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的现代性转喻

时间：2020-04-22 05:23: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穆旦的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原罪、堕落、信仰和救赎的诗。他的诗和基督教在精神命题上的暗合是多重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其中既有诗人自己的主观选择，也是时代阵痛的产物，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更是导致穆旦基督教式精神取向的重要前提。他以基督教精神承载着现实的创伤，思考着人性的裂变，抚慰着理想缺失，这对当下诗歌创作中价值迷失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穆旦基督教自我分裂罪的渊薮救赎

作为中国新诗派的灵魂性诗人，穆旦诗歌中暗含的基督教精神近年来成为穆旦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如果说《圣经》是一本关于原罪、堕落、信仰和救赎的书，那么穆旦的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原罪、堕落、信仰和救赎的诗。他们在精神命题上的暗合是多重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其中既有诗人自己的主观选择，也是时代阵痛的产物，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更是导致穆旦基督教式精神取向的重要前提。然而，和所有接受过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中国作家一样，穆旦诗歌中的基督教精神在对诗人进行精神洗礼的同时，也被渗进了诗人自身的生命光辉。他的诗正如艾略特所呼唤的：“我要求的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辩护的文学。”①

新文化对新的言说方式、新的精神土壤的需求促使五四之后的作家们纷纷向“上帝”寻求帮助。王本朝认为，基督教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挑战的结果，“文学需要新的思想和力量，并且他不能完全局限在文学内部，因为引发传统文学意义危机的并不完全来自文学自身，而是文学的思想和文化土壤，是文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这就需要异域的思想文化和别样的文学形式来激发中国文学的创造性”。②传统文化由于其自足封闭的体系而遭到普遍意义的质疑，在狂飙突进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老大中国的遗腹子，被供奉在神坛之上，消失了人性的色彩。相比较而言，带有人性色彩的基督教精神就成了信仰理所应当的替代品。基督教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19世纪，越来越注重人和上帝的信仰关系中人的因素，产生了“上帝在人心中”的观念，宗教中渗透进了更多的人道主义成分，因此，中国现代作家们接受的基督教精神更多的是被人性化的基督教精神，或者说是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成分，这些精神资源和五四及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产生了共鸣。

幽暗意识下自我的分裂和人的堕落

穆旦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向一切发问，而这种发问首先指向其自身，诗人以冷静到自残的目光看到自身无可挽回的逝去和分裂。“枯寂的大地让我把住你/在泛滥以前，因为我曾是/你的灵魂，得到你的抚养/我把一切在你的身上安置/可是水来了，站脚的地方/不久也要失去。”（《从空虚到充实》）当末日来临，灵魂成了人唯一的最后的坚持，可是竟连灵魂也失去了立足之地，人全然被动，无力自主。“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原里。”（《我》）在信仰的迷失和现实的围困下，人永远都不可能是完整的自己，人拖曳着残缺的灵魂被抛掷荒原，寻找着不可到来的救赎。诗人将这种痛苦比喻成脱离子宫的痛苦，就如同《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放逐陌生的荒野，这不仅是生存家园的丧失，也象征着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

在基督教的生存观中，自我的分裂和重新确认是创世纪之后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人的智慧产生的标志。人本来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带有神性的光辉，但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因其欲望的萌动堕落成了自然状态的人，“自然状态就是沦落状态。”③《圣经》第三章中，上帝向背叛了他的亚当呼唤到：“你在哪里？”④上帝岂是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的言下之意是“背叛了本性的人啊？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你身处何地呢？”人有了智慧，智慧就诞生了罪恶，穆旦在《智慧的来临》《智慧之歌》等多首诗中感叹智慧给人带来的痛苦。人堕落之后开始怀疑上帝的力量，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经历“二次创生”，让耶稣“道成肉身”代替人类背负所有的罪恶，所以人生来便是有罪的。人在信仰迷失之后开始重新相信上帝的力量，从而获得求赎，至此，人的身份才得到重新确认。

而在穆旦的诗歌中，关于人的分裂和堕落在带有基督教原罪色彩的同时，也掺杂了现代主义关于人的异化的命题。在19世纪的西方，当现代主义者们共同呼喊着“上帝死了”，“异化”的概念也随之产生，“‘上帝死了’，人失去了本质，所以，人也就异化了，成为没有本质的东西了——这就是现代一些西方作家的异化观。”⑤将人的异化归因为对上帝的背叛，信仰的迷失，因此，重新信仰上帝成了救赎之路，只是这时的上帝已带有更多的认识论成分，成为“人心中的上帝”，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穆旦诗中的上帝更接近这种主观化的上帝，所以“上帝”一词在他的诗中才可以在不同的意义间转换，和20世纪西方基督教阐释者们的异化观相近，穆旦也认识到了人的异化这一现代性的命题。在穆旦的时代，人的异化是和时代的异化同时完成的，并且由于遗忘的功力，离救赎之路越来越远。因此，围困和突围，以及突围不得后的倦怠和虚空是穆旦永恒的主题。

穆旦关于自我的分裂和人的堕落的认识都是在幽暗意识的烛照下进行的，“幽暗意识”可以说是穆旦最接近鲁迅的地方。“所谓‘幽暗意识’正是发自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中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⑥这句话用在穆旦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不管穆旦的诗作中有多少类似基督教精神的超越的东西，但是他写作的出发点正是对人性之罪和现实之恶的深刻洞见和勇敢的正视，正如鲁迅所说的一样，“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罪的渊薮中对救赎的吁求

