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前言【《丁文江文集》前言】
时间：2019-02-06 05:40: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近代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地质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丁文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的研究和活动范围甚广，涉及地质学、动物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军事、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等，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他或做出开拓性的贡献，或有其骄人的成就，或有着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评价丁文江，困难的不在于把握他的某一项具体的科技成就，实际上在他工作的领域都已有后来者超越了他。在科技史上，丁文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他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局限，如在军阀孙传芳治下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亦不需我们作更多的辩解，他同时代的人已有足够的历史解释。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继续探讨这样一位科学人物，是基于对他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所树立的科学典范的纪念，是对他所树立的一种科学精神――丁文江精神的怀念。他有关发展中国科学的理念，他前瞻性的科学眼光，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他热情扶持青年学子的诸般善举，都是值得我们回味和珍惜的历史遗产。作为一个历史标本，丁文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丁文江的一生（1887―1936）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求学时期（1887―1911），从他幼年在私塾阅读中国传统经籍开始，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再到1904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司堡尔丁中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治学志趣和专业选择――动物学、地质学。第二阶段是他的事业拓展时期（1912―1926），他先后担任南洋公学教师（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1913年）、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1―1925）、淞沪商埠督署总办（1926年5月―12月）等职。在地质研究和调查、煤矿经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他一显身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所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奠定了基础。最受人非议的是他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一职，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第三阶段是他的事业平稳发展时期（1927―1936），从他避居北京、大连，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到他重返地质调查所赴西南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再到接受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的聘任（1931―1934），最终倒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岗位上（1934年5月―1936年1月）。他在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谷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学术岗位，受聘北大研究教授、中研院总干事，当选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标志他的学术地位获得了最高承认。就丁文江一生发展轨迹来看，地质学研究、调查、经营与教学是其主要的职业性工作，正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发挥的正确引导作用，中国地质学才很快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政治则是丁文江不肯舍弃的追求，他常对朋友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1〕1927年6月9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徐新六，提到自己欲做一部分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2〕。“科学与政治”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两大主题，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条线索。
丁文江去世后，1936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由翁文灏倡议，决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励对地质工作有特殊贡献者。该奖从1940年至1948年间颁发过五次。1939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经陶孟和、李四光、胡适等提议，决定设立丁文江奖金。根据丁文江奖金章程规定，此项奖金给予对自然科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者〔3〕。1947年 6月，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址更名为在君纪念馆。这些纪念基金、奖金的设立，既是科学界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了学术界同人对丁文江的深切怀念。
为缅怀丁文江的生平和志业，许多丁文江的朋友、学生陆续发表了悼念、追思性的文字，它们主要刊载在《独立评论》《地质论评》《国闻周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以及1956年出版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丁故总干事逝世廿周年纪念刊”，这些文字对丁文江作出了初步的评价。《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是这些文字的结集，收入其中的有三十九篇。胡适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是第一本丁文江传记（收入1956年12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约十万字，它是最早、也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丁文江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本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而胡适可将自己多年与丁文江直接接触的“经验”带入这本传记。胡适一生只写作了这一部当代人物的传记，足见他非常重视与丁文江之间的情谊。美国学者夏诺蒂・弗思（另一中文名傅乐诗，Charlotte Furth）撰写的英文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是外国学者第一本系统研究丁文江的著作〔4〕，它侧重于讨论丁文江的科学、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关系。谷小水的《“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一书，主要探讨丁文江政治思想及其活动。其他值得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王仰之的《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第一本丁文江年谱，篇幅虽短，但大体勾勒了丁氏一生的轮廓；马思中、陈星灿编著的《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Magnus Fiskesj? and Chen Xingcan,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 Andersson ,D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中、英文对照本）〔5〕，主要展现安特生、丁文江在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及其成就；丁琴海的《丁文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林任申、林林的《丁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至于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报刊上有关纪念、研究丁文江的文字，可参见本人编辑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可以说，现今已有的研究论著，在探讨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应承认，由于大家都是在没有一部《丁文江全集》，或者接近于全集的《丁文江文集》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在资料占有上未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胡适当年写作《丁文江的传记》时，即明确地承认这一点〔6〕。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一套《丁文江文集》，实属必要。正是基于这一要求，我们启动了《丁文江文集》这一文献整理工作。
