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 [在莱顿浏览高罗佩收藏的民初色情读物]
时间：2019-02-07 05:25: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6年春，我有幸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国际及亚洲研究所（IIAS）的资助，在莱顿大学的汉学图书馆通读高罗佩氏的藏书。说起高罗佩（1910-1967），国内和国外的读者当然都很不陌生，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是两部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的专著，在国际上以及在中国本土都堪称影响巨大。而在西方，他还尤其以写作侦探小说《狄公案》著名，许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西方人都对这系列小说至今还耳熟能详。近年国内也出版了中译本，颇受欢迎。此外，高氏于中国传统文化兴趣甚广，涉猎到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中国和日本古代的音乐和乐器有相当的研究，他收藏了不少乐书和古代乐器，并曾经撰写过一本专著《乐道》。高氏逝世后，他的藏书都被转藏于莱顿大学的汉学图书馆。这个管理上井然有序的图书馆把这些书籍单独编了书目，平时并不直接向读者开放，查阅的话需要事先预约并有图书馆员全程陪同。
高罗佩在中国和日本都曾以外交官的身份住过较长的时间，他生前并非皓首穷经的职业学者，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烈的兴趣，精通中文，所写的文言文显露出他在语言文化方面的不凡的功力。他一生热衷于收罗中国古籍，但趣味似乎与同时期的其他汉学家有异，更与同时期的中国的读书人很不一样。打开莱顿汉学图书馆里高氏的古籍收藏目录，可以发现其收藏五花八门相当丰富，经史子集都有一些，但有一点似乎比较明显，这些坐而论道的书籍显然并不是高罗佩真正的兴趣所在，他的经史子集的收藏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也有些杂乱，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藏书中现在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也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注意到的或很不屑的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其中还包括一些在日本找到的明代的春宫画及其模版。可以说，这部分藏书也是高氏蜚声海内外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人们一般理解的高氏可能当时在中国刻意搜罗秘本孤本不同的是，写作过《秘戏图考》并确实研究过中国古代版本印刷问题的高罗佩，在他的古代艳情小说的收藏中却并没有表现出对小说版本考辨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兴趣，而是确实出于对中国古代色情小说以及性生活方式的兴趣。虽然他搜集的一些艳情小说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孤本，但他的收藏在最初似乎并没有以寻求孤本善本为指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印行据说是高氏收藏（我现在无法求证这个传闻是否属实）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性爱问题有关的古书，题为《古艳稀品丛刊》，蓝皮精装，共五辑二十二册，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清色情小说。这套书让文革后的中国小说研究者普遍有大开眼界之感。记得我们南开中文系资料室里订购了一套，大家都争相借阅，笔者也是由此开始而对中国艳情小说感兴趣。但现在看来如果仅仅以此来推测高氏的收藏，难免有遗珠之憾。这套书若真是出自高氏的收藏，那应该属于高氏藏书中精选出来的版本。高氏实际收藏的中国艳情小说数目比这套丛书收录的要大得多，而版本之芜杂也远超过孤陋寡闻的笔者原来的预期。在他的收藏中，有相当一部分小说版本的年代既不久远，印制更不精当，许多是民国初年印刷十分粗糙的经过缩写的小开本色情小说。书上既找不到出版社或编者的名字和出版年月，甚至连定价也没有，而这些在民初的普通书籍里通常都是印得规规矩矩的。从出版印刷的角度看，这些色情小说完全已失去了明清时期色情小说作为读书人的“宝笈”“秘本”的精致风韵，而是一种面向下层大众的色情消费品，按现在的话说，它们是一些“地摊货”。然而正是这些芜杂的版本，使我对他的藏书真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些并不精当的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版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传统色情小说在民初流传中的原始痕迹。
不夸张地说，高罗佩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搜罗艳情小说的态度基本上是漫天撒网，妍媸不计。这些书现在可能成了孤本之类，但在四十年代，除了高罗佩，几乎没有知识分子会注意到它们，除了排斥色情小说的道德上的原因之外，人们也十分不屑于其收藏价值，这类书在中国可以说是被知识分子弃若敝屣。
