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文学的宗教情结与时代意识
时间：2020-04-23 05:16: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西方近代文学既生成于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更生成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精神发展的特殊时代，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承载看双重使命。近代文学在张扬资本主义精神、塑造资产阶级理想人格和反抗社会罪恶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宗教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追念，
关键词：西文近代文学；宗教情结，时代意识，资本主义精神：人道主义
西方近代文学脱胎于中世纪，那时的一切文化形态(包括文学)无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作为中世纪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和文艺复兴时代新文学的先驱，但丁对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门类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的长诗《神曲》是中世纪文学和基督教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但丁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讨论神学问题，阅发基督教教义，肯定基督教的道德、苦修与禁欲等价值，具体、深刻、系统地表现了基督教思想。在《神曲》中，但丁描写了亡灵的归宿，描绘了罪与罚的情状，也展现了圣者得道升天的美景，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宗教情绪。可以说，但丁毕其一生都在探讨人灵的归依和人欲的超脱，而这恰恰是近代西方文学的起点。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而发展起来的，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学系统地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诉求。从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西方文学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过程中，虽然向教会与宗教禁欲主义猛烈开火，但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及其一系列价值标准。非但如此，在近代文学中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闪耀着基督教博爱理想的光华：许多作家在揭露社会弊病和金钱罪恶的呐喊声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圣洁人性的向往，人们在追求理想而又不断失落的时候，同样是神性在召唤着他们、指引着他们、催促着他们，使他们不断趋向善。
所以说，西方近代文学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强烈的批判精神，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灵魂与肉欲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与之相应的文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它当然会具备一种特殊的时代意识。另一重属性就是宗教博爱观念，近代西方文学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宗教价值体系，它虽然反对禁锢人欲的宗教教条，却也看到了人欲横流之祸须得借助神智才能加以匡正：因此，在许多作家那里，对宗教的皈依、借基督教信仰来构建灵魂大厦的做法就显示出特殊的意义，表现出深厚的宗教情结。
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经过近三百年的思想宣传和政治斗争，封建思想与教会特权受到严重打击，美好人性和自由个性得到解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初步得到确立。人文主义文学作为资产阶级新型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阶级斗争的历史重任，它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精神特征。人文主义文学在继承但丁文学遗产的同时，选择封建教会作为现实的斗争目标。实际上，在古今中外，宗教对人性的悖逆，很大程度上是由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教会和教职人员——造成的。在古代社会中，芸芸大众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的指导，没有一定的规约是无法走近上帝的，因此，在文明程度低下，文化普及很不充分的社会条件下，教会和神职人员也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一旦有了教会这一中介，有了一批充当上帝的使者的神职人员，就势必使信仰的事业受到损害。教会也是由人组成的，那些教皇们、主教们也是活生生的感性动物。他们一旦有了权力，有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就难免要抛掉上帝跑到撒旦一边。这些本该照上帝的意思指引众生走向天国的人，不但不为上帝办事，反而成为撒旦的仆从。正如卢梭所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人文主义作家把天主教会和基督徒当作鞭挞和嘲笑的对象。簿伽丘的《十日谈》描绘和讽刺了许多表面上披着“上帝使者”的外衣，实际上干着丧天害理勾当的神父、修士和修道院长，拉伯雷的《巨人传》更是把基督教的教规、修道院的院规打得落花流水，声称新的“德廉美修道院”内男女修士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院规只有一条，“做你愿意做的事。”这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神权统治的欧洲，简直是胆大妄为之举。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文学还大量抒写了美好的人性与理想的人格，而在这样的近代文学中，仍然可以见到人欲与神性之间的牵连。“第一个近代人”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已是凡人，我要求凡人的幸福。”彼特拉克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准则，都是基于他对“人”的现代性理解，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就是“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
