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眼中的异教徒
时间：2020-04-22 05:16: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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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一度表示兴奋，他写道：“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励大家了。”
1949年后，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很长时间是正面典型。因此，在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里，开头那句话赫然在列，成为了“伟大导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正面评价。
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没提到的是，马克思后来还写下了这样一句：“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
与马克思以“革命”视角看待太平天国运动不同，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传播”视角来看待这场运动，西方商人以“经济利益”为考量，西方政客们则以“政治利益”为视角。但不同的视角带来了一样的结果：只要他们与太平天国“亲密接触”，最终就会对这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权无比失望。
曾经狂喜的传教士
在专制环境下成长的洪秀全，其政治理想仅仅是“做皇帝”，“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他的拜上帝教虽然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本质上与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类似。比如拜上帝教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拜神方式，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的瑞典人韩山文曾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韩山文这个老外还是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其实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本质与各种教门帮派无异。
最初，传教士们与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直接接触，仅有的印象均来自道听途说，这也使得很多传教士产生错觉，以为打着基督教旗号造反的太平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传教的春天就此到来。后来担任干王的洪仁玕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1853年，他逃到香港，结识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等，向他们介绍拜上帝教。韩山文还根据洪仁玕的口述，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国起义记》，许多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了解都来自此书。
在洪秀全的“成长”中，有一位西方传教士始终与之有着交集。他曾对洪秀全充满期待，甚至为他的“伟大事业”感到狂喜，但最终却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他是罗孝全。
罗孝全是美国人，1837年前往澳门传教，后来又来到广州。1847年，他第一次遇上了洪秀全，当时，洪秀全专程从花县来到广州，向他问道。
洪秀全在礼拜堂里学习了几个月，但罗孝全认为洪秀全屡屡提及的“梦中异象”莫名其妙，拒绝为他洗礼。洪秀全离开时带走了一本中译本《圣经》，成为了他写作《原道觉世训》的主要参考。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大量刻印的“圣书”，用的也是这个中译本。
罗孝全再一次得知洪秀全的消息已是1852年。当时，洪秀全早已举事，罗孝全却始终没有留意。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北华捷报》上的这样一段话：“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时，他还看到了那个久违的名字——洪秀全。
这个发现使罗孝全兴奋莫名，此后的他频繁为太平天国制造舆论声势，并希望能再度指导洪秀全，使他“学到更完整的耶稣真理，并与传教士合作，将此真理传播给他的百姓”。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罗孝全更为兴奋，他在《北华捷报》上写道：“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
洪秀全也没忘记他，寄来了一封由其本人署名，并盖有“天德太平王印”的信。罗孝全后来将此信在香港《中国大陆邮报》上公开发表。信中有“请尊兄不弃，多带兄弟前来，传布福音，施行洗礼，使获真道。嗣后弟之事业成功之时，当使真道布于全国，使人人归于上主，敬拜独一真神”等语句。
“天妈天嫂”，让传教士难以接受
1858年，洪秀全又发布了《赐西洋番弟诏》，其中称“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与这道诏书相伴的是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他们大举进军江南，直逼上海近郊。罗孝全借机从广州辗转至天京与洪秀全会面，此时已是1860年10月。
