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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小说的讽刺艺术_奈保尔小说《半生》中的讽刺艺术

    时间:2019-02-10 05:40: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半生》 离散 讽刺艺术 幽默 同情   摘 要:英国当代作家奈保尔二��一年出版的小说《半生》记录了主人公威利• 钱德兰漂泊、寻找但没有成就的尴尬半辈子,反映了殖民主义瓦解前后众多边缘人离散、焦虑但无所适从的主题。本论文从人物刻画、语言、结构技巧等角度展现其讽刺艺术,同时分析奈保尔的讽刺艺术如何契合作品主旨、揭示作家创作原则。
      
      英国当代作家奈保尔在题为《两个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这样描述他和父亲写作的重点:“我的父亲是在黑暗的年代进行小说创作的,他不求回报,也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许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些人都是远离任何权威的。不过,这反而给了我们一种独特的视角。我感到我们更能看到事物的幽默和遗憾(the humour and pity)。”幽默之处有奈保尔的讽刺艺术,而所谓遗憾之所在透露出作者的同情与怜悯;“对个人的弱点和社会局限性的讽刺性呈现”正是贯穿奈保尔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以奈保尔获得诺贝尔奖两周后推出的小说《半生》为例从人物刻画、小说结构技巧等角度展现其讽刺艺术,同时分析小说的主题和内涵。
      
      一、小说中的人物讽刺
      
      《半生》以主人公威利•钱德兰姓名的起源开始,以四十一岁的威利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非洲结束,讲述了威利童年的印度生活,求学、写作的伦敦生活以及跟随妻子来到非洲最后走出非洲的半生历程。威利漂泊、寻找但没有成就的尴尬半辈子同时见证了周围其他边缘人无所适从的生存状态。
      
      1.父亲的“牺牲”
      《半生》开始,年轻的威利•钱德兰向父亲询问他的中间名字萨默塞特的意义,父亲的讲述带出了他自己的故事。父亲作为成功的职员及婆罗门的儿子在年轻时自毁大学生前程,响应圣雄甘地的号召为政治而“牺牲”――不是投入战斗,而是想通过娶低种姓(backward)的女人来打破种姓制。他去接近学校里长得最丑的、种姓最低、靠奖学金上学的女孩,可是他根本不爱她,甚至还厌恶她“落后”(backward)的面孔,“落后”的声音。他很快发现他的英雄主义不好收场。先是女孩的叔叔,叛军头子威胁要烧了他的家,后是他的敌人――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校长要伙同他人起诉他工作中的错误。父亲本来只想在小水坑戏戏水,没想到“手一伸,水坑变成了海上洪流”①。处在家人被杀的威胁、牢狱之灾的威胁、女孩、校长四面楚歌中的父亲无奈中开始了最后的“牺牲”――他到印度庙里避难,宣布接受庙里及民众的施舍,随后开始像圣雄那样发誓缄默,但是他的本意不是想成为宗教圣人,而是如何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的到来救了他:毛姆把他作为在缄默中获得幸福的印度教圣人写进他的小说《刀锋》,于是他成名了,仇人不来找麻烦了,而且王公也来表达敬意。父亲这样描述自己“牺牲”(sacrifice)后不自在的生存状态,“开始时觉得自己像被卡在某个陷阱之中动弹不得,但不久发现自己在适应这种角色,且越来越自在。……我知道我遁入了我们古老的哲学。”他所谓古老的哲学是一种虚伪的 “放弃自我”(self-denial),他只是装成殉道者,却歪打正着出了名。
      他被奉为英雄,但他痛苦于将他和低种姓的种姓抗议者相提并论;他没法逃脱他不想要的婚姻,他在心里发誓要禁欲,但是他没能做到。他有了和低种姓女人生的两个孩子。
      威利出生后,做父亲的俯在摇篮边,看“孩子的面孔里有多少落后的痕迹……”年轻的父亲痛苦地想,“别人看见我俯在摇篮边的样子还以为我在骄傲地欣赏这个小东西呢。”父亲可憎的行为出自他“先进的”政治冲动,而他对妻子的鄙视催生了他对种姓分野的变态敏感。父亲这个人物因“牺牲”造成的尴尬、虚伪和滑稽凸现了奈保尔对于政治运动、宗教文化和人性的讽刺。
      
