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斗士”的守望
时间：2020-04-07 05:15: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她为控烟工作奔走了数载之后，如今又回归自己的学者身份。曾对中国控烟不力频频“开炮”的杨功焕，却对2014年送审的“史上最严禁烟令”不吝称赞，称之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
齐耳短发微微烫着卷儿，湖蓝色上衣搭配着一条色彩亮丽的丝巾，神态和蔼，说话带着点软糯的南方口音，眼前的杨功焕很难让人和媒体描述的强硬的“控烟斗士”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象她会说出“领导办公室不禁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让卖烟的来控烟，中国怎么能控好烟”这样犀利的言论。
但这一次，曾对中国控烟不力频频“开炮”的杨功焕，却对2014年送审的“史上最严禁烟令”不吝称赞，称之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
孤独的坚守
举十几年之力，杨功焕牵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疾病监测网，所搜集的关键数据以及开展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烟草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她始终站在控烟战斗的第一线，不仅与庞大的利益部门讨价还价，还要与人类的自制力较劲。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她的身影尽管孤独，却无畏而光荣。
在中国，“控烟”看似一张不痛不痒的宣传海报。这令杨功焕感到尴尬。她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控烟奖得主，也担任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的职位。
中国在2003年签订《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到她。在记者面前，这位63岁的女士举止从容缓慢，笑起来还有酒窝。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个疯狂而孤独的骑士。她说自己清醒着，还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她语气柔和，却又斩钉截铁：“吸烟一定会带来健康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杨功焕这并非只是随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在参与控烟之前，她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了10年，负责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组织与运作。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
“四面楚歌”
用杨功焕的话说，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御用学者，烟草公司把她列进了黑名单。总之，就是“四面楚歌”。
她一直战斗在控烟运动的第一线。1999年，杨功焕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行动倡导组织（TFI）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
但随着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介入，她发现自己并非“主流”。
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会议上，烟草局就表现出“反对倾向”。他们在公约文本上，试图减轻烟草危害的措辞。比如将吸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改为“有害影响”。
“控烟并不会在短期内对烟草工业造成影响。”杨功焕认为，但烟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会更快到来。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
在2008年11月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的主导部门，曾是卫生部、发改委经贸司等。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中国履行控烟公约，却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冲破利益的盘根错节，杨功焕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改变执行部门，控烟就是一纸空文。”有些时候，她甚至感到，除了这个庞大国家的烟草利益部门之外，自己身边的战友也是“敌人”。基层卫生人员跟她说，控烟谁不会，“无烟医院”我们搞了好多年。在杨功焕看来，医院准备了 “禁止吸烟”的铜牌，贴在墙上，年复一年，迎接检查。
“从疾控的角度，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无效的。”杨功焕说，过去创建的“无烟医院”，有领导小组，有控烟标识，有数据库，就是没有“没人吸烟、没烟头、没烟味”。
“死亡地图”
数据，是杨功焕最为忠实的战友。她也用科学的依据，打出了感情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就这样开篇，“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100万是个宣传数字？”记者问。“不，这来自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我们把不确定性放到最小，这个数值，甚至低估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缺少的是客观准确的数据，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传染病、慢性病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
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对未来几十年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就是杨功焕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十数年的主要工作。
监测网络把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分别设点。前四年里，杨功焕跑遍了各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两个监测点。这些监测点按照科学抽样方法，搜集了中国3000多个县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监测数据。至2000年，监测网络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60万例死因报告。杨功焕带领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
这就是中国“死亡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的地区分布。中国烟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烟草流行20～30年后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高峰。
杨功焕决定尽早搜集数据。1994年，她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队列，进行吸烟与健康的研究。该队列已经维持了16年。前期5年的观察结果证明了在20世纪末烟草使用导致了12%的超额死亡。由此推论出中国到2000年，每年有100万人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2025年，这个数字将扩大为200万人；到2050年，会上升为300万人，并且有1/2的死亡发生在35～64岁之间。
这些数据和研究成为中国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
未竞之业
带着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杨功焕自然理直气壮。但她也承认，从公众的角度，这些努力还是一场“秀”，报告止步于报告，一些严苛的行政控烟手段也让众多烟民备感不适。
于是，杨功焕还要和人类的自制力讨价还价。
说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个人也应该尊重并保护他人拥有健康的权利。不过，人们很难为20年后才发生的危害而限制目前的行为。
杨功焕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们不可能都是流行病学专家，明白其中的利害。吸烟的危害不像是甲流，明天就有症状。吸烟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这就像饮酒驾车，危险系数增高，但不一定会出事故。
“我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专家体系和政府的认同，最终由政府发布给公众。”她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立政府控烟的公信力。政府需要向市场和社会设计健康生活的观念，发布有关烟草客观、科学、公正的知识，定期发布烟草的行业和消费报告。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烟草、或者摒弃烟草，控烟效果才能更为稳固。