在我翻阅高氏的藏书目录时，一个陌生的书名《富贵奇缘》引起我的注意。在目前可见的几种主要的明清小说书目里，几乎都看不到这个书名的著录。出于好奇我把这本书提出来仔细浏览了一遍。这是一本比现在的小三十二开本略小的、纸张和印刷都比较粗糙的小书，很简单的西式装帧，而排版却沿袭了传统线装书的格式。因书很薄，书脊上也没有任何字。封面上除了书名没有任何其他的字或图案，封底则一无所有。正文前有两幅构思死板而印制又十分粗糙的插图，如果不是插图中的人物都标上小说人物的名字，几乎看不出它们与正文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这是一本以最节约的方式印的书，页面上几乎找不到什么空间，小号字排得密密麻麻，行距极小，也没有任何标点，对于不熟悉中国传统书籍格式的读者，读起来会非常困难。这种种特点表明，虽然在书上找不到任何出版社或出版年代的记录，但它应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的出版物。
读过第一回之后可以明白这其实只是清初小说《桃花影》的一个稀见著录的重印本。《桃花影》在清代是一部不断被翻印的流行色情小说，也曾被叫做《浓情快史》、《牡丹缘》或《牡丹奇缘》，但极少有人提到它也被称之为《富贵奇缘》。其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清初的烟水散人徐震（号秋涛子，生年不详）。书叙明成化年间松江才子魏玉卿“面白唇红，神清骨秀”，年方十七，而生性风流，甚得女人，也包括男人的爱慕，连番征服所遇的众多美人，本人亦深得富商邱慕男的爱宠。魏玉卿科场得意，后累官至工部侍郎，终经高僧点化，辞官归里，携一妻五妾入太湖成仙，永享美色与富贵。据作者自跋，此书肇始于友人以传闻请他作传，“予亦在贫苦无聊之极，遂坐洙水钓矶，雨窗十日而草创编就”（《〈桃花影〉跋》）。而在《题〈春灯闹〉序》（亦题《桃花影二编》）里，东海幻庵居士提到，本书乃“秋涛子方沾沾焉，闭户�思，以应书林氏之请”。也许由于写作匆促而又是应书商的要求的原因，本书的写作显然考虑到了市场的要求，情节结构几乎综合了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各种趣味，涉及科举和婚姻的满足和对纵情尽欲的房室生活的渲染，主人公魏玉卿男色女色兼容并蓄，享尽荣华富贵，最后率众美人一起成仙。其基本结构承袭了“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老套头，而具体内容又与晚明色情小说如《浪史》等对性与性能力的崇拜和夸张一脉相承，当时社会上人们所最为艳羡的一切在这部小说里都可以看见。但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那应该说是其浓厚的市井味和对男风的与众不同的写法，而这两者本身在小说里又互相关联。在言情或艳情小说中插入一些关于男风的描写，本是明清小说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本书的关于男风的情节构思与以往的很不一样。在中国传统的关于男风的故事里，性爱中的主动与被动方的界限通常都是泾渭分明的。士人永远都是主动方，而被动方通常总是地位低贱的年轻男子。但《桃花影》的第六回“后庭花强捉醉鱼”说的却是作为士人的魏玉卿成了商人邱慕男的性对象。邱极慕魏之美色，他也考虑到“若是别的，还可图谋。我看那魏生，行李奢华，必然富足；少年科试，必有才学；怎肯做那件勾当？”但邱为情欲所驱不能自抑，因而想到，“那生年少风流，必然酷慕美色，不若以美人局诱之，事必谐妥。设或侥幸事成，那魏秀才十分发怒，不肯恕饶，便捐躯也可，倾家也可，何足惧哉！”他设宴招待魏生，乘其醉而奸之，事后让其年轻貌美的妻子花氏自献来安抚魏生收拾残局。出乎意料的是，事后魏生虽然“万分著恼”，却禁不起花氏的一番“低声俏语，态度风流”，不但没有动怒，反而与邱慕男成了至交。邱从此不但将妻子交与魏生，最后更将自己的所有家私连同丫环仆妇统统送与魏生；魏生也救邱慕男于危难之中，丝毫不记前嫌，并把自己的男宠作为礼物送给他。这样的男风故事，在明清时期是很少见的，当时士人所最为看重的所谓的士人的“气节”，在烟水散人的笔下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性爱的关系在这部小说里主要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关系。邱慕男以其商人的精于算计的头脑设计了这样以女色换男色的交易，而魏生显然也认为因此而得到一个美女十分合算。而值得注意的是魏与邱都是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作者也把这样的情节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很不一般的市俗味。这种将性爱商品化而弃“风化”于不顾的情节以后在同一作者的另一部小说《春灯闹》里再次出现。幻庵居士在《题〈春灯闹〉序》里更明确点明了这样不辨雄雌的观念：“情而艳，易弁为笄”，简单地说，也就是如果出于情欲的需要，那又何妨做一次被动的角色呢。这在明清时期的大多数读书人的头脑里，应该还是个很难被接受的观念。敢于公然写这样“无耻”的情节并处之泰然，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气，或者说，也可能是一种直面真相的态度，其实我们谁又能断言明清士人的性生活都是像他们自己表白的那么冠冕堂皇。更何况这种严格区分性爱关系中的主动与被动的角色的观念，本来就是一种不值得同情的性爱等级论。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仔细审读高氏所收藏的版本，可以发现，它所改动的远不止是书名。这是一个缩写本，而且是一个文字水平极其低劣的缩写本。仍以第六回为例，原文开头引用了据说是沈周（字石田，1428-1509）的一首诗，然后说：“右诗是借意咏那老少年之作。昔有做龙阳的，求画于沈石田先生，先生遂画了一本老少年，并戏题此绝。尝想世上，只有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乃有僻爱的，偏自爱男而弃女。自昔余桃专宠，以至邓通、董贤，虽帝王之尊，尤有此好。怪不得今世纷纷此风弥盛也”〔1〕。而在高氏的版本里，这段百余字的开篇被缩短为以下三十九个字：“右诗是有意味的那老少年所作也甘做龙阳的求书于方石白先生遂书了一本那少年并戏题此”（我在这里不加标点以保持原貌）。