基督教蔑视性爱，就连爱情也在限制之列，所以，中世纪人忌谈性爱的感受。彼特拉克则敞开胸怀，追求并以诗歌赞颂爱情。作为热心于研究和倡导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无疑接受了古希腊式的性爱观念，但是他的理解与艺术表达却是近代式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对性爱的描写是大胆直露的，特别是神话传说中所描写的性爱故事，性欲的宣泄成分颇重，这既是文化传统使然，也是时代的一种印记。因为神话所表达的毕竟是人类文明初期人的情感与欲望，这种性爱观如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所说，是古代型的。马克思认为，文明程度的不同，对爱情的态度与方式也不同。恩格斯认为，建立在生物性的性欲基础上的是“古代的爱”，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是“现代性爱”。黑格尔则更强调爱的双方的情感交流，这自然是“现代的爱”。彼特拉克比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创造者们接受了更多的文明的熏染，因而也是更“现代”的人。这种“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对人的原欲带有排斥性的文明范式，在基督教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彼特拉克尽管接纳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并追求着“凡人的幸福”，但在深层意识中他是无法脱离基督之精神牵引的。他的“我同时爱她的肉体与灵魂”本身就表达了这种两重性。不过，对于他这样一个处于中世纪晚期的人来说，能够公然地把“肉体”和灵魂一起去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正因如此，他对男女之爱的描写与颂扬，虽坦率而又不可能是直露的肉体颂歌，而是朝精神和情感升华之后的性爱，即“现代的爱”。
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人欲的大胆追求，在文艺复兴后期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基督教的传统伦理观念受到了现实欲望的冲击之后，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正如布克哈特指出的那样，古希腊罗马的个性主义，“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它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牵涉到他们生活的放纵方面。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它或者可以说有些接近于正确，那就是在他们熟悉了古代文化之后，他们以对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崇拜代替了圣洁——基督教的生活理想。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很容易诱使他们把那些过错和恶行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的英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和恶行但仍是伟大的”。队们普遍以古代的英雄为榜样，以人文主义的个性自由为生活准则，在反宗教
禁欲主义的同时，也走向了道德上的混乱状态。文艺复兴既是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又是欲望膨胀和贪婪邪恶的时代：既是人文主义理想对宗教禁欲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又是新旧信仰体系交替的道德混乱的时代。因此，许多后期人文主义者往往又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医治现实病痛的良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形象来追怀失落的信仰，表达人文主义理想。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揭示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莎士比亚无疑深受前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然而，他几乎从来也不曾表现出“人欲天然合理”这种一味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态度，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接受人智的引导，沐浴上帝之爱的阳光雨露，去其粗俗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进而出落得圣洁而高雅，激情面节制，浪漫又美丽。莎剧中引用《圣经》词语典故约500多处，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引用《圣经》的平均数是14次，《圣经》中的人物、语言和事件频繁出现在莎剧之中。莎士比亚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联系，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相融合的典范。而且，他对基督教文化合理成分的接纳，主要是基于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是基于对前期人文主义放纵自然欲望的、对人的极端化理解的反思与反拨。于是，“以肯定个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步入了新的境界。”
众所周知，浮士德的故事是西方早已有之的。在中世纪后期的浮士德传说中，浮士德为了得到世俗的快乐，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在文艺复兴剧作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享受了24年纵情声色的世俗生活，然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可以说，歌德之前的浮士德，都是耽于享乐而坠入地狱的人物。说明人完全是受自然欲望支配的，只满足于低层次的感官享受。歌德对这一传说则反其义而用之。在他的笔下。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体验了人生的欢乐与悲伤，最后却被上帝拯救，灵魂归于上帝，从而说明人有永不满足的自然欲望，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满足于暂时的享乐。在“天上序幕”中，上帝之所以敢于跟魔鬼打赌。是因为上帝相信他创造的人不会背离自己神圣的本原和目标：而魔鬼这“否定的精灵”则认为人会满足于纯粹而有限的世俗享乐，从而背离自己的本性。在诗剧的第二次赌赛中，浮士德敢于同靡非斯特打赌，是因为他坚信魔鬼永远不能使自己在理智上满足于暂时的快乐，魔鬼的任何魔法都不会改变人的本源和目标。浮士德最后的结局证明了他以及上帝的看法是正确的。
浮士德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并不是一味地在自然原欲的驱动下走向原欲放纵式的绝对“自由”，而是在理性意识的牵引与制约下不断地向“善”的境界提升。代表自然原欲的“魔性”在“神性”的牵引下，使浮士德的行动在可能造恶的同时，更趋向于治善。而在这个过程中，浮士德的内心深处也就始终存在着原欲与理性、善与恶、灵与肉、社会道德律令与自然欲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着“两个灵魂”的反向运动。他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因此，浮士德的个人追求始终散发着浓厚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的文化血脉是与希伯来一基督教人本传统相联结的。“这正是近代西方社会中灵与肉、传统与反抗、保守与激进、基督教的禁欲人格与后来演变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享乐人格之间的剧烈悲剧性冲突的缩影。”可见，到了启蒙时代，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已逐步从人们的心中隐去，这是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的“自然”化的功绩；但作为一种具有人文性的价值观，基督教依然存活于现实的文化土壤之中。浮士德心灵深处永难排解的善与恶的矛盾，体现了欧洲近代人在强调张扬自我、重视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追寻，这预示了近代西方文化中富有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成型。