      2.威利的半生
      种姓混合的威利一直在不自在的状态下成长。小时候他不能上婆罗门的学校,只好上妈妈上过的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课堂上写的作文是完全西方式的和“爸爸”、“妈妈”(Pop and Mom)在海滨度假的画面――虚构的父亲极大地伤害了现实的父亲,但是威利毫不在乎,还更加鄙视父亲,父亲也害怕他的恨。
      伴随着父亲冷漠残酷地对待母亲而成长的威利长大后一心想离开印度、离开父亲,但是他只能通过父亲认识的英国记者的关系来到英国的大学。五十年代初抵伦敦的威利面对陌生与种族歧视的冷漠环境无所适从,他“修改了自己的出身”――假装母亲一直是基督教徒父亲是波罗门高级职员才慢慢能适应下来,交到朋友。假装和欺骗从此成为他的生存之道,他终生的讽刺是他走不出父亲的人生宿命。
      他交往的人们几乎都是“混血儿”,首先,在伦敦,牙买加的混血儿珀西•卡托成了他的向导。珀西穿着入时,派头很酷,嘲笑威利“太整洁”,还说,“太整洁了,就没人看你”。他还告诉威利,他“让女人紧张不已”,还有“性交是野蛮、粗暴的”,得让女人怕。这些“教导”给了威利很大的震动,他跃跃欲试,但没有能力交到女朋友,只有去勾搭珀西的女朋友还有朋友罗杰的女朋友,但是他在和她们的情色遭遇中不很成功,让他满是羞愧和难过,对朋友也是又厌恶又依赖。
      他的短篇小说集同样是在朋友的“教导”下草成的。在闲聊中,罗杰提到了自己喜欢的英国当代作家,害怕被朋友瞧不起的威利“脑子转得飞快”,脱口而出,“我想要写作。”威利心里被自己吓了一跳,他可从来没这么想过。只好硬着头皮交“作品”――不过是当年在印度教会学校时写的东西,好在朋友指点他模仿海明威,他自己又加一些好莱坞电影情节的东西。
      短篇小说集出版后,威利一直害怕来自全英国的书评,特别害怕关于印度人也能用英文创作的议论,但他的小说给他带来了爱情和婚姻。阿娜写信说她在他的书里“发现了许多的与自己生命中类似的时刻”并来大学与威利见面。――威利杂七杂八编造的故事居然得到真诚的认同。
      威利和阿娜结婚后来到妻子位于非洲莫桑比克的庄园,给妻子的家族庄园当监工。有了庄园,并不意味着有了心灵扎根的土壤。在殖民地,他们来往的大都是像阿娜一样既不属于葡萄牙又不属于非洲的混血儿,种姓的等级在非洲表现为种族的分野。
      威利在非洲十八年弹指一挥间,非洲的殖民统治已是日薄西山,革命和游击运动风起云涌,殖民者纷纷鸟散。威利也厌倦了“阿娜的英国男人”角色,决心离开阿娜,“我已经四十一岁了。我厌倦了过你的生活。”阿娜说,“是你要到非洲来的呀。”威利告诉她,“……当年我向你要求来非洲时,我很害怕。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学期末他们就要把我从大学踢出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维持下去。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已过去了,我却一事无成……现在即使我们去葡萄牙,那也还是你的生活。我已经躲藏得太久了。”
      离开非洲、离开阿娜的威利并非自己闯世界去了,而是到德国找他的妹妹。小说以威利向妹妹讲述自己非洲的生活结束。这就是威利的尴尬,他的半辈子都在离开、寻找、再离开、再寻找,但是他一直不是一个主动的追寻者,而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他的讽刺还在于,他一次次地出发,但始终没有到达。
      
