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长老会在辽宁传教史略
时间：2020-04-22 05:22: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爱尔兰长老会是基督教新教的教会，成立于17世纪，在19世纪随着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使团。在1869年至1951年期间，爱尔兰长老会派出传教使团来到中国东北的辽宁，他们施医布道，创办学校，为当地的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作为殖民者的同伴，他们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 键 词]爱尔兰长老会；辽宁；贡献；局限性
基督新教在近现代时期传入辽宁。据记载，历史上共有16个新教的教会在辽宁地区活动，爱尔兰长老会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一支。爱尔兰长老会从1869年到1951年在中国东北传教，他们建教堂、医院、学校，进行传教活动，对东北的医疗、教育、科学、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爱尔兰长老会进入辽宁传教的背景
基督教是信仰神和天国的宗教，创立者是公元一世纪的耶稣基督，产生于中东地区。后来，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传遍欧洲地区。在1054年，基督教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分为正教（以希腊为中心）和公教（以罗马为中心）两大部分，罗马公教在我国称为天主教。16世纪，欧洲又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从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中分裂出很多新宗派，统称为“新教”。新教与原来的天主教有很多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反对教皇的权威。新教的教派林立，各自为政，长老派教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其奠基人是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
爱尔兰长老会成立于17世纪，19世纪以后，进入发展的全盛时期，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而向全世界传播。1869年，他们开始向中国东北传教，直至1951年逐步撤离中国东北，期间经历了八十几年。爱尔兰长老会为什么会选择在偏远而寒冷的东北地区传教呢？主要出于3点考虑。
其一，东北地区的民风比较开放。东北地区当时称为“满洲”，这里是满族的发祥地。清初以来，政府一直严禁汉人进入东北，直至1840年，东北的人口只有300万。近代以来，沙俄在北方活动频繁，清政府出于国土安全的着想，于1860年正式开禁。一时间山东、河北、山西的汉族人来东北的很多，东北成为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的特点就是风气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
其二，各国教会都没有把东北作为传教的重点区域，所以竞争较少。东北的气候冬天寒冷且长，夏天短暂但很酷热，每年粮食一熟，蔬菜两季，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当时，很多基督教差会都没有把东北作为其传教的重点，这里很少基督教的痕迹，可称作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爱尔兰长老会认为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其三，苏格兰长老会已经在营口立足，二者同属英国长老会系统，相互之间可以合作。在1867年8月，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威廉·伯恩斯（宾威廉）从北京来到营口传教，设立了东西街两个福音堂，奠定了英国长老会系统的来东北传播基督教的基础。两年以后，爱尔兰长老会也派遣传教使团来东北，与苏格兰长老会联合传教，他们合作得很融洽，没有门户之争。
二、爱尔兰长老会在辽宁传教始末
（一）传教第一站：营口
1867年4月，爱尔兰长老会的4位传教士发起成立了一个会组——“中国传教士之友”。第二年，他们选定了首批到中国的两位传教人员，分别是牧师休·沃德尔和传教医生约瑟夫·亨特。
1869年4月，亨特医生和沃德尔牧师一行抵达营口，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营口建立第一个传教站。首先，他们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学会了汉语，沃德尔牧师能用汉语布道，亨特医生能用汉语与病人交流。1871年，沃德尔牧师的健康状况恶化，返回爱尔兰疗养，之后没有再回来中国。亨特医生独自承担了医生和牧师双重任务。
亨特医生有着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是东北第一个传教医生，他建立的诊所后来发展成为普济医院。据说他每天上午在诊所医治病人，下午在礼拜堂布道。同时，在他的组织下向营口、锦州及周边地区的人民出售《圣经》。另外，他还领导在营口当地建立了5所小型学校。亨特医生对于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初期的传教活动，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874年，爱尔兰盖雅各牧师来到营口，担任营口教会的主任。他性情豁达，善于辞令与交往，在其领导下开创了很多教会，如田庄台、熊岳、盖平、盘山、高升店等等地方的教会。
（二）短暂冲击后的重生
1.义和团运动的冲击。1900年，在种种的天灾人祸交织下，义和团运动爆发。这是一次针对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基督教的一次运动。义和团主要活动在山东、河北地区，在1900年6月，进入到辽宁地区，随后的7、8两个月开始了大流血时期。义和团所到之处，杀死外国人，焚毁教堂、教会医院、学校和教会建筑等等，并且强迫中国的基督教教民改变这种信仰，有数百名中国教徒被杀害。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的基督徒数量骤减，由1899年的7 920人减少到1900年的4 000人。
在东北的传教士们首先退到了有外国士兵保护的营口，后来纷纷撤退回国。也有一部分传教士逃到了当时的俄国避难。西方列强派出了以英、法、德等为首的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数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战后，联军向清政府索要了巨额的赔款，有的传教士还提出了要“以人头还人头”的要求。1900年旧历是庚子年，所以这场国难史称“庚子之祸”。
