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与基督教青年会
时间：2020-04-24 05:17: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英文缩写Y.M.C.A.）简称“青年会”，是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活动组织之一，1844年由英國人乔治·威廉在伦敦创立。1895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会组织——青年会北美协会派遣来会理（David W. Lyon）来华开展工作。同年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当时中文名称为“天津学塾幼徒会”，来会理出任首任总干事。1898年，格林（Robert R. Gailey）接任来会理成为青年会新任总干事。来会理和格林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校学生和新式学堂教师等“文人”阶层，力图通过影响新式教育领导人和办教育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发展青年会。他们深入新式学堂，广泛接纳教育家、医生、工商业者、银行家、高级职员等知识界人士为会员，不管他们是否信仰基督教。其中，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建者和校长的张伯苓，很早就受到格林的注意。格林把他作为重点关注和发展的对象。
1909年，在格林、饶伯森（Clarence H. Robertson）的努力下，张伯苓最终在天津西沽公理教堂正式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并逐渐成为天津青年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由于张伯苓与青年会美籍干事良好的私人和工作关系，青年会对南开学校的早期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实际帮助。当时天津青年会的干事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格林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饶伯森是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因此，早在南开学校创建之初，张伯苓就聘请格林、饶伯森、郝瑞满、蔡乐尔、韩慕儒、陶尔图等人到南开学校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还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活动。青年会干事大量成为南开学校延聘的外籍教师，这为南开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师资保证。张伯苓还将青年会德、智、体、群“四育”的教育理念在南开学校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将南开学校建设成了我国北方著名的私立学校。
南开“校父”严修虽不是基督徒，但他通过与青年会的接触，对基督教也并不排斥，甚至非常崇拜。严修的侄孙曾回忆道：“叔祖父虽然没受过洗礼，但很崇拜基督教。每逢礼拜日，叔祖父常领我们兄弟们去东门里仓门口基督教堂听讲，这也是为我们安排的一项常课。”
基督教青年会分为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种形式。1909年，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南开学校中成立读圣经会，研究和传播基督教。1910年，读圣经会改作耶稣研究会。1911年秋，改名青年乐群会。1912年4月，南开学校试办青年会，组织内部分为查经班、祈祷会、辰更团、礼拜团、布道团、尚友团、奋兴团七部，会员54人。经过三年试办，1915年4月19日，天津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南开青年会以联合同志，研究基督教之要道，发达德、智、体三育，造成完全人格，预备将来服役社会为宗旨，分为查经、祈祷、布道、服务、社会五部。该会除祈祷、研究圣经等日常活动外，还组织道学班讲座和多项服务活动，例如：办校役夜校；欢迎新同学，包括印刷学生须知小册子，设立询事处，组织欢迎新同学会；创办补课团，请教师在课余时为功课差的同学补课；创办官话班，为外省来上学的同学教授官话，每周授课三次。南开学校虽是非教会学校，但受到青年会的深刻影响。
周恩来与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
1913年至1917年，周恩来就读于南开学校。1915年版的南开学校《同学录》对他的记载是：“姓名：周恩来，字：翔宇，年龄：十八岁，籍贯：浙江绍兴，曾毕业或修业何校：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肄业，现入本校何种团体：敬、塾、青。”这里的“敬、塾、青”分别指的是南开学校三个著名的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义塾服务团和基督教青年会。由于青年会是基督教的外围团体，其服务对象并不局限于基督徒，而是试图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天津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简章》规定：“凡本校师生于本会表同情者皆可入会。会员可享本会各部所有之利益，惟基督徒有选举职员及被选之权。”由于并无资料表明周恩来在此之前与基督教有过接触，因此他应该是作为非基督徒加入青年会的。
由于资料所限，周恩来在南开青年会内活动的具体情况难以梳理清楚。但是，周恩来早在1914年3月就在南开学校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作为与青年会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校社团，两会经常联合举办一些活动。如1915年9月，青年会与敬业乐群会等拟联合举办运动大会。两会还在一起举办外出旅行活动、辩论活动等。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风》周刊创刊，周恩来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1916年1月，周恩来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又兼任纪事类编辑，9月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全面负责南开学校新闻事件的采编和报道工作。无论是在负责各会事务栏还是担任纪事类负责人期间，周恩来与南开青年会的接触和报道都非常密切。《校风》也经常刊载有关南开青年会的消息，如天津青年会总干事韩慕儒连续三次在南开学校作《社会问题》演讲的演说词全文刊登在《校风》上。上海青年会演讲部主任余日章来校演讲教育的信息、城市青年会西山夏令会的布告和情况等等，以及青年会的大事小情、特别启事、全体交际大会等诸多消息都会在《校风》上刊登。可以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与青年会有广泛接触，对其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周恩来与留日学生基督教青年会
