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漠视思想之火？|《盗火》核心思想
时间：2019-02-06 05:39: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乍看《书屋》2008年第12期上赵俊贤先生的《有无“顾准现象”》一文，不禁有些讶异：何以从这个怀疑的角度立论？细读之下，方知作者对顾准所知有限，似乎没有细读他的著述，或是至少没有读懂，因而也就不清楚“顾准现象”所指为何，竟将顾准与张宣先生以及其他人做浮泛而简单的比较。说实在的，在未搞清“何谓”之前而要谈论“有无”，只能得出轻率而没有价值的结论，不能不使人讶异之余而要有所质疑。
赵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即从事高校文科教学，自言直到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才阅读其文，才初步了解其人”。我是八十年代中期留校执教，但在七十年代后期即知晓顾准其人，那自然另有原因。家父与中国现代会计界泰斗潘序伦熟识，加上两家相距一箭之遥，我亦有机会拜望这位老人并为之整理过一篇回忆文章，由此约略知悉其早年得力助手顾准的行迹。那时，还听闻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曾与顾准同事的几位老人私下谈论，顾自学成材而才气横溢，潘序伦的会计学术著作等身，其中有好几本系出自顾准之手。还有一则逸事：建国之初，顾准有次与友人吃饭，兴之所至，脱口说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当副总理的。”他当时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又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官已不小，但出此豪言仍可谓自大或曰“狂妄”得令人震惊！这样直言无忌的高官加才子，在政治运动中自然难逃厄运。1952年2月，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高潮中，他被突然以“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歪曲党的政策方针”等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年，举家迁京，先后担任建工部财务司司长、海洋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副主任，职位越来越低，逐渐无足轻重。在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打入另册，栖身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以笔名从事著译工作。作者将顾准与两度获罪“右派”的张宣在资历、职务及遭遇上作了一番比较后，感叹道：“这两人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要论不同之处，顾准不幸于1975年病逝，而张宣已九旬有三，依然健在。”准确地说，顾准是病故于1974年12月3日，而非“1975年”。问题是无论顾准还是张宣的这种不幸的人生遭际，正是党内不少有识之士在那一时期个人命运的缩影，作者如此孜孜于比较二者之间这种“相似”与“不同”，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赵先生也承认这种比较是“皮相之议”，但他认识到的顾、张二人“极为相似”的“深层本质”是：有一副钢筋水泥铸就的骨骼系统、独立思考、拒绝盲从、处世处事态度极端认真，等等。这些带有“深层本质”的品格，当然是不容亵渎而是令人敬仰的，张宣先生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和打击的人格操守也值得称颂。但更应当看到，顾准作为曾经的生存个体的价值，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并不仅仅在于其不幸的人生遭际和优秀的人格特征，更不仅仅在于让人们对之“一掬同情之泪”，抑或是生发出对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深恶痛绝，因为这些从其他命运相同的个体如张宣等人的遭遇中也能获得或完成。顾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身处逆境而坚持不懈地求索真理并累积了难能可贵的思想成果。这一点，是我十多年后读到他的文稿时才真正领悟和认识到的。1991年夏天，我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一位友人到相邻的东西方文化中心做访问学者，聚谈时向我展示了一厚叠打印的文集，正是后来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书稿，前面有王元化先生所作的序言。友人说，文集原计划在他工作的那个出版社付锌，均已编竣，但领导最终不敢拍板，就留存在他手上，看有无可能在海外出版。或许，见我对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顾准其人并不陌生，他便将所有稿件借我一阅。当我携回宿舍逐一展读，顿觉有一种新颖的思想洞穿脑际，引发心灵的极大震撼。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风暴匝地而起，顾准不久便处于妻离子散、孤苦无助的境地，但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疯癫、政治是非颠倒、学术沦为工具的氛围里，他却苦心思考，在与上海的胞弟陈敏之通信时，提出并讨论了许多重大的思想理论课题，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根源的论证，对科学发展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反思，对希腊文明和中华史官文化的比较，对中世纪骑士文明所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和经验主义的认识，对中国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在往来于京、沪兄弟之间的这些通信中，顾准想人之所不敢想，言人之所不敢言，为后人遗留下极其珍贵的思想文本，更开拓了极其宽广的思考方向。