      3.非洲殖民者的病症
      在殖民地,威利他们来往的大多是像阿娜一样既不属于葡萄牙又不属于非洲的混血儿,按说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征服者和主人,但是他们似乎既不属于非洲,也不属于葡萄牙。库莱亚夫妇是大农场主,他们总是感觉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所以为了防范,或者说保证总有一个“信封”的钱备着,他们在伦敦、纽约、瑞士各地存钱,但是当灾难来临,他们还是无法招架。库莱亚先生和殖民地的官员,“大人物”结交得以代理政府下达到各地区的钱款以及各种与外国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他们的钱来得很快,他们也显得很成功,但是“大人物”让他们做了交易不干净的替罪羊――“大人物”知道,要毁掉一个纯种葡萄牙人很危险,但是把库莱亚这样的二等公民拉下水做替罪羊很安全。此番折腾之后,库莱亚元气大伤,死在了伦敦――他的妻子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一直以为钱多了人就不会死的。
      诺洛尼亚夫妇是这一堆人中仅有的“蓝血”――纯种的葡萄牙人,但是这位丈夫“据说生来是男人”而妻子是“畸形或残疾”,是坐在轮椅上的,所以他们带着微微的屈尊生活在二等的混血人中间。诺洛尼亚太太通灵,她的特殊才华使得她在这些混血殖民者中间拥有暴君般的地位。没人敢质疑她,尽管威利感觉她的残疾像是装出来的;她收费很贵,但是很受混血人群的欢迎,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脆弱敏感的人。威利的非洲世界尽是如此扭曲的混血人群。
      作者对非洲殖民者病症行为和心理的描写,讽刺地展现了殖民者的变态世界,也预示着殖民统治的行将就木;他们在非洲几乎与非洲人的世界是隔离的,但是欧洲也不是他们可以回归的家园。非洲种族的分野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滋生出畸形的生活;从白色到褐色到黑色,处于这个阶梯中间的人挣扎着。
      除了以上典型人物,作者还漫画了其他众多的滑稽人物:有靠骗富婆越爬越高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有在聚会上哀叹英国北方的家乡衰落而朗读自己讣告博得同情的外省编辑,有一心想拥有白种孙子的种族运动领袖。
      
      二、 语言结构上的讽刺
      
      1.讽刺的措辞
      小说最明显的讽刺在标题“半生”(Half a Life)以及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杂种(half-and -half)等表达。从出身上看,威利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与最低种姓首陀罗结合的后代,是混血的“杂种”。血混在了一起,但并没有“溶合在一起”,所以从一生下来, 威利所生活的世界就不是完整的(half-made societies),是撕裂的,既不高等也不低等的,是卡在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人生,是奈保尔所说的“林勃”(limbo)状态。②威利如此,他的父亲如此,他所交往的朋友也莫不如此。威利卡在种姓阶梯上;父亲卡在他“献身”的高尚理想与他“厌恶”的丑恶现实之中;阿娜、珀西、库莱亚、诺洛尼亚等人卡在种族阶梯上,非黑非白,非殖民者非被殖民者。威利一次次地离开,但还是像父亲那样遁入被别人安排和控制的角色,像父亲那样无奈于社会的分野。他们的人生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完整的一生,如不辅以行动上的弥补将人生加以充实就只能算半生。半吊子、半瓶醋、半死半活就是关于这些人的讽刺修饰语。
      另外,小说中还有些令人忍俊不禁又意味深长的词汇,例如非洲的殖民政府因为“随和”(easygoing),听凭一些官员贪污舞弊;威利及父亲一再地“开始”(begin)理解、“开始”出发,但是也只是开始;威利不断地接受来自老师、朋友的“指导”(guidance),可是这些指导是骗人的或者是无聊的。
      
