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督教语境

时间：2020-04-23 05:18:2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这已经被学界所公认。那么为什么一位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除了文化之间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外，与莎士比亚创作的具体语境也是紧密相连的。在历史与现世的层面上，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以知识与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运动和以信仰与救赎为特征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在的时代；在意识层面上，尽管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但在自然观、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等诸方面都与基督教观念有着联系。

如果将人文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的话，英国是没有人文主义的。但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如果从思想文化体系的角度看的话，早在乔叟和约翰·威克利夫的思想中就包含着人文主义的萌芽。在亨利七世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得以迅速传播。亨利七世富国强民的政策，使富裕的英国人充分意识到了人的潜力与创造能力，自负地夸耀作为独立主体的自身。1500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写到：“他们非常自负，并夸傲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比他们自己更出色，除了英国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他们追求知识，颂扬美丽，崇尚力量，歌颂友谊与爱情。在15世纪的一部名为《凡人》的道德剧中，作者写道，上帝七天里有六天在发怒，原因是十人有九人忘记了他的诫命。上帝于是派“死神”来警告世人，但“死神”发现“凡人”一心想的只是女人与金钱。在“死神”的威逼下，“凡人”请求“友谊”、“才能”、“善行”、“知识”等与他—起共赴来世。尽管戏剧有很浓厚的基督教道德教化的痕迹，但它通过抽象化的概念，表达了对女人、金钱、友谊、才能、善行、知识等的渴望与追求。

亨利八世上台之后，不仅举措圣贤，爱好正义，而且尊重学者，延揽人才。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比如枢机大臣莫尔、私人医生利纳克尔、传道师科利特等，都被他召进宫廷，分享他的责任和快乐。1509年，科利特在亨利八世的支持下，利用父亲的遗产创办了欧洲第一所不含任何宗教色彩的学校——圣保罗学校。学校邀请非基督教学者担任教职，教授古典文字和古典文化，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当科利特的举动受到基督教徒的攻击时，亨利八世一方面堵住他们的嘴，为科利特辩护，一方面鼓励科利特大胆地去做。甚至在宗教改革取得成功的伊丽莎白时代，也仍然涌动着人文主义的浪潮。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时，阿伦·布洛克说：“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最典型范例。她的教师罗杰·阿斯坎撰写了他那篇最著名的教育论文《学校教师》，在当时的英国，语法学校的设立确保了人文主义传统一直维系到二十世纪中期。”

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树立君主统治的权威，英国的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宗教改革而不是人文主义运动。一般认为，是因为罗马教皇阻碍了亨利八世的再婚计划，才导致这位本来准备进行一场人文主义运动的英王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而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他看到意大利式的人文主义带来的思想解放可能导致社会变革，道德转型乃至堕落，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时，他马上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化身与维护者，以巩固王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明显的证据是，在他统治之初，对以丁达尔和巴恩斯为首组成的研究路德宗教改革主张的秘密团体是敌视的。但他了解到他们所宣扬的学说鼓吹王权至上、王权至尊，主张将君主应有的权力从教皇手中夺回时，转而开始赞同这一学说。教皇妨碍他为了子嗣的再婚计划只是他脱离与教皇的关系，进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线。

尽管英国的统治者大都没有真正的宗教感情，而只是出于国家利益和王权的考虑进行的宗教改革。特别是亨利八世与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宗教信仰完全是随他们的政治利益变化的。格林就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根本没有宗教观念的。”可以说，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异与发展。威尔·杜兰就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在日耳曼，宗教改革压倒了文艺复兴；在法国，文艺复兴扬弃了宗教改革；在英国，二者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在伊丽莎白统治下，宗教改革获胜；可是整个伊丽莎白时代，文艺复兴亦获重见。”但是，由于英国的文艺复兴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交织在一起。这从其自然观、伦理观等诸方面都得以体现。从自然观上看，泛神论、无神论倾向与基督教神学观念并存。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削弱了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比如格林、基德、马洛等戏剧家都是著名的无神论者，他们在戏剧中取材异教神话，表现人生百态。但是基督教观念的彻底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基本上还是承袭了神学观念。即使在伊丽莎白时代，多数人还是信奉以托勒密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对应说，即上帝、自然和人构成了一个“生存的伟大链条”，即使莎士比亚也借俄底修斯之口，表达了具有神学意识的宇宙观：“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节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 　在社会历史观上，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显露出以人的眼光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端倪，但“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即认为“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帝安排好的，神的旨意就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人却是无能为力的”。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被从古代和基督教中继承而来的神圣天道统治着的”。在伦理观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试图挣脱教会禁欲主义的束缚，推翻旧的信仰，建立一套适宜人性发展的道德准则和评价标准，但这是一套怎样的标准他们并不清楚。在这种断裂中，自我开始裂为碎片，社会陷入了一种无信仰、无道德的混乱之中。在英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以旧的伦理道德观作为社会的支撑。罗伊‘巴顿豪斯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宗教仍然是道德的支撑点。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还是被看作人类的创造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法官，《圣经》仍然被看作衡量善与恶的指南。”

如果从欧文·白璧德对人文主义的界定来看的话，英国的宗教改革所体现出的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因为它是有“信条和选择”的。因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着一种正确的平衡”。在宗教改革期间，尽管也有过激的举动，但总体上看，却基本上能做到平衡。这种“选择”即鉴于基督教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意大利单纯地文艺复兴所带来的道德混乱，所以他们通过宗教改革的途径来迂回地实现人文主义理想。这种“信条”即是世俗和对人的同情。因为它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它与基督教人文主义有相同之处，即在同情世俗的同时并不放弃上帝；而与基督教人文主义不同的是，它在同情上帝的过程中仍然以人为出发点。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声势浩大，但并没有对罗马教会的一统天下构成真正的威胁。而真正导致凌驾于欧洲世俗权力之上的基督教会分裂的，却是宗教改革。在北方的宗教改革中，英国又是比较彻底的，因为它建立了民族教会，实现了教会的国家化，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样的话，就使得英国的人文主义“既与中世纪宗教神学相区别，又与本国的宗教相妥协；既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又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与神并列，自然与神并列，借用新宗教反对旧宗教，借用神圣的术语来启发人们认识自己的潜力”。

也正是在同情世俗的同时不放弃上帝，同情上帝的过程中，仍然以人为出发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文主义者——既重视人的潜在能力与创造能力，关注人的本质、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的存在意义，又与基督教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如果说英国的人文主义是从形而下——现世、民族、国家、君主——的角度体现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即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来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威，实现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情感，实现个体价值的话，那么莎士比亚戏剧则是从现世与浪漫结合、生存状况的描绘与生存方式的探询结合、个体与群体的结合、情感和理性与信仰结合、现世关怀与灵魂拯救结合，体现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如果我们不将他的戏剧放在历史与现世的背景中解读，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他的戏剧是对现世的关注，如现代著名莎学学者哈里森所说：“要想理解莎士比亚所写的东西，那就必须把他的剧作放到国家的背景中去看。”但仅止于此的话，也是片面的。因为他的戏剧包含着一种启示性信仰，是对人的精神超越与灵魂获救的关注，是对人类本性、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类命运的表述。总之，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对现时与未来、个体与群体、理性与信仰都有意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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