很显然，改写者的文化水平很低，他几乎不理解原文在谈什么，也显然不知道沈石田这位明初的大画家，因此诗的作者由沈周变成了“老少年”，“沈石田”被误写作“方石白”，“求画”被误作“求书”，整段文字文理不通，不堪卒读。这类舛误在《富贵奇缘》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接下来的“卖瓜的小童”竟然被写成“真爪的小童”〔2〕，估计改写者本人也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写些什么。这些迹象说明，改写者根据的是一个很不清晰的底本，而他也并不在这上面多花一点功夫，随随便便改写了以后就算是定稿了。但有意思的是，在涉及关键的情节发展，尤其是与性爱有关的描写，原文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可以想见，印行者为了节省版面，随意缩短那些不直接与小说情节相关的文字，他们显然推测读者对于这部分文字没有兴趣。而色情描写，本来就是这类书籍的卖点，当然不能太马虎。
这个版本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涉及一个读者对象的问题。《富贵奇缘》的印行者的种种努力都说明其读者对象是下层而不是受过教育的上层。他们利用缩写、小号字和满满的版面来节省用纸，是因为要降低书价以满足下层读者要求。而改写者本人不但文化水平很低，并且工作态度十分粗糙，一方面说明印行者为了节省成本，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去请水平较高的读书人来干这项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印行者认为文字水平对这样的书来说无关紧要，他们给这种书的定位不是文化产物而是色情消费品，并且断定其读者并不会计较文字问题。把书名由相对较雅的《桃花影》或《牡丹缘》而改名为俗得多的《富贵奇缘》，对于这样一部不涉及版权问题的古代作品的重印来说，一方面当然是印行者明白需要一个新的书名去迎合读者对色情小说求新的期望，另一方面应该也是出于担心原题中的色情含义对下层读者来说可能过于含蓄，而径直以“富贵”去钓穷人的胃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出版商专门为下层读者设计而推出的色情读品。
相对于之前的清代的许多《桃花影》版本，如果光从文字、印刷甚至纸张上看，这样水平的出版物好像是“人心不古”的一大倒退，至少从现存的古籍看，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这么低劣的印刷品。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观察，那么结论可能刚好相反。色情小说由上层社会的“宝笈”“秘玩”而转向普遍的下层读者，转为一种大众色情消费品，这应该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其实是一个不能仅仅从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等堂而皇之的角度来观察的现象，它同时几乎也总是“道德的堕落”，也就是说，现代化意味着人们，不仅是那些上层社会的男性，而是普通的大众，都获得了更多的性爱上的自由，更容易获得色情读品，也更可以接受把性爱看作一种消费。现在西方的学界越来越注重探讨色情读品（pornography）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有人认为色情读品是促进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最有力的因素〔3〕，我们从目前的电脑和互联网的难以置信的普及速度和程度上至少可以说这个论点不属于无稽之谈。
在遥远的荷兰，在最早钟情于研究中国性史的高罗佩的书库里，看到这本现在早已被人们遗弃的《富贵奇缘》，我不能不为亲眼目睹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早期的大众色情读品而窃喜。莱顿是一座幽幽的古城，莱顿大学始建于十六世纪后期，现在校园里十七、十八世纪的那些古老而辉煌的建筑还比比皆是，高罗佩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在我快要离开莱顿的时候，偶然读到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高罗佩传记，书名大致可译为《一个具有三重人格的男人》（A Man of Three Lives， by Barkman & Hoeven， Amsterdam： Forum， 1993），讲述高氏作为作家、学者和外交家的一生。但书里吸引我的不是他的这些体面的头衔，而是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他个人生活的放荡不羁，他早期生活里充满了丑闻，这让我有些意外，但仔细想来，觉得理所当然，并进而对他的人生生出一些敬意。
注释：
〔1〕〔2〕烟水散人《桃花影》，见《思无邪汇宝》第十八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6年版，第113、114页。
〔3〕近年来西方学界这类著作越来越多，一本较早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Lynn Hunt ed.， 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1500-1800：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莱恩汉特编，《色情读品的创作，1500-1800：淫秽与现代化的起源》）， New York： Zone Books， 1993． 此书主要探讨欧洲在现代化的早期的色情读物的流行的问题，其中某些文章具有不同凡响的史识和思想性，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