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分歧
时间：2020-04-23 05:17: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提 要：拜占庭帝国的首位君主君士坦丁大帝在同时代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作品中呈现出完美的个人形象。然而，对他的形象的描述在5-6世纪的拜占庭史料中却出现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与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集中体现在基督教化、皇权专制加强以及帝国中心东移三大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历史写作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倾向，在记录大致相同的历史事实时，给予了君士坦丁不同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5-6世纪；拜占庭史料；君士坦丁大帝；形象分歧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6
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者面临的一大难题，这种困难源于我们进行研究的依据——史料。首先，史料在漫长岁月的传承中不断佚失，距离我们越远的历史人物，能够留下的记载就越有限。其次，那些有幸保存至今的史料，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意的遗忘或无意的忘记，也难以展现当时历史发展的全貌。最后，即使有幸拥有多种史料，可以相互佐证，然而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也往往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其参与的历史事件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样的对立往往在处于变革时代的关键人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拜占庭帝国的开国皇帝君士坦丁1（Constantine the Great， 324-337年在位）就是这样的关键性人物。他率先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并提供保护，有效地将其变成了统治帝国的工具；他加强皇权专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体制；他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开始将帝国的中心转移至东地中海世界。正是这些举措，奠定了之后拜占庭帝国一千余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特征。
在涉及君士坦丁的史料之中，4世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Pamphilus）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2然而，尤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形象。例如他时常称颂君士坦丁是“上帝的朋友和被保护者”，3是“最伟大的胜利者、在各方面都拥有虔诚的美德”等等。4此类的话语将君士坦丁的形象过度美化并笼罩在虚幻的迷雾之中。
到了5-6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所作所为依然是史家关注的话题。以左西莫斯1（Zosimus）为代表的多神教历史学家和以索克拉特斯（Socrates）、索卓门（Sozomen）和埃瓦格里乌斯（Evagirus Scholasticus）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家都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他的事迹。这些作者无法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得到最直接的资料，而是主要借助前人的成果进行写作。综观这些史家的作品，尽管很多时候描述的是相同的事件，但是其笔下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却与尤西比乌斯的描述有着重大的分歧。因此，这种不同立场的历史写作者对史料进行不同诠释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2
通过对史料中君士坦丁形象争议及其历史背景的研究，能够丰富对这位历史人物研究的范畴，拓展研究的空间。君士坦丁大帝在5-6世纪基督教与多神教历史学家作品中的不同形象体现了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发展的某些重要特点，同时，也让我们对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有所思考。
一、凶手抑或圣徒：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争议
多神教和基督教作家关于君士坦丁个人形象的第一个重大分歧在于，他究竟是一个残忍的凶手还是一个完美的圣徒。这涉及了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杀妻杀子事件”。按照多神教徒的观点，君士坦丁犯下了杀害妻儿的不赦之罪，而这桩罪行是他最终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原因。5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学家左西莫斯是这一看法的支持者，他在其《新历史》（New History）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他罔顾天理人伦杀害了儿子克里斯普斯，只因怀疑后者与他的继母弗斯塔通奸……之后他把弗斯塔关在温度极高的浴室之中，直到她丧命。因为深知自己的罪行和背信弃义，他找到了祭司寻求解脱之道，但是他们却说没有任何办法能洗刷他的罪行。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埃及教士来到罗马……他向君士坦丁保证皈依基督教可以免除他的罪过……君士坦丁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放弃祖先的宗教，接受了那个埃及人传播的信仰。3
然而，在基督徒的筆下，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同时代历史学家索卓门就在其《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写到：
我知道一些异教徒说君士坦丁在杀害了一些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尤其是儿子克里斯普斯后，悔悟了自己的罪行……成为基督徒。然而我认为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是为了诬蔑基督教……4
与索卓门一样，6世纪的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也在作品《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谈到了对君士坦丁的这一指控：
左西莫斯是一个信仰可憎和罪恶的希腊异教的作家……他还指控君士坦丁残忍地杀害了儿子克里斯普斯，并且将妻子弗斯塔关在一个极热的浴室中，最终导致她死亡……然后左西莫斯就侮蔑他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并且走上了不虔诚的道路。5
为了证明左西莫斯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他在接下来的一节中继续针对这一问题为君士坦丁展开了辩护：
让我们来看看潘菲鲁斯之子尤西比乌斯的历史吧，他是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同时代的人，并且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他是如此记载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同为上帝所钟爱。后者在各方面都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理所当然地是东部地区的统治者。”尤西比乌斯比君士坦丁活得时间要长，如果克里斯普斯被他的父亲所杀，那么尤西比乌斯就不会用这种方式赞扬他了。1
埃瓦格里乌斯引用尤西比乌斯作品为君士坦丁撰写的这段辩护词在今日看来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众所周知，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结束于公元324年，而所谓的君士坦丁杀妻杀子事件发生于326年。因此尤西比乌斯在作品中称颂克里斯普斯并不能证明“杀妻杀子”事件不存在。
然而，如果不考虑君士坦丁是否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妻儿，我们会提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君士坦丁身后1-2个世纪的作者依然会对这一事件如此关注？肯定或否定君士坦丁杀害亲人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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