穆旦诗歌中对罪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这里既有现实之罪也有人性之罪，甚至有对自身之罪的返现。穆旦对人性的要求是极度纯洁的，而现世的一切无一不受到罪的侵染，一旦降生，罪即无可避免，“长大了，你就要带着罪名/从四面八方笼罩来的批评。”所以他对摇篮中沉睡的婴儿说：“为了幸福，宝宝，先不要苏醒。”（《摇篮歌——赠阿咪》）而罪的原因就在于遗忘，人忘记了自己的童年，正如当初人忘记了造自己的上帝，所以人离本性越来越远，身在罪中而浑然不知。看穆旦是怎样描述那些都市中快乐忘形的有罪之人，“我们的世界是在遗忘里旋转，没日没夜/他有金色的和银色的光亮，所有的人们/生活而且幸福，快乐而又繁茂/在各样的罪恶上，积久的美备只是为了年幼人/那最寂寞的野兽一生的器泣/从古到今，他在遗害着他的子孙们。”罪是全然的、普遍的，是现实最深处的内核，即使他呈现出五光十色、幸福快乐的假面，即使是以“美德”的名义，罪都被最深地包庇着。这种对罪的普遍性的认识颇接近基督教的“原罪”思想。

按基督教义理，“罪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偏离或断裂。前一种偏离导致人与自身的价值本源（上帝）关系的断裂，这就是罪；后一种偏离导致人与人的相互关联的断裂，是为恶”。“在罪感中主体心智感到自身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生命附入深渊的黑暗，进而感到必得赎回自己的生命依据。”⑦罪感是人的救赎欲望得以产生的直接精神意向，而“救赎”则是穆旦诗歌的别一个重要主题。当意识到现世之罪、人性之罪和自身之罪，诗人用尽全部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信念呼求着救赎的来临，而救赎首先是来自自身。

依靠自身得到救赎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突围，在更强烈的自我反思下脱离既有的知识、社会的规则、天性的懦弱对人精神的束缚，达到理想的彼岸，对彼岸的呼求在穆旦的诗歌中不断出现。但是诗人最终意识到，依靠自身是无法获得救赎的，诗人承认自身的软弱和堕落，“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生命的变质，爱的缺陷，纯洁的冷却/这些我都继承下来了。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从空虚到充实》）当自身已汇入冷漠的大军，当生命已经残破不全，从何处去寻找重生之泉源？诗人只能一遍一遍地追忆着已然逝去的童年、青春、理想、生命力……“我们为了补救，自动地流放/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阴霾的日子里，在知识的期待中/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控诉》）这里的童年即是指人的本源状态，诗人只能遥想着那样的岁月，却无力补救什么，因为信仰的丧失，所以一切努力都成了虚空。这是对人类童年期的神往，在诗人看来，似乎只有回到天地鸿蒙、知觉混沌的绝对纯净之地，人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人，在这点上，穆旦是软弱的。有人将穆旦比喻成中国现代的哈姆雷特，因思考的力量反而显得软弱，但也许正是因为看透了太多，认识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因此软弱反而成了坚守的另一方面。

依靠自身无法获得救赎，诗人便转向上帝。“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不能够挣脱，爱情将变作仇与恨/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潮汐》）。在异国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基督成了绝望的男女老少救命的稻草，因为他们自己的佛，只是一尊泥塑，在宝座里发光，远离了救世的初衷。这首诗看似在说宗教，实则是为本土传统文化的无力自救而感到惋惜，为人们无处寻找救赎而痛心。王佐良说：“穆旦对中国新诗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一种饥饿，以致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撑和慰藉。”⑧当意识到自身的软弱，诗人只能在已然残破的生命中，呼唤出上帝的力量，然而这时的“上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他等同于一种祷告的姿势，或仅仅是诗人心中郁闷情绪的宣泄和信念皈依的暂时性寄托。诗人并不相信真有一个上帝存在，也不相信依靠上帝的力量可以把人救出罪恶的深渊。对一切救赎之路都产生怀疑的穆旦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基督教中的信仰是以对虚无和残缺的承认为前提的，离开了对上帝的信仰，生活是无意义的，只有重回上帝的神圣怀抱，生命才能在虚无之上重建意义。但是约伯最终得到了救赎，因为对上帝无条件的绝对忠诚，而在现世的苦难中迷失了信仰的穆旦则注定无法得到救赎。

穆旦其人其诗都具有着浓厚的基督教的隐忍品质，当众生皆乐时他皱紧了眉头，当众生皆苦时他只是沉默不语。苦难过后也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揭露伤痕、宣泄苦痛，再拿出一支诗笔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还是从前的穆旦，只是苦难让他多了几分冷静的智慧。什么才是他的“痛苦的智慧”的泉源？看似是理智，实则穆旦的隐忍和忧虑都是来自于大爱，对现世和生命爱得太迫切，因此才为之彷徨、忧虑。在基督教精神中，“忧心是爱感意向的阀限，使生命感觉保持感恩承负、忍耐的意向。在某种意义上，爱感首先即是忧心。不仅如此，在价值的颠倒的时代，爱感还是受苦、蒙辱，不得不承负恶的摧残，不得不忍不可跨越的界限的不幸，不得不担负历史残酷的裂痕。”⑨

穆旦的诗是忧世之作，隐忍之作，在忧世中承载着现世的裂痕，徘徊于围困与救赎之间；在隐忍中扩大人生的疆域，增加生命的厚度，在某种程度上，他向人们证明，坚守绝望也是一种执着。

注释：

①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42.

②王本朝.基督教为何能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社会科学研究，2007，5.

③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268.

④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3页.

⑤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4.

⑥张灏.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和反省，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9.

⑦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35.

⑧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2）.

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4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