例如，顾准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结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脉络，认识到“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一生中几乎只限于写《神圣家族》那个时期”，“而就其本性而言，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培根和黑格尔的神秘的结合”，而恩格斯则强化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倾向。到了列宁所处的时代，“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或可与西方先哲传统的唯理主义相抗衡；不过，英国经验主义有两支流派，一支是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经验主义的主流，另一支是贝克莱为代表的唯心论经验主义的支流，列宁选择的是“轰动了社会，轰动了历史”的支流，用贝克莱的“经验的主观化”反对培根的“经验的客观化”，使英国经验主义成了“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论者”，因而失去了自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经验主义，以纾解柏拉图―黑格尔“终极目的论”的一次重大机会。此后，斯大林的哲学更是等而下之，教条主义加上专制暴力，既窒息了人文科学冲破“终极目的论”的生机，也遏制了自然科学循着经验主义的发展。顾准就此感叹：“近代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又如，顾准在谈到民主政治时，承认“我赞美革命风暴”，因为革命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道德魅力，然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是“继续革命”，强化“革命神话”，还是改弦更张，转而以经验主义的立场安排现实层面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他指出：“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以此比喻一九一七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等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再如，对于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论，顾准的独到见解是：“一七九三年法国国民公会是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原则是无产阶级直接民主制的历史根据”，而所有关于直接民主制的原则教义，则出自马克思对法国这两次政治事件的理论总结――《法兰西内战》。这一原则教义虽有其道德理想之热忱，但从未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原因概括起来在于：一、原则所由出的那两大政治事件，均为失败的事件；二、原则所由出的历史根据，只存在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不适合近代地大人多的“民族国家”，而1793年和1871年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即为试图复希腊之古的失败；三、原则一时获胜的某些实践，如1917年革命，后来都走向反面，从人民当家做主走向个人独裁，从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做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有谁能够想象：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历史隧洞里，竟有这样一团思想火花在默默地燃烧、发光？
正如王元化在为这部书稿所作的“序”中所言：“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的确，顾准的这些不囿于经典、不囿于陈见的思想观点，不仅是那一代人独立思考和思想解放的典范，而且可以激励和推动人们“让思想冲破牢笼”，在精神世界浴火重生。就这一点来看，顾准在思想理论上的启蒙作用之大，是与众不同、无与伦比的。固然，“他们同样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学者”，人生经历亦大致相仿，但既然“学术水准有差别、思想贡献有不同”，却要生拉硬扯地将顾准与张宣相提并论，究竟意义何在？这样的比较，恐怕连张宣先生本人也未必赞同吧！
尤为令人感慨的是，“文革”结束后，顾准生前著述的《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希腊的城邦制度》和翻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学论文集》均相继出版，唯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问世，与作者的人生遭遇一样，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1977年，即顾准辞世后的第三年，陈敏之利用空闲，将亡兄与他的笔记体通信加以整理分类，重新缮写并装订成册。从1984年起，从北京三联书店到上海三联书店，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辗转反复，连连碰壁。直到1991年，经王元化向香港三联书店新任总编辑推荐，顾准的这部遗著终于作为“思想者文丛”之一在境外出版。尽管这样，书稿中原有的两篇文章还是刊落了，一是《直接民主制与“议会清谈馆”》，二是《民主与“终结目标”》。对照中国的现实政治，这两篇似乎有着更为直接的启蒙作用和醒世意义。当我获悉这部书稿于1992年7月问世，很赞同一位历史学博士所说的，这不是著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思想史的事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事件”。于是，我撰写了题为《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命运――顾准和他的遗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文，次年８月发表于美国的一份中文杂志，这应是海外最早详尽介绍顾准其人其文的文字。
