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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本传记说起

    时间:2020-04-22 05:17: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重读傅译《弥盖朗琪罗传》

    今年初,我得到一册《傅雷家书》(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版),喜不自胜。拿回家一股劲儿地翻阅,闻到一阵阵文化的清香,听到一声声智慧的妙音,感到又获得一册可供长期品味的好书了。我立刻编了一个给自己看的索引,不到半个钟头就得到十多条:“谈中国诗词和音乐”、“谈perfection”、“什么叫做古典的”、“希腊精神”、“王国维”……请看,多么吸引人的标题啊!傅雷师以译述西方文学名作著称于世,读了《家书》才知道他对于祖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修养。此外,我又发现他很注意中、西文化的比较,而对于西方传统文化中某些东西(例如基督教精神),他却颇多非议。因此,我想起他译的那册西方精神特别浓厚的《弥盖朗琪罗传》,随即找出来重读,以便与《家书》中有关片段互相参证。

    《弥盖朗琪罗传》是罗曼·罗兰的名著,早在三十年代由傅雷师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一生中爱读的书之一。弥盖朗琪罗(Michelange1o,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现在通译为米开兰基罗。后文从傅雷师例,简称“弥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诗人。回忆三十年代之初,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初级班学画时,就仰慕弥氏的艺术和为人。那时傅雷师刚从法国留学归国,刘海粟校长请他给我们讲授西方美术史。我记得,这位青年老师身材颀长,服装讲究而整洁,讲课时神态严肃,大家都有点怕他。我那时年纪太小,文化基础不厚,听他的课只是半懂不懂,但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西方美术家的生平和艺术,包括这位弥氏。我交的作业笔记,总是被傅雷师用红墨水批改得斑斑点点的,并且总是得到一个不很体面的分数,使我大为扫兴。不到一个学期,我就干脆不去听他的课,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不来上课了。因此我想,在傅雷师的一生中,恐怕不会记得还有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吧。

    我在上海美专毕业后,渐渐地把画技抛荒。年事渐长,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也明白了艺术不是“好玩”的事情,而自己也绝非什么“天才”。我的兴趣又渐渐耽于读书和思考。我开始关心古来大艺术家的生活和思想,咂摸所谓“艺术”、“天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借以弥补我心灵上的空虚。我在西南的一个山城里找到了傅雷师译的,罗曼·罗兰写的三册传记名著:《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太传》。三册书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弥氏传》,尽管这册书和这个人也最难理解。

    “艺术”确实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听音乐不能老是听轻音乐、看戏不能老是看逗笑的趣剧,而是要求接触更深沉的境界。我欣赏绘画也是这样。对于我为之写书辩护的印象派绘画,我爱看,因为那种画看了使人心旷神怡;但看多了又感到不足,这时我就想看看悲壮雄伟的作品,就是说象弥氏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当然,限于条件,我是从画册上看的)。人生本来颇多苦恼,很多人还想在艺术中找苦吃,想起来也有点怪。悲剧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惹得许多美学家绞尽脑汁去思考,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以弥氏为例,当我看他那些带有悲剧意味的作品时,感到心灵特别纯洁,精神特别振作,似乎他的作品有涤荡尘垢,振顽立懦的作用。

    罗曼·罗兰说弥氏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悲剧的主角往往引起人们的同情和钦敬,弥氏也不例外。弥氏的一生,用通常的话来说,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一生,是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一生。他体格不算太强,却在苦斗中支撑到八十九岁。他一生中要对付大量坚硬的大理石,把它们凿成千姿百态的人体,给它们以生命的气息。他要设计、营造宏伟的教堂建筑,描绘气势壮阔的巨幅壁画。对于艰苦的艺术劳动,他心醉神迷地投入,但此外他还要应付那些专横而愚蠢的教皇、主教,却是最使他感到恼火的。从一五○八年开始,他承担起描绘西斯廷教堂(在梵蒂冈)天顶画的任务。那个“天顶”(即我们通常说的“天花板”)面积达五百多平方米,弥氏利用这个空间,以四年之功画成一幅惊心动魄的杰作。在那四年里,他一直蹲在鹰架上,仰着脖子往天顶上描绘。当他完成了这件杰作后,健康几乎完全报销。他的头部老是仰着,因为脖子再也拧不直(对于这情况,弥氏还写了一首自嘲的诗)。弥氏那些艰苦卓绝的行动,以及罗曼·罗兰对那些行动的描述和颂赞,我是能够理解的;不仅理解,还不断给我以力量。当我碰到一件困难的工作时,我总是以弥氏蹲在鹰架上四年之久,仰着脖子画天顶的行动作为对比,于是,再困难的工作都显得比较轻松了,或者说,再萎靡的情绪也为之振奋了。

