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节后退 [节节后退的底线]
时间：2019-01-28 17:46: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QQ群里,有心的网友发过来一组关于三峡大坝的标题截图,很有意思,简单摘录如下:2003年,《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7年,《三峡大坝将全面发挥防洪功能,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2008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看后让人哑然失笑:是三峡大坝实际的功能倒退了呢,还是那些“专家们”终于回归理性,回归常识了呢?
不唯三峡大坝的功能在后退,反观现实,我们的很多底线也在后退,无论是道义的,还是法律的。
可以由两个案件作个对比。建国后的第一起“惊天大案”刘张贪污腐化案。当初刘青山贪污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1.94亿元(旧币),人民币新币跟旧币比值是1∶10000,也就是说,刘、张二人贪污数额不到2万。但直接的后果是,两个曾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立过战功的高官人头落地。而去年7月,中国石化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几乎是刘张二人贪污总数的一万多倍,而判决结果仅仅是死缓。
法院如此判决陈同海的理由是,第一,他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不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构成自首。第二,在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第三,检举了他人违法违纪线索。第四,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而这些理由,除了第三条刘、张二人没有做到,其他的他们都做到了,但依然被判处死刑(当然也有当时的法制环境和最高领袖的旨意)。但不要忘了一个关键的数据:陈是刘、张二人贪污总数的近万倍!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案的额度在不断加大。《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数额起点是5000元,但一些地方执法机关却制定内部掌握的标准,受贿5万元以下一般不立案。法网的网眼放大了10倍。其次,行贿受贿的对象作限制。比如收受的烟酒、衣物等物品不再计入行贿受贿数额。即使贪官将收受的烟酒变现,获得数十万元的赃款,至多也是作为违纪所得没收。有法律人士指出,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一种惯例: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下的,基本上适用缓刑或拘役甚至是相对不起诉;5万元以下,基本上做相对不起诉处理。这使得犯罪成本和风险与犯罪所得利益明显失衡,导致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无限扩大。
现在说到贪腐数额,十万百万千万的,已经刺激不了人们的眼球。不久前被曝光的辽宁省抚顺市原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嫌犯罪金额达1.45亿元,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而稍前一段曝光的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仅法院判处的罚金一项就高达3.2亿元之巨。而这两人仅仅为正科级。
贪官的行径,不断地考验着我们对数字的辨别力和对贪腐程度的耐受力。而我们的宽容度和耐受力在不断地被增长、被拓宽,正义感和愤怒度也在不断地萎靡和消退――反腐的利剑从未停止过挥舞,倡廉会议、口号、标语和文章从来是连篇累牍,官方和民间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罕见地达到高度一致,但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却如打不死的蟑螂一样层出不穷?是什么样的官仓才能养出如此硕大的贪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能不说,那就是我们不断增强的容忍度和不断后退的容忍底线,在放任、纵容那些贪官污吏越贪越多、越跳越高、越陷越深、越跌越惨。
马丁・路德・金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悲的不是权力的猖獗,而是民众对脱缰的权力的过度宽容。比如,对于现在的官员,我们早已不奢望他们是焦裕禄、孔繁森,而是认为,你收了我的红包、购物卡和好处费,最起码不要把审批公章在衙门里转上半年圈;对于法官,不奢望他们是包公、狄仁杰秉公执法、明察秋毫,最起码自己不要像佘祥林、赵作海那样在监狱里关了十几年,等到真凶露面才发现判错了;对于医护人员,不奢望他们是华佗再世、天使下凡,最起码不要把手术刀或棉纱留在肚子里;对于老师,不奢望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什么蜡烛和园丁,最起码我已经交了高昂的择校费,就别让我最矮的孩子依然坐在最后一排……
容忍容忍再容忍,老百姓的期望值一再下降调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洗刷下,在绝对权力的威逼下,老百姓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草民、蚁民身份,习惯了在权力面前低头,在官员面前屈膝,在“没钱不说话,有理钱说话”的规则下思想、行动。公平、正义、尊严等等美好的名词,无一不被罩在权力和金钱的阴影里,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而我们一再退缩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就是让那些绝对权力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更蔑视一切的底气、更肆无忌惮的作为。我们在退缩,贪官们在逼近,让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底线节节败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帮凶,是在引狼入室,助纣为虐。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我们不断退缩的底线,一方面在消解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堤坝,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至高尊严,一方面又在加速贪官们走向终结的步伐呢?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