评估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不仅需要我们具有一般的历史专业素养，而且要求我们谙熟研究对象从事的专业工作和知识背景。在历史专业素养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加强历史技艺的修养（如搜集历史材料、解析文本信息、提炼历史观点），以强化“历史的细腻”和学术的精致；我以为还应提倡“历史学家的厚道”，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对历史人物作设身处地的考量。近代中国是一个历史转型的“大时代”，在“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学术的、职业的要求退居其次，这在使用人才、衡估历史时均是如此。当整个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革命性的政治观念相对淡化，专业工作的评判越来越严格，由此在历史领域产生一个变化，人们对那些在专业工作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作家和从艺者重新予以认识，许多被湮没的专业工作者被挖掘出来，给予重新评价。与此同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文化含量，也成为我们衡量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些备受争议的文化学术人物因其内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可能构成一大挑战，也为我们的研究预留了一定空间，成为考验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必要素材。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上的平衡、和谐。对丁文江的个案研究，正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科技史）领域这一新趋势的反映。
丁文江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领域亦广。他生前单独发行的著作、编著即有：《动物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矿政管见，附修改矿业条例书》（与翁文灏合著，地质调查所，1920年）、《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地质调查所，1928年）、《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外资矿业史资料》（地质调查所，1929年）、《中国分省新图》（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华民国新地图》（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爨文丛刻》（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在《地质汇报》《农商公报》《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科学》《地质专报》《中国地质学会年报》、英文刊物《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亚细亚》（Asia）、《自然》（Nature）等刊发表了大量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等刊发表大量时评政论。他去世以后，经人整理的著作有：《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黄汲清、尹赞勋等整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7年）、《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收入《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台北中央研究院，1956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梁启超年谱长编》（与赵丰田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游记两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丁文江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然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一套集成的《丁文江文集》或《丁文江全集》出版。
迄今有关丁文江著作目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张其昀辑录的《丁文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内收著作八十七种。第二种是湛义睿编辑的“List of Writings of Dr.V.K.Ting on Geology and Allied Science”（《丁文江地质和相关科学著作目录》，收入黄汲清、尹赞勋等编《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7年版），仅收著作五十八种。第三种是潘云唐编《丁文江学术著作系年目录》（收入黄汲清等编《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内收著作八十八种（有些著作目录系重复出现，未计入）。这三份目录选目各有侧重，篇目自然不尽相同。我们根据这三份目录，按图索骥，一篇一篇查找，一篇一篇核对。结果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经查个别文章显有疑误。至于丁文江发表或未刊的作品、遗稿、书信，尚未编入上述目录者，为数不少。
此次整理、编辑《丁文江文集》，既是一次对丁文江中、外文著作、文章的全面收集，也是对其作品的一次重新整理、编辑。本套文集共七卷，各卷内容依次为：第一卷为科学评论、序跋、时评政论和英文作品，凡六十三篇，其中科学评论十一篇、序跋五篇、时评政论三十九篇、英文作品八篇，另有附录十一篇。第二卷收入《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第三卷为新编的丁文江地质调查报告，其中矿业史四种，中文地质调查报告、序跋、演讲十八篇（另收附录十一篇），英文地质调查报告、序跋、演讲二十七篇（另附译文及摘要五篇）。第四卷收入《动物学》《民国军事近纪》《徐霞客先生年谱》和相关中、英文论文。第五卷收入《爨文丛刻》，另收附录相关书评三篇。第六卷收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系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影印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193―196册）所收《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为底本，参照1972年10月台北世界书局再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稿本”）和198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长编本”）整理而成。第七卷为游记、书信、诗歌和附编《丁文江先生年谱》《纪念、研究丁文江论著目录索引》。
搜集丁文江的作品实非易事。有些作品或书信虽有前人提示线索，亦不易查获。此次编辑《丁文江文集》，主要是将丁文江已经发表的文字加以汇编、整理、合集。整理丁文江文献，编辑《丁文江文集》，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其中之难度，除了其论著在专业上涉及跨学科这一问题外，还有在文字上涉及多语种和他本身行文的不规范诸难点。我们虽倾尽全力，其问题恐在所难免，希望学界同人对面世的这套《丁文江文集》批评指正。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基本的资料主要是三项：一是搜集研究对象的著作，按照作者的历史地位，根据需要，将其作品汇编成选集、文集或全集；二是将研究对象的生平事迹系年辑录，一一记述，编成年谱或编年事辑；三是将有关记述、评介、研究该对象的资料和文献编目汇集，或按类分目，或系年排列，辑成目录索引。完成这三项基础性的工作，是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依循这一常规，设计、编辑了这套七卷本《丁文江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问世，能引发海内外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丁文江及其相关学术问题的兴趣。
（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
〔2〕参见《丁文江致胡适、徐新六》，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436页。
〔3〕《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总报告》，第102页。
〔4〕中译本有（美）费侠莉著，丁子霖、蒋毅坚、杨昭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5〕Magnus Fiskesj? and Chen Xingcan,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Stockholm: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4。
〔6〕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说：“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胡适所说的这种情形，后来的研究者虽有改善，但资料的占有仍是一大问题，丁文江的英文作品，尤少见人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