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与基督教的教俗之争
时间：2020-04-23 05:20: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中世纪的西欧处于日耳曼人和天主教会共同控制之下。日耳曼人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的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西欧基督教会与封建王权一直是相互利用并斗争的关系。教权从受制于王权到地位逐渐上升，直至13世纪达到顶峰。自11世纪开始，持续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为教俗权力的斗争提供了竞技场。至第四次东征时，教皇权力达到顶峰。在这二百年间，教权与俗权相互利用，并达到“共赢”。
关键词：教俗关系；教俗博弈；权力共赢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38-02
一、十字军东征之前教俗关系的历史变化
3世纪危机后的罗马帝国已腐败不堪，勇猛善战的日耳曼民族历时几个世纪荡平了罗马帝国的西部诸行省，颠覆了灿烂的古典文明，欧洲步入了中世纪。日耳曼人的国家是从军事民主制发展而成的，其文明程度远逊于罗马帝国，但日耳曼部分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和完整的基督教，并与自己的军事民主氏族制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新式政权。
在罗马帝国晚期，日耳曼的一些部落受到阿利乌派影响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在攻占罗马帝国的过程中，东哥特人在意大利，西哥特人在西班牙都因信仰“异端”而与当地正统基督教发生冲突，而这种分歧导致了西哥特和东哥特王国的迅速衰落。相比之下，法兰克人一开始就皈依正统基督教，因此得到教会的信任与支持，6世纪后期一跃成为西欧最强大的日耳曼国家。法兰克的成功不得不说是王权与教权协调的结果。这也使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与教会妥协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自身统治。此后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中，“君权神授”成为联系基督教会与封建君主的有力纽带，也成为西欧王权的特点之一。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王权从建立伊始即与教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和依靠它为封建统治服务。而基督教会，特别是作为核心的罗马主教的权势也在摆脱东罗马皇帝的控制后迅速发展。在9世纪以前，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以及法兰克帝国的强大，教权处于依附俗权的阶段。随着法兰克帝国的解体，罗马主教势力逐渐增强，847-852年间问世的伪造的《艾西多尔文献》，用以提升罗马教会对整个基督教会的控制权，正是其野心初露锋芒[1]。10-11世纪，克吕尼派的改革，其目的在于整顿教会秩序，防止教会世俗化，从而与封建国家相对峙，可谓教会的“奋发”之举。克吕尼派势力的崛起是西欧教会史上的重要转折，“以克吕尼派为代表的改革派趁机发动教会摆脱皇权控制的运动，这就是中世纪著名的主教续任权之争。”[2]这一派掌握罗马教会期间，从利奥九世开始，教俗斗争开始外化、激烈化。西欧罗马教会也开始了其“中兴”之路。
二、十字军东征及教俗间的博弈
继利奥九世之后，教皇任职几经变动后格里高利七世继任，这同时揭开了中世纪教皇与德意志皇帝的二百年的斗争史。他们围绕着亨利四世出售神职和米兰教区的控制权而斗争，充满世俗权力之争的尔虞我诈。格里高利客死他乡，亨利四世亦死于儿子之手，然而这才只是开端。继任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同样是倡导罗马教皇地位至上的克吕尼派，继续致力于与封建君主的权力争夺。但他所面对的局势却更有利于其一展宏图。这时恰逢十字军东征发生的前夕，西欧社会变动剧烈，农民和农奴承受着沉重的剥削，社会下层充斥着饥饿和瘟疫，分封体制下无地的骑士和封建主缺少活动的空间，社会积聚着不安定因素。而这时去东方朝拜圣地的教徒带回异教徒塞尔柱人亵渎圣物、迫害基督教徒的消息，随消息而来的还有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派来的使节求援团。社会内部的积怨需要发泄，异教民族要惩戒，“基督教兄弟”的求援要有所回应，东征，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使命召唤了实力不断上升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他于是顺应各种趋势，发动了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发起是教皇与世俗君主的博弈过程，二者相互利用，都为了自己的私利。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会议上呼吁：“对于目前的不公平状况我还能说些什么？这里到处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而东方充满了欢乐和富饶，……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等待了，……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1]从教皇煽动性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要转嫁西欧的矛盾和不安定因素于东方，并觊觎东方的财富。其发动东征的目的无非是要超越地方排他主义，把西方基督教世界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同时扩大其权力范围，将东方教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此为其与俗权的斗争捞取政治资本。但是教皇毕竟无军事实力，他所能做的只是以上帝的名义来感召信徒，运用其所控制的赎罪权达到其自身目的。然而，第一次东征的“先锋”，大批底层的信徒的不堪一击，证明了必须要有封建主领导的骑士团才能与东方善战的游牧民族抗衡。因此，教皇想通过东征达到抑制世俗君主的目的，但又必须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