      2.讽刺的细节描写
      《半生》在传递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命运时有一些细节描写令读者发出苦涩的笑。威利在伦敦时的情爱遭遇是有趣的一幕:罗杰的女朋友不再与他鬼混了,珀西的女朋友也嫁人了,失落中的他去找妓女寻求安慰。他跟着她来到一个散发出香水和小便气味的小房间,他看也不看那女人,只顾脱衣服,而女人脱下一半的衣服便命令他,“你穿着袜子好了。”接着叫他不要弄坏自己的发型,而开始后女人又叫他“向英国人那样去操”。窝囊的威利不能享受,只是感到满是羞愧。
      非洲的农场主葡萄牙与非洲的混血库莱亚死后,他的妻子一定要把他“埋在完全纯种的葡萄牙的祖父的身边”,好像死了还能在种族上改良一下。更可笑的是,丈夫死后她最伤心的时候是在看到里斯本街头的乞丐时,她受不了这些无力养活自己的人还活着,而他的有钱的丈夫却死了。她受不了这种不公平,就在大街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哭到有乞丐来请她原谅他们还活着。还有诺洛尼亚夫人把自己残疾或假装残疾后坐上轮椅称作“登上王位”,她在对人讲完她经历的――其实瞎编的故事后总要听众陪着面带忧伤的她坐上一会儿。这样可笑的细节使小说中处于不完整甚至病态状态下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3. 结构及视角构成的讽刺
      《半生》的主线虽然是威利四十一年半辈子的人生经历,但是小说的时间跨度却是从威利的曾祖父开始的近一百年。小说没有按时间顺序铺开几代人的命运,而是从威利听他父亲讲述祖先的故事开始,从威利给妹妹讲述的他的非洲生活结束。整个故事的安排似乎呼应了威利的朋友罗杰给他的关于如何讲故事的教导,“我知道与你同名的伟大作家毛姆以及你的家里的朋友会认为故事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并非如此。……故事应该从中间开始,从中间结束。”《半生》的结构正好从中间开始,从中间结束。这样看似混乱的结构实为有意为之――“生活并没有整齐的开始和清爽的结尾。”对小说主题来说,此结构契合了人物的命运的混乱和不完整,因此符合小说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刻画。同时,小说结构也是对写作和生活的嘲讽,因为许多所谓忠实于生活的写作其实只能是形式上的忠实,如时间的先后。
      从小说视角上看,关于印度、伦敦、非洲的生活各有不同的视角,父亲的故事是以他自己的视角讲述出来的,而作为人物命运的过渡阶段的伦敦求学是全知的视角,最后威利的非洲经历则由他自己在德国讲出。小说的重点印度和非洲部分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讲述,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作者的主观抒情、作者的声音和观点,这样一来人物和读者的交流扩大了,读者自己也能得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避免跟着作者的倾向走。当父亲述说他满怀豪情地为政治牺牲而打破种姓时,读者看到的是他对待低种姓妻子的冷酷,对待孩子态度上的虚伪。人物自己的叙述因此和读者的感受的差异构成极大的反讽,突出的是人物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掌控。同样地,威利叙述中的他的非洲生活和读者看到也有所不同。威利告诉自己,“我不想对这里的风景熟络起来,我不可以卸下自己的行李包裹,我一定不能像要永久呆下去的样子”,可是读者看到他一呆就是十八年,而且被人带着到非洲丛林中去享受本地女子的激情。威利嘴上的强硬与读者眼中的他实际行动中的软弱之对比产生强大的讽刺。反讽通过视角得以实现。
      
      三、 讽刺主题的揭示
      
      在上文的分析中,《半生》的讽刺艺术直指奈保尔要揭示的主题:父亲背后的印度消极避世文化,非洲殖民世界显示的殖民统治带来的荒谬以及威利等人自身的欠缺。同时,对于视写作为一生创作主题的奈保尔来说,《半生》也包含着关于写作的讽刺。《半生》的起点是威利父子与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威廉(即威利)•萨默塞特•毛姆及其名作《刀锋》的关系,可是这种“共生关系”(symbiosis)在奈保尔笔下完全是充满虚伪、欺骗的骗局。毛姆《刀锋》中的所谓“精神”,所谓印度圣人作为“黑暗中耀眼的光芒”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幻想;作家以为找到了真理和光明,但事实上威利父亲用笔和纸告诉他“在缄默中我感到自由。这是幸福的定义”,只是为他免受折磨耍的手段。作家要追求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意味着旅行加纪录,而是用本能、用心去观察和体会。
      当奈保尔用心去走近同样来自印度、同样在英国挣扎、同样不断离散的威利的世界时,他的“讽刺不是排除而是强化了他的同情心”。讽刺艺术和同情心体现了奈保尔创作的魅力和初衷。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聂 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级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 文中所引小说部分均为作者根据英文原文译出。参见V.S. Naipaul,Half a Life,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1,17-18. 以下不再标明页码。
      ② 关于“林勃”的定义以及与奈保尔作品的关系参看V.S. Naipaul,Reading and Writing:A Personal Ac-count,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0,13.以及张德明.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外国文学研究[J],2003年第1期,第81-第85页,以及李雪.“林勃”状态中父与子的寻家之旅――解读奈保尔的小说《半生》. 北方论丛[J],2004年第3期,第48-第50页。
      
      参考文献:
      [1] Derrick,A.C. “Naipaul's Technique as a Novelist" in R.D. Hamner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aipaul [C]. Washington D.C.:Three Continents Press,1977,194-206.
      [2] Coetzee,J. M. “The Razor's Edg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November 2001,P8-10.
      [3] Rohlehr,Gordon. “The Ironic Approach:the Novels of V. S. Naipaul" in R.D. Hamner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aipaul [C]. Washington D.C.:Three Continents Press,1977,17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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