    但是,弥氏的性格、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却也有一些我不很理解或不大接受得了的东西,例如,人与“痛苦”的关系。在这点上,我比较能够理解贝多芬。罗曼·罗兰在《弥氏传》中说:弥氏是“孤独的……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一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旋转。”罗曼·罗兰接着评述说:“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弥盖朗琪罗心中。贝多芬底忧郁是人类底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弥盖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读了上面的一段话后,我想不仅是我,很多读者会感到贝多芬比较容易接近,容易理解,然而对于弥氏,我们对他尊敬,却也可能象他同代人那样“本能地逃避他”。

    更不能使我理解和接受的是弥氏那种基督徒的狂热精神,以及罗曼·罗兰对这种精神的描述和颂赞。罗曼·罗兰在《弥氏传》的前言中说: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底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基督徒们……我为你们怨叹,我也叹赏你们的悲愁。你们使世界变得凄惨,把它装点得更美。当你的痛苦消灭的时候,世界将更枯索了……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他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对于上面所引的那最后几句话,我是有点理解的,使我不理解的是那种“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使世界变得凄惨”的基督徒的精神。恕我说句十分“庸常”的话:人类本来就已经苦难重重,为什么还要把它“变得凄惨”呢?我可以欣赏弥氏雕刻的《圣母哀悼基督》,壁画《最后的审判》,因为那是历史上卓越的艺术作品;我钦仰弥氏,因为他是历史上卓越的艺术家,也钦仰他的勤奋。但是,充溢在他的思想感情中的那种宗教狂热,即罗曼·罗兰为之称赏不置的“基督徒的悲愁”,跟我却有不小的距离。占据西方几代人心灵的基督教,我就是很不喜欢。不必说那些一面孔“神圣”的教皇、主教惹人讨厌,便是那些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我也同情不了。例如与弥氏同时代,对弥氏也很有影响的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一四五二——一四九八),此人“受了一般坏人的利用,举火焚烧艺术品,使他的僧徒们在火旁跳舞——三年之后,这火又死灰复燃地燃烧了自己。”(引自傅译《弥氏传》第一章)对于这样一位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圣人,我只有象孔夫子对待鬼神一样敬而远之!

    我很喜欢罗曼·罗兰的这册《弥盖朗琪罗传》。可是每当我读到其中对基督教精神的颂赞时,心中总是涌现疑问:为什么西方人那样信奉基督教?为什么象罗曼·罗兰那样一位追求自由精神的斗士也颂赞基督教精神?另外,十分敬仰罗曼·罗兰的傅雷师,是否理解、接受、甚至颂赞这种精神呢?以上这些问题,我在傅雷师生前没有去请教。现在读了这部《家书》,尽管没有全部解决我的疑问,但总算知道了他的一些想法,从而促进我进一步去思考问题。下文继续谈我的体会;我也仍然要向老师提出问题,尽管我将永远听不到他的回答了。

    关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的家书中,傅雷师谈到亨特尔的乐曲,说他“有的是异教的气息,不象巴哈被基督教精神束缚,常常匍匐在神的脚下呼号,忏悔、诚惶诚恐的祈求”。接着他就大谈基督教精神以及他对这种西方精神的反感:

    “基督教本是历史上某一特殊时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经济政治上某一特殊类型所综合产生的东西;时代变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早已变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旧文化——旧宗教遗留下来,始终统治着二千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为止的那种矛盾、畸形,处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主要思潮抵触。……我总觉得从异教变到基督教,就是人从健康变到病态的主要表现与主要关键——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家书》第161,162页)

    在上面一段引文中,傅雷师把西方基督教的危害性说得淋漓尽致。这段话(以及《家书》中另外一些话),总算解开了我以往读《弥氏传》时产生的疑团:尽管傅雷师十分崇仰罗曼·罗兰,并且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了《弥氏传》,但他对于罗曼·罗兰所颂赞的基督教精神,是十分厌恶的。我得以知道我以往的感受大致与傅雷师相同,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是,我又想到事情的另一面。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喜欢不喜欢基督教精神是一回事,西方世界客观地存在着那样一种基督精神是另一回事。若以近、现代而论,我同意傅雷师的看法,它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前发展的一种阻力。但从过去西方艺术的发展看,正如佛教在印度和中国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基督教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希腊精神(异教精神)与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精神激烈搏斗,才产生出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奇观。这种搏斗现象在弥氏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罗曼·罗兰的《弥氏传》中,记述着弥氏青少年时期对古希腊艺术浸染甚深,说他“处身于古籍之中,沐浴着柏拉图研究的风光。他们的思想,把他感染了,他沉湎于怀古的生活中,心中也存了怀古的信念:他变成一个古希腊的雕塑家……”接着说:“然而异教色彩并未抑灭弥盖朗琪罗的基督教信仰,两个敌对的世界争夺他底灵魂。”罗丹在《艺术论》第十章中,把古希腊大雕塑家斐狄亚斯与弥氏作为对比,大意说前者体现了“人生的幸福、安宁、优美、平衡和理想”,而后者则体现着“人类痛苦的反省、不安的毅力,绝望的行动意志,为不能实现的理想所困而受的苦难。”罗丹的评述正可与罗曼·罗兰的话互相参证(罗丹所说“……苦难”云云,其实就是指基督教精神)。由此可见,弥氏之所以异于古希腊的斐狄亚斯,并且以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斐氏抗衡今古,岂非正由于“两个敌对的世界在争夺他底灵魂”?——以上的想法,已无从向傅雷师求教,只好书此存疑,留待以后继,续思考吧。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

