛开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表述方式，而代之以“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此类只有时间意义划分。曹大为等人在编写《中国大通史》时明确提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对古史性质的判断、发展阶段的划分充满了新意。晁福林在2003年出版的近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中把“五种社会形态说”比喻为“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明确指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无法套用旧的说法。曾经尽力捍卫“战国封建论”的田昌五，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也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学术思路，构筑了一套新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他把五帝和夏商周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为封建帝制时代。这些新观点，其实是在“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化而出现的。所以，不管这场争论的趋势与原本的意图出现了多大的背离，从学术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来，它的重要性依然存在。

（说明：本文曾经以缩写、改写的形式，在《中国政协报》、《北京日报》发表。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等论著；并曾向几位前辈学者请教，承蒙他们对初稿加以细心的审查，纠正了许多不妥当的提法。特此说明，并向上述作者和前辈学者深致谢意！修订稿如仍有不当之处，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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