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纷争不辩也罢秦时纷争

时间：2019-02-06 05:34:2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回顾改革开放之缘起，难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多少长期纠缠的疑难由此澄清，满坑满谷冤假错案也迎刃而解。　　耐人寻味的是，一篇引领我们剖明大是大非的文章，她本身在漫长岁月里也经受着“是非”的搅扰――作者是谁？先传来说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就，后说经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重新改过，版本种种，口径不一。大致轮廓，倒也从《光明日报》1985年整理的一份材料可见：“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个同志(即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和吴江、孙长江)支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是初稿执笔者，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是否尘埃落定？虽“合作说”成共识，但份额谁多谁少，胡与孙孰轻孰重，纷争延于近日。
　　因着这“无休止”，后来我渐渐看得少了，却是想得多了。
　　此类争辩，想来有意思。一篇庸常文章问世，谁见合作各方争执了呢，煮酒相庆也说不定。偏偏合作出殊勋之日，就是作者生矛盾之时。一项大发明，一部大红大紫的小说，甚至一支乐曲或一段歌词不胫而走之后，合作者名分轻重，可都有得“清官难断”了。
　　不是说争辩一概取缔。不平则鸣，面对侵权，自需维权。抬个杠，拍个砖，令过度倾斜的事实天平，得以重新回归到大致的平衡――目的在此，止步于此，当不难办到，亦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文化合作是一种精神性创造，你唱我和，互相启发，其结晶的分割，岂能像开公司搞合资入股般可以清晰到各占几个百分点？不知止步，不满足于“大致”，务求干净彻底地辩个明白，结果反成没完没了的“缠讼”，令旁观者大叹气，当事人伤和气。
　　一些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成果，竟也在合作者之间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因为争辩一些本应忽略的是非，一对曾经引起全球科学界后生无限追慕的最佳拍档，就此渐行渐远。想象两位大师老来伤感的，也许就是梁任公从前那句话罢：“回想当时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
　　最好不要轻易讲“东方式嫉妒”，“西方式嫉妒”同样让人挠头。事实上无论中外，此类过度争辩的主要根由，与其说在品格，更多还在心态。巨匠大腕，誉满天下，还能增益什么，何须争夺什么？朋友久居瑞士，撰文分析伏尔泰与卢梭在日内瓦所以“不共戴天”，原因尽是些如同儿戏的不上台面的枝枝节节――“尽管细小微弱，一旦燃烧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抛弃”。
　　郁达夫说得对：“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那么，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作为英雄的本人，理当首先相互爱护、尊重，有些小是非就不再争辩了，权当蛛丝般抹掉，好吗？作为“粉丝”的我们，也该多效撮合之劳，谨防火上加油。张巡、许远共守睢阳，建“守一城，捍天下”不世之业。后来子弟纷争张许高下，韩愈有“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的讥评。百代之下，可不慎乎？
　　我欣赏这一对――法国人蒙塔尼和美国人盖洛都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贡献卓绝，一度也闹得势不两立，去秋公布诺贝尔医学奖，前者折桂，后者铄羽。面对媒体，蒙塔尼直言“我对盖洛未获奖非常遗憾”，因为他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盖洛则表示对没有获奖“有点失望，但不很厉害”，对蒙氏表态极为感谢。当事人抓大放小，惺惺相惜，真比什么都重要。■
　　【金谷米荐自《天津日报》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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