在美国，这场“控烟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1964年美国卫生部发布的“外科总结报告”，美国政府也认同这个结果。1967年，“吸烟与健康大会”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戒烟浪潮。
在戒烟浪潮中，公众不清楚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而带有“警示图形”加文字警告的烟草包装是一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杨功焕认为，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千亿盒卷烟，如果在烟盒上都印上健康警示标识，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控烟健康宣传。但在目前，中国烟盒的精美包装仍在延续，而参与控烟工作的政府专家，也改由烟草部门的人员担任。
杨功焕转而“押宝”在知识界，希望顺应整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发展绿色工业为目标进行控烟。她组织了数十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在2011年1月发布2010年度控烟报告。
“中国社会还不太具备对科学信息辨别和信服的习惯。我们以专家组名义发布报告，具有独立学术的价值，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她说。
“史上最严禁烟令”的背后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拟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并明确了室外全面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包括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室外场所、健身场所、高校、妇幼保健机构及医院、儿童医院、公交车站等。因此又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
尽管如此，《条例》公布后，网上依旧有很多烟民表达了不满情绪，认为管得太严、太苛刻。但公共场所禁烟如果不做到室内100%无烟，是没有意义的。杨功焕说：“能够造成危害的烟草烟雾是没有阈值的，不是说你吸到多少毫克才致癌。只要你吸进去，就增加致癌风险。室内的空气都是流通的，设立吸烟室不可能隔绝这种流通。”她还举例说，“如果在一个游泳池里设立‘小便区’和‘非小便区’，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除了全面禁烟之外，《条例》中引起关注的还有这样几条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广告及被禁止的吸烟镜头；烟盒图形警示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一。
对此，杨功焕说：“这些规定基本符合《世界和平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对整个《条例》我个人能给打90分吧。”听得出，她的语气有些骄傲。《条例》可以说是她参与中国的控烟行动以来，看到的最大成果。
中国控烟进程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其中每一个关键点，都能看到杨功焕的身影。
1996年，肺癌死亡率成为癌症中的第一位。当时杨功焕负责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998年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演讲引用了杨功焕的一项研究成果：“在中国，这种流行病（指烟草使用）会杀死现在29岁以下的3亿中国男性中的1亿，其中一半死于中年。”
中国的控烟行动刻不容缓。
然而，在当时这更多地只是一个学术界内部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共识，缺乏有力的推动和执行。杨功焕说：“其实1997年的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我们报告了1996年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控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包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也非常支持。但是大家并不很清楚在实际操作上应该怎么去做。”
直到中国控烟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节点，状况才开始有了改变。2006年1月9日，中国签订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中国控烟开始了艰难的小步前行。
此时的杨功焕，已受邀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部门工作了两年，为制定公约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又参与了中国签订公约的谈判，开始从原来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角色，渐渐转型成为懂得制造舆论、重视政府力量的执行者。2007年，国家成立履行公约领导小组，杨功焕是专家组成员。
说起这几年的控烟历程，她十分感慨：“从加入履约组开始，我才深刻地感觉到在国内控烟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你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保证，真的是效果不大。”
杨功焕说，新条例的起草从2013年9月就启动了。然而，如何让大众接受禁烟，并摸索具体的控烟措施，才是控烟工作中的难点。
.
功夫在条文之外
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是：必须立法，防止公众接触烟草、烟雾。各缔约国都应该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提供普遍保护。但各地对全面禁烟的积极性不高，觉得立法没有必要，卫生部也有很多其他的立法工作，禁烟立法排不上日程。履约小组的工作开展不起来。
面对这种状况，控烟工作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决定搞“地方包围中央”，先从设立地方性禁烟法规入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7年4月启动了“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在中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个城市项目点和20个农村项目点开展控烟干预活动。
积累了一定基础之后，到2010年1月，履约组选了7个城市，以“100%无烟”为目标开始做“无烟环境促进项目”。项目的第一批城市是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后来又增加到15个城市，总共覆盖1.4亿人。
此时，地方政府的立法承诺成为最被看重的要素。如果能得到地方法制办的支持，立法的效率更是事半功倍。当时比较积极的两个城市是哈尔滨和天津。天津市法制办副主任李建华说：“我特别愿意立这个法，比立那些拆迁法好”。2012年5月31日，哈尔滨和天津开始施行符合公寓标准的“100%无烟”标准。
这些城市禁烟立法的成功，也成为对全国性禁烟立法的有利支持。后来，这些法规的条文、经验都被采纳进了《条例》。
杨功焕告诉记者：“公共卫生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我们的工作在其中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要有成果，还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担负起责任。”但中国控烟工作目前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条例》公布之后，烟草界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中国的禁烟“扩大化”了。
“《条例》收到四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肯定会有反对的意见，审批通过之后可能也会打一些折扣，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示了国家对控烟工作有了决心。”
杨功焕表示，自从2013年《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出台，可以感觉到，中国的控烟行动有了加速。
对于中国控烟的未来，杨功焕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的不说，我自己也给《条例》提了一条修改意见，以后烟盒上的警示图片，应当由卫生部来提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烟草专卖局自己决定。”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这一“史上最严禁烟令”被杨功焕称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这一重大进步，是像杨功焕这样的“控烟斗士”长期努力坚持的结果，对她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也让她在为公共利益孤独坚守多年后，看到了中国控烟运动前景的一抹亮色。
相关热词搜索：烟斗，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