西欧封建君主更多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奔赴东方的，其次才是服从其宗教信仰。如果说前三次东征尚带有宗教性质，则从第四次开始，其攻击的目标已经是宗教“兄弟”拜占庭了，封建主对外扩张、掠夺财富的动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表露无遗。而这时尚处于割据分散的西欧大部分封建国家却都不具备掀起如此大规模战争的感染力和实力。因此皇权依靠教皇的巨大号召力为其侵略扩张的野心与行动盖上合乎宗教正义性的印章。
因此，在发动东征的问题上，教皇利用了封建主的趋利性，而封建主利用了教皇对东方教权的贪恋，从而都达到了目的。在转移西欧内部不安定因素这一目标上，二者又一拍即合，因为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政权与教权来说都是有巨大危害的，因此在鼓励农民、中下层骑士向东方寻求新生活这一点上双方均采取支持态度。
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教俗权力又是相互妥协的。“正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东方领地的时候，皇帝和教皇都无心恋战，而将视线转移到了富庶的东方。在这种情况下，亨利五世皇帝同卡里克斯托斯二世于1122年签署了《沃姆斯教约》，……结束了教皇同皇帝在神职续任权上的权力之争。”[1]第四次东征按照教皇英诺森三世制定的计划，首先要通过征服埃及获得军事基地来对占有“圣地”的穆罕默德教徒进行战斗，但是进攻埃及需要威尼斯的舰队护送。经过讨价还价，十字军得以延期支付所欠的运费，作为交换，十字军帮助威尼斯攻打扎拉。教皇对此建议起初是反对的，威胁要对攻打扎拉的十字军处以破门律，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也只得默许。在如此浩大的东征过程中，教皇与封建君主互相依靠对方的实力，在统一的对外扩张中彼此达成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矛盾斗争就此停止，只是在对外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而达成一致。
当然在东征的过程中，教权与俗权的矛盾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在教皇英诺森三世与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斗争中。后者是在前者的扶持下上台的。菲特烈二世执掌政权后，表现出极强的统治天赋，不断扩张德意志的势力，而这违背了教皇的意志。在1215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英诺森三世借口腓特烈二世承诺加入却未派兵，将失败推到腓特烈二世身上，开除其教籍，实质上是为了打击腓特烈二世的势力。1228年，腓特烈二世为了向东方扩张势力，率十字军进行第六次东征，教皇下令禁止并声称要重罚他。腓特烈二世却不予理睬，1229年与埃及缔结了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拒不承认这项条约，并出兵进攻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迫使他最终返回欧洲。
在教权和皇权同时扩张膨胀过程中，双方都想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而限制对方，冲突不可避免，以致频繁诉诸武力。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可见在现实利益面前，双方都愈加极端。
综上，不难看出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是个动态的博弈过程，每一方都知道对方的动机但却不清楚对方未来的行动，于是在猜度中互相利用，相互妥协，并不停斗争。东征为教俗之争勾画了大的时代背景，注定要二者在新的形势下，在权力和欲望大规模输出中使矛盾激化。而同时他们之间充满世俗利益的角逐被残酷的东侵运动所掩盖，淹没在血与泪的狂潮中。
三、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及教俗权力的“共赢”
持续两个世纪的东征狂潮，在公元1270年以最后失败告终。对于十字军战争对罗马教会的影响，许多人认为教皇权力于13世纪中期后英诺森三世为顶峰，世俗权力完全受制于教权之下，教俗斗争以教会的胜利告罄。笔者认为，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教俗两方面来讲应该是具有“共赢”性质的，不能以简单的单方胜利作为衡量尺度。
首先，从双方各自的目标来看，各有得失。教皇的目标是确立在西欧对教权的绝对控制，同时扩大其权力范围，将东西方教会置于罗马教廷统治之下，消除异教徒对圣地的控制。从十字军东征进程看，第一个目标基本实现，教廷在西欧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巩固和加强。但第一次东征虽然征服了耶路撒冷，占领了圣地，第四次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东方教会，但是圣城很快又被伊斯兰人夺回；而迫于东方正教徒对西欧天主教的反抗，罗马教廷从未对东部信徒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教皇的这两个目标是最终落空的。对于西欧封建君主来讲，在第一次东征后建立的四大拉丁王国，均实行西欧的封建分封制，都是欧洲封建国家的再版，同时也是西欧推行对外扩张输出其政治统治形式的萌芽阶段。这与其对外扩张的最初动机也是吻合的。
其次，从经济层面上看，对东方财富的掠夺，使资本大量流回西欧，增强了西欧各国的经济实力。许多信徒把自己掠夺的财富捐给教会，加之各级教会所征收的各种税款，教皇享受到了直接好处。因此经济上教俗统治者也是共赢的。虽然13世纪教皇权力达到顶峰，但是随后的14世纪教权便急转直下跌入低谷，而封建国家则开始了专制集权的进程，对于谁获得了斗争的胜利，是很难下结论的。
总而言之，教俗权力的斗争贯穿整个基督教发展史。在中世纪这一段十字军东征的两个世纪里，相互利用是显性特征。教俗这两种势力，不可能也从未出现过绝对的敌对状态，当然也无绝对和谐相处的状况。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西欧社会、宗教、政治、经济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其原因可以说是二者的博弈，其结果不是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而是二者的共赢。
参考文献：
[1]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王秀美，段琦，文庸，乐峰，等.基督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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