1901年，英国传教士相继返回东北。苏格兰长老会的罗约翰牧师和爱尔兰长老会的富尔顿牧师代表英国长老会，向盛京将军增祺索要赔款57.3万两白银，共分3年10期付清。基本来说，这些赔款都用于恢复工作，修建教堂、医院、学校等等。之前，很多地方教会还没有自己的教堂，在庚子赔款以后，才买田置地，建起了教堂以及其他教会的附属建筑。
2.日俄战争的影响。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的东北（主要是辽宁）为战场。清政府宣布中立，划定了一定的区域供双方争斗。战争打得很惨烈，当地的居民遭了灾殃，无数人成为牺牲品。很多难民涌入了沈阳城，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当地的各种慈善机构为难民提供衣食住行等救助，基督教会也很积极参与其中，给当时当地的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期间，教会与清政府合作很愉快，结成了良好的关系。战争中，有一些英国军官在日本军队中服务，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中有一些人与这些英国军官是好友，所以日本人对基督教会比较尊重，教会与日本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3.“东北基督教重生”运动。1908年，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乔纳森·戈福斯来到沈阳，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信徒们在集会上公开反思自己的邪恶行为，听众的反应很强烈。很多人把积压在心头多年的事情都说开来忏悔，有的人还当场痛哭流涕，有的人甚至昏厥……这就是著名的东北基督教重生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经过这次思想的洗礼运动，爱尔兰长老会信徒数量获得了极快的增长，从1900年的4 000人、1904年的6 000多人，迅速地达到了1910年的1万余人。各种捐赠流向了教会，教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以修建了新的大教堂、医院、学校，以及投资公益事业等等。
（三）1910-1911年鼠疫的救助活动
1910和1911年之交，东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肺鼠疫传染病，共持续了4个月，有4.6万人丧生。这种瘟疫染上就会死亡，没有存活的病例。清政府求助于沈阳当地的教会医院——盛京施医院。他们在这场对付瘟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医院的青年医师亚瑟·杰克逊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对瘟疫的战争，并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爱尔兰长老会的医院和牧师们积极地投入到这场对付鼠疫的战争。法库教会的一位中国长老为染病者提供食宿和照顾，还承担焚化和掩埋尸体的工作，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对付这场瘟疫的过程中，教会和教会医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事后，清政府对教会及医院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事业也非常支持。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人们受到了感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为人们所接受，各种教会办的学校也受到了青睐。
（四）宗教本土化发展以及最终爱尔兰长老会撤离
1.中华民国时期（1912—1931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张作霖率领部下进驻沈阳，逐步取得了东三省的军事领导权。此后的20年间，是奉系张大帅、张少帅统治东北的时期。当时日本人的势力主要是在南满铁路沿线以及大连市的周边，其余则是在奉系张大帅的统治之下。
张作霖统治时代的东北，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鸦片也得到了禁止。张氏父子对基督教礼敬有加，张作霖与盛京施医院的司督阁关系很好，很多事情都咨询他，还捐钱购买当时很先进的医疗设备，聘请在医院工作的虔诚的基督徒作为其军队的总军医；张学良则捐了很多钱修建了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在此期间发展得很平稳。爱尔兰长老会在1924年，向东北增派了10名传教士，中国本地的牧师也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在教会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教会开始显现出本土化的特征。教会很早就认识到，仅仅依靠外国人的传播，很难使基督教在中国本土扎根发展起来，必须培育中国本土的传教人才。短期的圣经学校兴起并发展起来，培养了很多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人才。不过，教会的领导权还是紧紧掌握在外国教会的手中，即使他们只占少数，在具体事务上，却拥有绝对的权力。
2.日本占领时期（1931—1945年）。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2月完全占领东北。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定都“新京”（长春），统治包括东三省、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日本占领和伪满洲国时期是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最艰难的时期。爱尔兰长老会的牧师奥斯汀·富尔顿的著作《穿越地震与风火》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北的艰难时世。日本人想全面控制东北，从思想上开始奴化，强迫东北人信奉神道教，拜祭日本的“天照大神”。他们把基督教看成是他的竞争对手，所以监视管制严重。爱尔兰长老会办的很多学校在此期间被迫停办，由日本人收购。不过，日本人收购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在伪满洲国的日军对当地的同盟国传教人员进行拘捕和软禁。当时，爱尔兰长老会共有19名传教人员滞留东北而被扣押。第二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被运回本国，另外一部分被扣押在日本以作为战争中的交换条件。爱尔兰长老会的牧师汤姆·巴克被关押在日本将近4年，他后来写了一本书《闭门战争》，描述了这段幽禁的生活。1942-1945年期间，爱尔兰长老会与东北的教会失去了联系，中国信徒在此期间自主地主持教会的事务，显示了很强的自治能力。