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型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极度膨胀相伴而生的，这一点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对资本主义之前的人来说，似乎这正是不可理解，难以捉摸，那样庸俗下贱而且令人轻蔑的地方。“在他看来，每个人都以赚钱作为他生活工作的唯一目标，并带着钱财的物质重负走人坟墓，只能理解为反常本能即“金钱欲”的结果。在目前我们这个个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下。在我们的经济秩序特有的组织形式和一般结构中，资本主义精神就象有人说的那样，可以理解为纯粹是适应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非常需要对赚钱天职的献身，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非常相配的对物质财富的态度，与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中的生存环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道主义思想跟基督教博爱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是对抗资本主义精神的有力武器。资本主义精神将人异化为非人，人成为物质成果的奴隶，这与资产阶级当初对人性的憧憬是背道而驰的，而人道主义思想却可以纠正这个谬误。基督教文化宣传原罪和因果报应，主张终生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从而获得拯救，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这种原罪说和忏悔意识成为一种原型意识，潜入西方作家的深层意识之中，使他们多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问题和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他们常把人性恶、人的欲望膨胀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受此影响，西方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大量忏悔型的人物形象，表现因忏悔而得救的作品非常多，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一部分作家出于对往日封建贵族时代的留恋，出现了一股宗教回归热。如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盎的《基督教真谛》就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上重新审视和肯定基督教的作用和地位。其中的两篇小说《阿达拉》和《勒内》歌颂了基督教精神力量的伟大，神父人格力量的高尚，基督教精神最后战胜了爱情和死亡。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在仁慈的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由罪人变成了圣徒；冉阿让的善行与宽恕又使怙恶不俊的警探沙威感动，侮罪自杀。这正是仁爱、宽恕与忏悔赎罪而得救思想的艺术再现。
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像中世纪那样赤裸裸地图解基督教教义的小说已不多见。但由于作家们一代代生长在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他们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意识不可能不在作品里表现出来，就像《简·爱》这样的名作都不能幸免。事实上，“《简·
爱》就是一部叛逆精神与基督教感情互相撞击的小说”。主人公简·爱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性格，又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感构成了她心理结构的最深层次。有人作过统计，小说中有六十多处直接引用、借用或化用了《圣经》词句。同时，《圣经》结构还制约着小说的艺术构思、如罗契斯特的命运就十分贴切地体现了犯戒、受罚、忏悔得救的基督教公式。作品还塑造了一位像圣母玛利亚那样让人肃然起敬的杰出女性简，爱。另外，人物的语言、行动多与《圣经》相涉，如简·爱在吃粗茶淡饭时说《圣经》里的话：“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她还对所爱的人罗契司特说，“因为我贫穷、微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 ，”还有，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也融和了《圣经》里的种种原型和思想。如作品中对仙女的描述，对梦的预感以及对远方呼唤“简！简！简!”的描写，如同《圣经》里撒母耳童年听到上帝的呼唤一样。小说结尾处，主宰了爱情与家庭命运的简·爱梳理丈夫的头发，如同参孙深知自己力量的秘密在于头发一样。而更为突出的是这部作品从头到尾无不打着基督教的鲜明烙印。简·爱、圣·约翰等主要人物的行为、言谈、处事原则等，无不依照基督教精神，使人感到书中人物离上帝是这么近，一如在他的关照下生活那样。小说结尾也点明了这点，“亚门，来吧，主耶稣!”作为牧师女儿的夏洛蒂，勃朗特，在与人书信往来时也是如此。1845年11月18日，她给黑格的信的结尾是“愿上帝特别留心保护你，并赐给你特殊的祝福。”显然，基督教文化已融入作家的深层意识。
在19世纪欧美作家中，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还有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贵族阶级的平民化，贵族地主如何向农民“忏悔”、“赎罪”。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忏悔”主题、“忏侮贵旅”形象，几乎贯穿着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在《复活》中。他一方面把批判锋芒毫不留情地指向法律、监狱、官办教会和一切现存的国家制度，因而被列宁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他虽然清醒地看到沙皇国家制度的腐朽、官僚机构的罪恶，但他又从基督教教义出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用暴力抗恶，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因此每个人都不能惩罚和纠正别人，而应该永远宽恕别人、怜爱别人。在这样的宗教思想指引下。《复活》中的男女主人公由对立走向和解，最终实现了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家，然而多年的西伯利亚苦役生活消解了他的斗志。他在监狱里反复阅读《圣经》，《圣经》为他展现了另一个世界。他渐渐感到革命理想的幻灭，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他不再相信曾经狂热信仰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想在耶稣基督的精神世界里寻求寄托。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集中反映了他的宗教价值观，他在这些作品里一再宣传“宗教忍耐”、“受苦赎罪”等基督教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从哲学的高度思索俄国的社会问题，而且确实以“玲酷的天才”的手术刀解剖了俄国社会和家庭内部的种种病态。然而，他的所有思考和剖析最终都回到宗教问题上来了，上帝和宗教成为他精神探索的最后归宿。
总而言之，从中世纪以来，《圣经》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它是西方文学的宝库和土壤。不论西方社会生活如何变动，反映这种社会发展的文学处于何种特殊的状态之中，其宗教情结都始终存在，从未间断。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文学在对宗教或亲近或疏离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时代问题的探寻和解答，其时代意识中随处都可以见到宗教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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