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呐喊》中丑陋的国民性】呐喊彷徨三部曲

时间：2019-02-03 05:38:5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然而作品中无不多角度地透视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揭示出冷漠、狭隘、愚昧、落后的心态和由此产生的种种危害。丑陋的国民性从看客性，自大性和吃人性中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丑陋的典型――《阿Q正传》中的看客：鲁迅早年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在一次看幻灯片时，画片上日军在中国砍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神情呆滞，对同胞的惨死无动于衷，鲁迅将这种人称为“看客”，认为在看客态度浸润下的国民，对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毫不关心，只是一群失去灵魂、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鲁迅在许多小说和杂文中，都一再描述抨击这种看客态度，如《阿Q正传》中以看杀人为娱乐，为阿Q被游街示众而喝彩的“眼光如狼”的观众，鲁迅指出，看客们希望以消极的态度换取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不敢冒犯欺凌百姓的权贵，不敢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孜孜不已，逐渐变得卑鄙、怯懦、吝啬、胆小，在外敌入侵时只求活命，不惜卑躬屈膝，成为“不争之民”和“畏死之民”。所以，阿Q精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看客性，由于主体被压抑，欲望得不到满足，阿Q们只好借助幻觉，将世界看作大舞台，将自己视为观众，一切都是逢场作戏，无所谓真假是非善恶，你在现实中打了我，我在幻觉中又是你爷爷，自欺欺人，消极避世，不怨不怒不争，游戏人生。企图逃避斗争，苟活于世，但却受到更深重的压迫。
　　丑陋的自大――《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癫’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瘢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丑陋的实质――《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鲁迅认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集中到一点，就是所谓“吃人”，他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谓吃人，在他看来，既是指中国古代野蛮残酷的风俗，但更多地是指对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否定或抹煞。鲁迅将精神上的吃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吃人与被吃。两者关系单纯明确，一方是凶狠残暴的吃人者，一方是孤苦无告的被吃者。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社会和家族都不能容忍有个性的人，不能容忍异端思想，而是像对待他笔下的狂人一样，必欲吃之而后快，即千方百计地扑杀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体现了无视人权、压抑人性的卑劣国民性。
　　第二，吃人者也被吃，被吃者也吃人。一个人具有双重人格，既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强者的奴仆，又去压迫别人，成为更弱者的主人，因而具有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鲁迅说：“我们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相互的制约，“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也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吃人当然是暴政，而被吃者有朝一日上升为吃人者的希望与等待，又极大地压抑扼杀了中国人对暴政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
　　第三，吃人者自吃。即以自我为对象，自觉地压抑、扑灭自我意识，自觉地摧毁自己的个性，自觉地选择奴隶生涯，对一切非入压迫变得高度麻木无知，逆来顺受。《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便是其典型形象。祥林嫂自己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结果反倒自认得了非死不足以洗清的罪状。她的死固然有环境压迫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环境压迫的认同。在她身上，早已不存在人的意识，而是将外在重压转化为内在义务。这种自我奴役的人生态度，就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抉心自食”，即剜出心来自己吃掉，主动放弃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自认为奴，将外在规范变成内在欲求，将外在束缚变成心灵束缚，即使“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他认为，这是最残暴最可怕的吃人，是最高层次的吃人。
　　看客、自大、自私、吃人的心态使社会变形失真。这种人性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因此鲁迅认为，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将“兽国”变为“人国”，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可能成功。
　　《呐喊》中描写得栩栩如生的狂人、阿Q其实正是国民性的一部范本，鲁迅是要借此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封建制度下愚弱的国民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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