1917年，为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赴日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青年留学的重要目的地之一。190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来会理、张佩之等为筹备建立留日学生青年会进行了考察。1906年春，借用东京神田美士代町日本青年会的部分会所开办了留日学生青年会，附设英文学校。1910年，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购地，建成永久会所。1915年，留日学生青年会取得青年会全国协会证书。留日学生青年会共有三处会所，总会所位于东京市神田区北神保町十番地，有教室、图书馆、阅报室、运动场。围绕德、智、体、群四个方面，在东京的留日学生青年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智育方面，举办演讲会、日英文补习班、国语班、演讲比赛、图书馆、谈话会、阅报室、展览会、侨工职业补习学校等。群育方面，组织各种会员社团，发展会员的社交，并组织中国革命史研究班、革命哲学演讲会、谈话会、个人读书等活动，讨论人生问题，举办留学生演讲会，目的在于提倡学术互助，扫除留学界“无联络”“死读书”的积习。
从1917年到1919年，周恩来在旅日期间，经常出入前述位于东京北神保町的留日学生青年会会所。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他曾75次到访留日学生青年会，例如：1918年1月1日，“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1月3日，“早饭后往青年会，见着陈、夏二友”。1月4日，“早兴后往青年会观报”。2月16日，“晚间至青年会听演说”。4月3日，“午间往青年会参观中华美术展览会。既出，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5月2日，“七钟往青年会学会话，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5月3日，“晚至青年会上课，闻留日学生将发起全体回国事”。5月26日，“早起至青年会接瑞岐来书”。5月30日，“晚间至青年会聆艾迪演说心颇感其诚恳”。5月31日，“上海救国团寄来日刊两份，宣布于青年会”。6月5日，“救国团告《有五分钟之热心者》一文，发布于青年会”。10月25日，“接青年会信一”。通过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东京留日学生青年会已经成为周恩来留日期间重要的活动中心。在这里，他或访友，或看书，或取信，或学习，或获取新信息，或参与爱国学生运动。而且，在周恩来《旅日日记》的账单中有一条记录：“支出款项：青年会五元。”这很可能是周恩来在留日学生青年会缴纳会费的记录。
基督宗教界对周恩来参加革命活动的支持
1919年，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回到天津，随后便投身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也顺应历史潮流、彰显爱国精神，以便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尊重与接纳。天津青年会的重要成员马千里、王厚斋等人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配合学生抵制日货。在赴京请愿代表名单中，张伯苓、宋则久等青年会成员赫然在列。青年们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天津青年会及其重要成员的大力支持。“五四”爱国大游行便以青年会在东马路的會所为起点，绕津城一周，然后再回到东马路会所。青年会会所成为爱国青年的重要活动地点，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重要成员就是在那里负责油印宣传品，其油印工具和资料也均藏在青年会。
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担任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创刊。起初，报纸由天津协成印字馆代印，但该印厂因进步性、革命性而遭到北京政府打压，政府派出军警，武力威胁印厂不准承印《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在此情况下，《益世报》挺身而出，毅然出面代印，解决了周恩来的燃眉之急。而《益世报》是1915年由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传教士雷明远创办的，主要股东与经办人均为天主教徒，具有鲜明的天主教背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继续得到《益世报》的支持。他在1946年接受《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回忆道：“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据周恩来的另一位资助人严修记载：“翔宇年计百镑，以八合银元，合八百元。……翔宇扣去新闻社年三百余元，约需六十镑，计银五百元。”而这里的“新闻社”就是益世报社。可见，周恩来作为该报的特约通讯员，每年可以得到300余块银元的报酬。周恩来利用这些资金，对欧洲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撰写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大量通讯。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资金，与大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同，周恩来并不在工厂做工，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早期的建党、建团和革命活动之中。
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和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认同上开始发生了深刻转变。1920年，在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周恩来等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多次宣讲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虽然并不信奉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但长期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接触使他对基督宗教有了客观而深刻的认识。正如他1920年在给《新约全书》的题词中指出的：“宗教的好处在他的普遍世间的精神，不是那种时代产生的形式同迷信……正于耶稣教在现今固大多数学说承认他为比较合宜的宗教。”这表明他对基督宗教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一定认可。
1950年5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编辑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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