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重要的会议 [近代史上的两个重要标识]

时间：2019-02-02 05:34:4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建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两个重要标识。尽管当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其影响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　　清朝在近代以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我封闭，拒绝开放，以致妄自尊大，不求新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以炮舰叩开中国大门，形成屈辱性的开放，虎狼般的殖民者闯入中华大地，尽兴地吞噬中国的权利与资源，攫取财富。君主专制的帝国在撼动，无辜的生民遭涂炭，中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这也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朦胧地觉醒。主持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便是这些觉醒者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成为史家赞誉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至19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威势一落千丈。革新变法、兴学练兵的呼声纷至沓来，朝野之间议论纷纷，众多的知识分子如洪仁�、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从各个角度，探求新知，介绍西方的具体先进措施，其影响所及是办了两件大事：一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它改革中国陈旧的军制，练成一支北洋新军，成为支撑清朝后十几年政局的主力，也是把清朝贬入后宫的操盘手；二是康、梁主持的“戊戌变法”，仅仅百日，即被清廷扼杀。这使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改良难以有效，连曾上书策反李鸿章的孙中山亦失望而转向革命道路。但20世纪初，外国侵略者乘机疯狂地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各地反洋教衍生的民众起义和会党群众的纷起，终于汇集成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运动有其一定的缺点，如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累及无辜等，但其以血肉之躯，奋不顾身对抗侵略者的精神，还是值得纪念的。各国侵略者借此出兵组织所谓“八国联军”，以更加野蛮残酷的行为，荼毒中华。在这一暴行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屈从。慈禧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治国方略，证明清朝已经真正死亡。
　　清朝政府最后名存实亡的十年，是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中国社会酝酿着大变革的十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各种政治势力在较量。清朝政府这具政治僵尸，妄想借尸还魂，以求一逞。它废科举、兴学堂、整军备、行宪政，进行了种种挣扎，只是想捞救命的“稻草”，当然不能把这些行事都视之为“伪”，但是其结局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
　　此时的袁世凯以所练的北洋新军为基石――这是人才、军械、财政、民望具备的一支劲旅，逐渐发展为掌握重要政府部门的八大臣。袁世凯既是清廷依靠的重臣，又是一种威慑力量，虽中经贬损，但实力依然，遥控四方。朝廷中的隆裕、宣统的才干终不如慈禧、光绪，江河日下，只得听命于袁世凯。各国侵略者又改定在华物色代理人的策略。于是以袁世凯为中心，结合各国侵略者的实力，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另一股政治势力是以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为中心。孙中山经过十几年海内外奔走的历练，认识到“不革命不得了”的道理，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组织革命队伍，在国内依靠新军先进分子和会党群众发动起义，规模大小不一，但对清政权都起到撼动的作用。这些革命党人重视舆论的作用，创办了革命机关刊物《民报》，国内各地也创办《苏报》、《浙江潮》等报刊，作为革命的喉舌，确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关注民族、民生问题，深得民心。这股势力日渐壮大，成为与袁世凯那股势力的对抗者。两股力量的较劲，促使政权转移的瓜熟蒂落。辛亥革命的风雨终于来到人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第一个重要标识。
　　辛亥革命的突破口是武昌起义，习惯说是新军工兵营的熊秉坤的一枪所引发，这是孙中山在东京一次集会上的即兴语词，不一定准确。近年有些人在考证究竟是谁发的第一枪。其实，谁发的第一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枪冲破迷雾，使革命烽火遍地点燃，众人纷纷响应。这时远在海外筹款的孙中山仓促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孤儿寡母的清朝帝后，茫然无措，只能依附在袁世凯的羽翼之下，听任摆布。袁世凯认清局势发展的态势，以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新军为基础，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打打停停，进进退退，寻求其个人利益的平衡。最后，清朝帝后得到优待条件，退居皇宫后院，又过了十二年舒适享乐的生活，赢得了历来末代皇帝最好的下场。袁世凯玩弄双方于股掌之上，在缝隙中获利益，终于从革命党方面，换得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向失败，有人说是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也有人说是由于孙中山的退让，更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的窃取。实则为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各种因素所造成。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铲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中华大地上永远绝迹。其次是没有造成遍地兵燹，没有过多地涂毒生灵，却完成了一次大变革。孙中山用以钳制袁世凯的两大法宝：一是“中华民国约法”，后被袁世凯所篡改，面目全非；二是迁都南京，迎袁世凯南下，使之脱离北洋巢穴，却被袁世凯制造京津保兵变和诱服南方代表，迫使孙中山迁就。袁世凯正大位后，他多建政党，操纵国会，同时增强其北洋军的实力，杀害和镇压革命党，完成了脆弱而扭曲的中华民国统一。
　　随着袁世凯个人私欲的膨胀和复辟势力的喧嚣，袁世凯逐渐走向帝制的梦幻，在群小的怂恿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默许下，妄图实现“洪宪帝制”。由于“帝制”逆潮流而动且不得民心，“在位”83天的袁皇帝，终于在一片喊打声中逝去。几年后“张勋复辟”的失败，更证明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袁世凯自毙后，手下诸大将不甘再臣服于袁氏后裔，纷纷自立山头，主要有直、皖、奉三大系统，互不服气，只求独大。
　　辛亥革命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于是有些知识分子觉醒，要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先进的部分，支持革命，打倒军阀，并在一定理论基础、实践经历和十月革命影响下，于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共建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另一重要标识。从此帮助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进行土地革命，更广泛地发动农民，抗日战争的全民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夺得政权，实现中国真正的统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是前后相关相承的两大标识。对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过明确的阐述。早在1941年10月，中共中央曾在庆祝双十节的决定中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1947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1956年11月，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90周年诞辰时所撰《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重申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和胸怀宽广的风范，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二者的历史意义。
　　(时年89岁，年高体弱，难以检书，仅凭记忆，草成一文，以贺辛亥百年及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所述毛泽东等论说，转引自《百年潮》2011年第6期卢毅所撰文。)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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