    上文由《弥氏传》说到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又说到这种精神对于西方文化的利弊得失,无非是说:我感到西方文化很复杂,跟我们距离比较远,要理解它不是那么轻易的。《家书》中谈到这一点的地方也很多,说得最中肯最概括的,可能是下面一段话:

    “……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中也未必真能接受。这是近代人的苦闷:既不能闭关自守,东方与西方各管各的生活,各管各的思想,又不能避免两种精神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冲突和矛盾。……”(《家书》第186,187页)

    上引一段话中流露出很深的感慨,但须知这是一位深研西方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自清末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始终是我国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锁国乎?开放乎?”几经翻复,就是这个课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也未必真能接受”,这确是实际情况。西方有些东西,即使被我们理解了,也无法接受,甚至理解得越透越感到无法接受,例如上文提到的基督教精神。能否接受也要通过实践,要有些反复,要经历些时间。不过我始终认为,能否接受的先决条件还是深入理解,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近百年来,中西双方都有一种迫切理解对方的要求,但总的说来,以理解对方所做的工作而论,西方学者下的功夫似乎比我们深一些,取得的成绩也大一些(至少就某些课题而论)。为傅雷师称赞的西方那种“孜孜,白首穷经,只知为学,不问成败”的学者,我们不是没有(例如傅雷师自己便是一个),可是相对地说,数十年来西方诸国和日本毕竟比我们多一些。这方面因素比较复杂,很值得我们思考。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口号,是众所周知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无可非议的。古希腊哲学家论学不言用,未免陈义过高,在实际生活中恐怕不大行得通(就是近、现代的西方,也未能坚守这条希腊传统)。各种学术的成果,恐怕终究离不开一个“用”字;有些学科好象没有多大用处,但可能暂时用不上,将来会用上;没有小用可能还有大用。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话:对于古、洋之“用”,终究应该立足于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理解得准确才能用得准确,理解越深,越知道怎样取舍应用。知识越多越有利于“用”。如果对于某一学科处于一知半解或竟一无所知的境地,不知何以谈“用”?

    近几年来,由于破除了“四人帮”的禁锢政策和愚昧主义,门窗重新打开,于是,西方的东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涌进来。由于我们过去闭关门窗的时间太久,有一些人乍一重见西方这个花花世界,一时难免目迷五色。可是我认为,从远处、大处着眼,打开门窗毕竟要比关紧门窗好得多。有些青年朋友很早学上了穿“喇叭裤”、留长头发、跳“迪斯可”,哼几声“酒吧间里的流行歌曲”,这里原因是很多的,也同他们缺乏必要的思想武器,对“西方事物”了解甚浅,因而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关。又有些有心人看了叫苦不迭,对于“打开门窗”有点埋怨。殊不知今天某些青年(其实也有老年)接受西方事物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正在于过去闭关门窗,阻塞知识见闻。又须知“开放”是大势所趋,跟西方的接触也势所难免。而在接触的过程中,“冲突和矛盾”也终难避免;可行的办法是因势利导,要多做艰苦的引导工作,帮助同志们正确理解和辨析。

    近百年来,我国不乏探索西方学术,以求为我所“用”的人物,而凡有所成就者,大多对西方文化学术刻苦钻研,务求深入理解,正确分析,绝不安于浅尝。严复、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是其中的典范(当然,自以鲁迅先生最为杰出)。傅雷师也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正由于知之甚深,才看到了中、西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家书》中有好几处谈到他个人对西方文化中有些东西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当然他在指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后,也谈到彼此互相“吸引”、“融和”的一面,甚至认为“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的出现”,流露出一种比较乐观的情绪。

    对于西方人崇奉“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God以及西方哲学家追求“绝对精神”的固执、迷妄习性,傅雷师也有反感,说他们未免过于ambitions,甚至是vanity作祟。这是他以我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淡泊、朴实、超脱的精神作为对比而发的感唱。但是,对于西方学者、艺术家那种勤奋进取的事业心以及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是十分倾慕的,在《家书》中也屡次以这种精神对傅聪谆谆教诲。傅雷师一生尽瘁于译著,他每天工作往往长达十余小时,洋洋万言的译稿要修改五、六遍之多,可见他对于这样一种“西方精神”倒是身体力行的。一生追求人生的真理与理想,写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罗曼·罗兰;寒窗数十载埋头著作,描绘出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面貌的巴尔扎克;失去听觉还要奋笔谱写乐章,把崇高的欢乐给予人类的贝多芬;仰着脖子画“天顶”达四年之久的弥盖朗琪罗——傅雷师跟这些“孜孜……不计成败”的西方人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在他的心灵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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