自那之后，经过顾准亲友的艰辛努力和多方接洽，《顾准文集》、《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以及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的四卷本“顾准文存”相继在国内印行，更为系统和完整地展现了这位思想家探求真理的心路历程和卓越成果，在知识界及普通读者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很快兴起一股“顾准热”。由此，“顾准现象”也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顾准现象”的提出，并非来自哪个权威人物或党政机构，而是在几乎同时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应运而生的。曾经有人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地缺乏“独立”的精神传统，缺乏“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难”的高尚精神品质。所以，当人们发现了顾准这位在高压和孤寂中坚持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他的思想达到了如王元化所言“整整超前了十年”的高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震惊和推崇之情。显而易见，当思想文化界谈论“顾准现象”时，聚焦于他探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及其思想高度，含义是特定也是明确的。但是，赵俊贤先生一方面在文章开头称顾准是“历史伟人”，惊诧“在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亿万中国民众还不曾了解，更谈不到接受顾准的启蒙思想”，发问“这是顾准这位历史伟人的悲哀？还是民众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一方面却又质疑“如果顾准仅有张宣一位同道者，孤证难立，说什么‘顾准现象’，岂非妄言臆断？”这种表述上的前后矛盾，反映出作者的思维逻辑是何等混乱！而且，居然把人数多寡作为“顾准现象”是否存在的依据，举出戴右派帽子的有“五十五万之众”，推断人生经历和思想大致与顾准相似者“总在二位、三位数”，试图以此说明“现象”并不存在或是这顶桂冠绝不能由顾准一人领受。倘若按照作者前面的说法，既然顾准是“历史伟人”，那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二位数”或“三位数”岂不都是“历史伟人”？如此比附，未免罔顾事实而浅薄荒唐！作者甚至在文章的结尾处，用了“皇天”、“后土”和“斯民”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字眼，与全文的主旨更是格格不入，真不知想向读者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意向？
在我看来，称顾准是“历史伟人”实属过甚其词，因为“思想家”足矣。作者在文中还提及王实味、胡风、冯雪峰、巴人（王任叔）、马寅初、张闻天和孙冶方等人，并说“还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认为他们都是“顾准的同道”，“他们共同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天赋特征，即‘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诚然，这几位党内外的杰出知识分子都可说是顾准的同道，还可添加到这份名单中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亦莫不如是。客观地看，他们大都是在某个问题上或某个领域内发表独立见解，也有所突破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值得后人纪念并奉为楷模。但是，若与顾准探究理论之深度、涉及领域之广度和整体思想之高度相比，则同时代无人能出其右。试问：有谁像他那样勇于对执政党的理论基础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和拷问？又有谁像他那样率先分析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独裁专政并对国家政治体制提出疑虑和反思？当我们在用他人的事迹和努力与顾准比较时，又岂能漠视那一团思想之火在幽暗岁月里发出的光芒？事实上，这位思想家以充沛的道德勇气和清醒的理论思维阐发的真知灼见，不仅在那个荒诞的时代堪称空谷足音，即便在今天甚至十年廿年后再读，依然具有并将还会拥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罕见的思想超前性。
诚然，顾准并非“完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条件的局限。实际上，当他在“形而上”的思维空间进行理论探索时，充满了不受羁绊的独立精神，但一旦回到“形而下”的现实社会，则难以挣脱政治话语系统的枷锁，显现出某些思想人格分裂的迹象，这从《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毕竟，他不仅仅是在体制内生存，而且一生的起伏跌宕、荣辱哀乐都与整个体制息息相关。尽管如此，“顾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亦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自发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赵俊贤先生提到的顾准前后“同道”者的事迹，并不足以抹杀“顾准现象”，相反，恰好说明作者之所以会提出“有无”的问题，正是因为不知道“何谓”所致，这也可算是“时代的悲哀”的一种表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