罗孝全被封为接天义。在太平天国的爵位体系里，义仅次于王，看起来地位崇高。但洪秀全先后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以下六个等级也各封几千人，给罗孝全的义字爵位形同空头支票。但罗孝全等待数年才得偿所愿，仍十分兴奋。他在美国发表了公开信，称“我初到时即封以高官，赐我显爵，复许以匹配三个妻子”，在表示自己对这一切赏赐坚辞不受的同时，他还鼓动传教士们同来天京。罗孝全的个人境遇，一度改善了西方世界对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的怀疑态度。他与洪秀全的“传奇友谊”成了佳话，成为各国报刊的头版新闻，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基督教文化彻底占领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
洪仁玕在香港的受洗和在天京的当权也迷惑了许多传教士，他们虽然也认为拜上帝教不乏荒唐，但毕竟信奉上帝，问题仅仅在于教义不清，只要他们去一趟，一切都可改造。1860年6月，一批美国传教士抵达太平天国境内，之后，洪仁玕在香港的旧交艾约瑟、杨笃信等也抵达苏州。
可是，蜜月期是短暂的，罗孝全很快就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早在他与洪秀全“重逢”之前，他就接到了后者的一道诏书，问他“孝全西洋同家人，识得朕心否？”什么是“朕心”呢？洪秀全的说法是：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换言之，所有的外国人都应该改信太平天国的宗教。
而且，他们的见面也显得尴尬。罗孝全作为传教士，自然不答应下跪，但按照太平天国礼制，朝见天王当然要下跪。最后，他穿上朝服，选择了跪下，但内心无法顺从。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细节问题”，那么之后的接触就使得罗孝全彻底失望。比如三位一体这个基督教的最基本观点，洪秀全并不认同，他认为耶稣低于天父（上帝），称“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至于什么“天妈天嫂”，在虔诚的罗孝全看来更是荒谬无比。而且，洪秀全还篡改《圣经》，甚至将《圣经》中的太阳都标作天王。他过于频繁地表示自己与神交往的行为，也被罗孝全质疑，结果却遭到了洪秀全训斥。
1861年3月的一天，罗孝全带着来访的伦敦传教士艾约瑟兴冲冲地去参加城内太平军的布道活动。但主持官员的讲话丝毫没有涉及宗教教义。罗孝全按捺不住，上前去宣讲了一通耶稣及其永生的事迹，听众们却无动于衷。此后，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渐行渐远。他不再主持天王府那有名无实的安息日祷告会，洪秀全也不再理睬他。他终于明白，太平天国根本不是什么基督教化运动，洪秀全也不是什么基督徒，他们只是为了“革命”。
与秘密教门并无二致
从制度上来说，太平天国也没给外国传教士任何空间。早年在香港结识洪仁玕，后来曾前往天京的慕维廉牧师曾写道，洪秀全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完成基督教的传播，考试以《圣经》为课本，根据《圣经》知识的高低来决定考中者的官职，考中者也将四处布道，不需外国传教士插手。
罗孝全的失望似乎是一个象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与各国的关系也急转直下。据罗孝全记录，他决意离开天京，直接导火索是干王洪仁玕某日闯入其住所，事先未作警告，也没说明原因，便持刀杀死了他的仆人。之后洪仁玕还将茶渣泼在罗孝全的脸上，并扇他耳光。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怀着失望和恐惧，逃出天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惊魂未定的他将自己在天京的“不幸”经历公之于众。2月8日的《北华捷报》刊登了他的自述，他又一次成为了新闻焦点。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现在，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他们，正如我曾有足够的理由拥护过他们一样……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只是一场闹剧。在传布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比无用还要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与耶稣放在同等地位，由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幼主洪天贵福）构成对一切的统治……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是可憎恶的。”罗孝全还称太平军是“传教士的敌人”、“一群强盗”，因而必须受到剿杀。此时的罗孝全在西方已名气极大，甚至成为了太平天国在西方的代言人。他态度上的大转弯，使得西方传教士们乃至整个舆论都对太平天国彻底陷入失望。
与罗孝全一样，其他传教士也是真正走入天京后，才发现这些“真相”：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而言，基督教只是个工具。与其说拜上帝教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运动，倒不如说它是与明清时期各种秘密教门并无二致的帮派运动，至于太平天国，则可视为洪秀全及其信徒所建立的一个神权国家。也正因此，许多传教士都认为太平天国和拜上帝教是异端，是对基督教的亵渎。美国传教士霍姆斯说：“我曾期望他们的教义，尽管是粗糙的，也许总会包含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可是，我感到遗憾，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是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制度而已。”
