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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白居易讽谕诗中的“民”_白居易的讽喻诗

    时间:2019-02-03 05:29: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 白居易是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对于他的诗歌,尤其是其讽谕诗历代以来毁誉参半,毁者谓其语言“直切”,“缺乏含蓄性”,说其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所谓“皇家文章”,誉者则谓其“语言质朴”,“主旨鲜明”,体现出了民本主义的思想。文章从“为民”的角度来解读白居易讽谕诗中“民”的涵盖对象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来探讨其讽谕诗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白居易 讽谕诗 民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存诗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其中最为他自己所看重和欣赏的是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一百七十二首讽谕诗。对于讽谕诗的分类来自白氏在《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为之讽谕诗。……”[1]
      虽然白氏讽谕诗的数量在其诗歌创作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这些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目的讽谕诗却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生民的疾苦而引起了社会各层广泛的关注。
      一白居易讽谕诗中“民”所指的对象
      白居易在他诗中的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为民”,“民”,“生民”或诸如此类的词,如《新乐府》并序中提到的“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重赋》中“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里布帛,所求活一身。”。那么这些诗人在诗中多处所提及的“民”“生民”主要是指那些人呢?经过对它们的分析我觉得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贫苦农民,灾民。如《卖炭翁》中被“黄衣使者白衫儿”夺走其用来换“身上衣服,口中食”的“满面苍苍,十指黑”的南山烧炭老翁,《村居苦寒》中大寒岁中“布絮不蔽身”的饥寒交迫的农民;《重赋》中“植桑麻理布帛而形不蔽,体无温”的农民;《采地黄者》中灾荒年景,挣扎在死亡线上靠�拾地黄换取富家儿喂马的“残粟”,用以“救此苦饥肠”的灾民。《新丰折臂翁》中在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的情况下害怕“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而不惜“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的独臂老翁。
      二下层妇女,宫女。如《母别子》中因丈夫娶新妇而被抛弃并被迫与孩子生生分离的“白日无光哭声苦”母亲,《议婚》中因“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而“寂寞二十年”依然无人问津的待嫁的“绿窗贫家女”;《上阳白发人》中“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白头宫女。
      三出身卑微的庶族寒士。如《寄唐生》,《伤唐衢》中“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五十著青衫,试官无禄食。”,空怀忠义与诗书却无从仕禄的唐生。如像《涧底松》中所描写的因生在涧底“涧深山险人路绝” ,而空长“百尺大十围”却“老死不逢工度之。”如松树般的寒士;像《和松树》中在满山雪中依然颜色苍翠的“秉操贯冰霜”如松树般的寒士。
      四社会底层的歌舞伎。如《西凉伎》中因西凉陷落而出逃,满心悲伤却不得不为穷兵黩武使西凉陷落的边将表演西凉舞的“泣向狮子涕双垂”伎人;《胡玄女》中因上层官僚喜看胡舞而被迫不远万里离乡来为他们跳舞的“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的胡地舞女。
      五小手工业者。如《红线毯》中“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却被“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被夺去人衣做地衣的缲丝织毯人。
      二农民成为讽谕诗主要对象的原因
      在以上几类描写对象中,诗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可谓着笔最多,描写最力且寄予最深的同情,这是因为民本主义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一直影响着历朝历代诗人。这种民本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它极其精当的揭示了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强调的治国必先安抚百姓的真谛。其后孔子提倡“仁爱”,“修己以安百姓”;孟子主张“贵民”“保民”是民本主义的进一步发扬。诗人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仁政”思想和民本主义传统影响的封建文人士大夫,他对于民间疾苦所表现出的关注和同情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任何国家赋税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赖以生活享受的物质来源,也是支撑其庞大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经济基础。作为以农立国的唐代,赋税的承担者主要是农民,所以挣扎在死亡线上,忍受着超负荷经济剥削的农民,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诗人格外关注和同情的对象。此外,在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着重农的思想,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所以在诗中关于农民的诗歌比比皆是诗人也不例外。
      诗人在很多诗的后面写到了他对于农民的同情和对自己不事劳动而衣暖食饱的自惭心情。如在《村居苦寒》中面对大寒岁中“布絮不蔽身”的饥寒交迫的农民,诗人写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这种对于劳苦农民的同情以及对自身不劳而得食的反思历来为人们所高度评价。说其“为君,为臣,为民”最终目的都是为民,这样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虽然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作为根本的他的阶级意识在其讽谕诗中是数见不鲜的。
      无论白居易如何的同情与关注农民,也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地主阶层的现实。虽然他是一个出身下层的庶族地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消除他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作为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当他们还没有踏上政治舞台,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豪族地主的打压和排挤的时候,容易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相亲近。但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同属一个阶层,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作为农民,劳动人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却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这两个阶层不复存在了,然而只要封建社会的这一制度还存在这个基本矛盾就不可能消除。历史上所谓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不过是在最大程度上缓和与平衡这一矛盾而出现的结果。诗人所谓的“为民”也就是希望可以调和这种矛盾,达到一种君明臣贤民安的境地,而这种境地正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手段。所以,可以说“为君,为臣,为民”的最终目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发展。这是诗人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所不能超越的局限,当然我们在看到这种局限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为民”的讽谕诗作为一剂缓和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良药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与元九书》诗人中提到“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就表明了当权者由于这种讥讽而产生的顾忌。
      总之,对于白居易的讽谕诗中的“为民”我们首先应该要弄清楚其描写的对象,其次应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结合诗人本身的状况来看待它所产生的影响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既不将其捧的超出自身原有的价值,又不忽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白居易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创作讽谕诗的初衷。
      参 考 文 献
      [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王拾遗《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王汝弼《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作者简介:刘文娟,女,汉族,1985年出生,陕西西安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09级古代文学方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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