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1951年）。1945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大地得到了光复。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回到了东北，发现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随后，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退出东北。当时，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兴起，坚决与外国差会割断联系，办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
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他们的存在境界有点尴尬，因此爱尔兰长老会1951年起开始撤离中国。至此，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八十余年的传教活动画上了句号。此后的几十年里，爱尔兰长老会与东北的基督教会断了联系。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一位爱尔兰长老会牧师的后人来到辽宁，考察其祖父在辽宁法库县传教的经历。他写成了一本传记《闯关东的爱尔兰人》，重新展现了那一段时期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传教的历史事实。
三、爱尔兰长老会在辽宁传教的社会影响及其局限性
（一）社会影响
爱尔兰长老会在19世纪后半叶直至20世纪上半叶派出海外传教使团来到中国东北传播基督新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花费了八十年的时间，传教的热情是很高的。基本来说，他们的传教工作很细致、很深入，取得了很深远的影响。
他们建立了9所基督教的总堂，其中6所位于辽宁。虽然爱长老会陆续派往东北的传教人员一共只有区区90余人，但是他们使基督教的影响遍及了东北那些偏远的乡村地区，使很多民众皈依了基督新教，并且其影响延续到了现在。其次，爱尔兰长老会很重视医疗传教，派往东北的传教人员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医务人员，比如，最早来到营口的亨特医生，以及在吉林的格雷格医生（高积善），法库的伊莎贝尔医生与雷切尔医生等等。他们都是英国著名医科院校的毕业生，水平很高。1900年“庚子赔款”以后，教会利用赔款在东北建立了一些设施比较齐全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医院，共有9所，主要都位于辽宁。医院采用西方先进的医疗措施和设备，为当地人们解除了很多的病苦，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第三，爱尔兰长老会重视学堂教育，陆续在东北创办幼儿园2所，初级小学78（一说87）所、高级小学15（一说11）所、中学8所以上，大部分仍是位于辽宁。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很受政府的青睐，能进入邮政、海关等比较好的部门工作。教会的学校都有宗教内容的严格要求，进入教会学校学习以后一般都会成为基督徒，而且还会吸引父母家人都信仰基督教，所以这是一个既省钱又省力的传播基督教的方法。
（二）局限性
爱尔兰长老会作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教使团，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浪潮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必然带有局限性。
首先，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使团是借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中国的，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的传教活动反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一个人加入了教会，不再拜祭祖先、参加宗族的活动，对原来几千年的传统一味地排斥与反叛，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分化与对立。他们的医疗活动也以传播基督宗教为目的，并非单纯的慈善活动。他们的教育与宗教不分离，并非单纯的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其次，近现代时期，在中国传教的西方基督教会与列强政府联系非常密切。当时有几个国家在沈阳设立了大使馆，传教士和外国使馆之间联系非常密切。近现代时期来东北考察访问的外国人，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一般都要跟传教士有些交往。如果各国政府有什么事情，首先也会和传教士使团有所联系。传教士们向本国内的报告通常要包括当地土地面积、地理形势、人口分布、经济状况、文化趋向、人民心理等等各种情况。这些在客观上为列强政府提供了情报。
再者，爱尔兰长老会对信仰的纯洁度要求比较高，要求信徒绝对虔诚。基督宗教是绝对的一神教，对其他的宗教与文化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比如1900年，义和团爆发时，他们让被抓住的信徒选择，或是改变信仰，或是选择牺牲，当时不少中国信徒选择了牺牲生命。他们引颈就戮的气概，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种宗教的狂热。
总而言之，爱尔兰长老会在近现代时期来到了辽宁地区，传播基督宗教，办医院、学校、慈善事业，客观上促进了辽宁近现代化的历程，为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作为西方侵略者的一个附庸，他们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青年课题“近现代辽宁基督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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