既忽视主权，又妄自尊大
太平天国举事后，西方列强最初保持观望态度。但当太平天国短短两年便定都南京、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时，各国开始对太平天国另眼相看了，这种另眼相看无疑是出自政治考量。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太平天国无论在政治还是信仰上，跟他们都不是“一路人”。
首先与太平天国接触的是英国。1853年3月，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乘军舰出发，准备访问天京，并书面照会太平天国。杨秀清随后给文翰发了一纸诰谕，称“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其中“自由进出”、“随意进退”、“货税不征”的许诺，显然忽视了国家主权。不过，诰谕里的“归顺我朝”之类的言辞惹恼了英人。文翰回复了一封照会，重申强硬态度。
几个月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率领神父南格禄、葛必达等前往天京访问。这次访问并不愉快，会谈结束后，布尔布隆将谈话中一些不宜明说的内容写成便条交给对方代表秦日纲，然后回到所乘军舰上，只留下了两位神父，准备和太平天国方面继续会谈宗教问题。但此举险些惹下大祸，因为他在便条中称咸丰为“皇帝”，这在太平天国官员眼中显然是大逆不道。两位神父一度遭遇粗暴对待。
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曾乘军舰前往天京访问，并由舰长布嘉南照会。太平天国的回复是“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翰之恩泽。”这种口吻使得布嘉南十分不满，愤而暂止照会。
此后，东王杨秀清又断然拒绝麦莲提出的通商特权要求，愤怒的麦莲在《北华捷报》上公开宣称：“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是与欲与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这是无知和骄傲的结果。”
在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幼稚和自大，对基督教义的任意曲解都令各国不满。麦莲曾称：“目前我是绝对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交往的，除非接受他们下述离奇的教义：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国家，全人类是一个民族，都应接受太平王的统治；美国公使成为太平王的公使，美国公民成为他的臣民；作为来自远方的兄弟带来贵重礼物和贡品，以示臣服于天王。”翻译裨治文则认为，“这个王的集团还自称是世界的统治者”，麦莲也认为“他们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1854年7月，约翰·包令接替文翰担任驻华公使。他派儿子洛文·包令和翻译麦华陀访问天京。麦华陀在给东王杨秀清的信中提出了三十个问题，杨秀清命石达开和黄玉昆回答了提问。搞笑的是，这些回答基本将基督教教义歪曲。比如他们认为上帝长着红胡子，穿着黑龙袍；认为上帝有很多儿子，包括洪秀全；认为上帝和耶稣都结了婚，有“天妈天嫂”；认为太平天国的圣旨与《圣经》一样权威神圣……
麦华陀一行回到上海后，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在军事上，“扬子江北岸叛军的形势是不稳定的”；在对外政策上，太平军“是极端排外的”，他们“把外国人看作下级和夷人”；在通商方面，“贸易是完全不存在的”。
扶持谁，主要出于政治考量
1858年，英国军舰在额尔金率领下闯入长江，直逼天京城外，太平军开炮轰击，于是双方“火器互攻，甚为稠密”。对于这起外交事件，洪秀全选择了让步，他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并派遣专使道歉，认为额尔金之行是“西洋番弟朝上帝”，“万国扶朕在天台”，而“西洋番弟”们也应该要与太平军一道，“同顶爷哥灭臭虫”。
当然，也有人认为，洪秀全之所以选择让步，意图并非仅仅是渴望番弟的帮助，一起“灭臭虫”，还有褒扬“番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狠狠打击了清朝的意味。1861年，英国领事馆翻译富礼赐曾在南京见到旧告示，其内容是报道英法联军在北方战胜清军之事，最后写有“杀尽妖魔”的口号。因此，洪秀全对立功的西洋“番弟”之来表示很高兴，称之为“兄弟团圆”，“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
这段时间的太平天国，在西方列强眼中似乎也“懂事”了许多。这显然与洪仁玕的掌权有关。洪仁玕到天京后，建议“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外交思路。
不过，随着洪仁玕被夺权，太平天国对外政策也恢复之前的狭隘封闭，外交关系迅速恶化。在是否进攻上海的问题上，太平天国与英国方面亦屡生争端，最终谈判破裂。
其间，富礼赐曾这样记录洪秀全：“天王的基督教仅仅是一个狂人对神明的极端亵渎，他的部下所信奉的宗教只是可笑的愚弄和闹剧而已。天王是我所听说过最固执己见的异教徒。已经用各种形式向他谈、写、申述和宣讲基督教的真理，但他却比以前更加顽冥不化。教皇如能惩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1862年，“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相继成立。《北华捷报》刊登了大量抨击太平天国的文章，认为其“大肆破坏市场，摧残商业”，“破坏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不是反清革命，而只是反对一切安乐的、富有的以及和平的人民的血腥的‘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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