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硬汉形象的发展_父权意识与海明威的女性形象塑造
时间：2019-02-11 05:32: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对海明威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原因进行了试探性解释，认为在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在整个以男权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片断与剪影，是时代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再现。因此，要剖析海明威女性形象塑造的原因，除了要对父权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之外，对于作者的个人经历、生活哲学等，都需要有必要的了解，从而可以揭示父权意识对海明威笔下女性形象塑造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父权意识 女性形象
海明威一向以塑造男性角色、观照男性世界而著称。捕鱼、打猎、拳击、斗牛、战争这些刺激、冒险的活动是其作品的一贯主题。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明显只关注男性世界――书中竟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他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的“硬汉子”，而女性人物往往只作为其陪衬或对立物而存在。这种非常显著的创作倾向招致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代表的一部分评论家的指责，直言指出：“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第五纵队》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妇女的敌对意识。……海明威的作品一直具有这种倾向。”①另一评论家朱迪思・费特利对此予以响应，她认为：“解读凯瑟琳复杂性格的最佳途径在于将其视作一连串密码中的又一成员。这些密码一旦解开，隐藏于经典爱情故事背后的对妇女本质上的敌意就变得明白无误了。”②这些评论家的言论所指，都集中于海明威对男性主题的书写，认为海明威具有强烈的父权意识。
父权意识或者父权文化，是一种思想背景，因此是文学创作的意识来源之一。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女性群体由于没有经济的独立因而没有人格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自母系社会解体后，在社会大生产中女性便处于劣势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沦为被压迫者；而男性则成了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宰者，长期扮演着压迫者的角色。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审美估价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希冀或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③。从文学作为社会矛盾冲突的艺术表现这个角度来看，在文学之中塑造的女性性别角色，类型多样化，而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往往深刻反映了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控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恰是现实在文学中的折射。海明威作品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由于在其强大的“硬汉子”形象创作对照下，显得微弱而另类，并且被视为海明威浓烈父权意识之下对于女性的歧视乃至压迫，这些评论所指各有中的，但是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在海明威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塑造，是在整个以男权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片断与剪影，因此，要剖析海明威女性形象塑造的原因所在，除了对父权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之外，对于作者的个人经历，生活哲学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都需要有必要的了解，从而可以揭开作家创作的源头所在。
１．作家生活经历的影响
生活对海明威的不公平，造就他个人的遭遇，也深深影响了他对人事的看法。有人说他创造了人类承受苦难的世界纪录，而这确属实情：一九一八年，海明威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进入意大利境内的交战区为救护队开汽车时被炮弹炸伤，在医院治疗二十个月，仅从腿上就取出弹片二百三十七块，重伤的后果是严重的失眠和内心深处长久的恐惧。二十年后，他谈起此次受伤时仍心有余悸：“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④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目睹了西班牙内战中的生生死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以记者身份奔赴于各个战场，在前线的一次汽车事故中，他头部受重伤，伤口共缝了五十七针。其间，又因飞机失事造成严重脑震荡。一九四九年，他被猎枪的枪塞打伤了眼睛。一九五四年，他去非洲狩猎，遇飞机坠毁幸免于难。海明威屡遭劫难，虽说大难不死，但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生活中稍稍有些异常就会引起他不吉的联想。一九二八年，父亲的自杀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若干年后，母亲把父亲自毙的那支左轮手枪交给他时，在卡片上附言：“也许你愿意保存它。”他怅然若失：“我真不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兆头。”⑤可见，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而又复杂的遭遇，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后来的沉病重疴丰富了他对死亡的想象，形成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和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个人复杂而不幸的遭遇，对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决定了他以“硬汉子”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体形象。而塑造女性形象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活中的几位女性的影响。
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在《海明威传》中记述了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玛萨的关系。玛萨是一个漂亮迷人的金发女郎，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记者。她与海明威结婚后，一直不肯牺牲自己的事业陪伴在丈夫身旁。海明威结识了善解人意的玛丽后，便和玛萨离了婚。但他一直认为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并在小说《湾流中的岛屿》中表述了他对玛萨又恨又爱的这份复杂情感。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一直深爱着有几份放荡的勃莱特，并在她需要他时招之即来。西蒙・德・波伏娃曾论及男人对女性魅力的矛盾情感，她认为，男人创造女人的“魔女”形象，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没法控制的存在和生死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海明威对“魔女”形象的处理也证明了这一点⑥。
尽管海明威最终战胜了生活的困苦与几位女性给他带来的若干痛苦，也最终跨越了人生与艺术的巅峰；但这一切确实曾使他一度失去了生活信心，陷于迷惘困惑，绝望悲观。他不相信原罪，不相信理性，不相信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说法，甚而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与人生，他曾不止一次动念自杀。或许可以这样说，作为当时西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世界大战既撕碎了海明威的肉体，也撕碎了他的心。他自己也曾说：“战争在一个作家的心灵里留下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⑦这种经历对他的作品创作的影响，在女性意识的表达之上，因此一方面有对天使的憧憬和期待，另一方面对于魔女类型的女性形象，他的态度是复杂的。
对海明威私人生活的研究，为一些评论家和传记作家获得解读作品、分析人物的源头之水，而关于海明威仇视女性的结论便是建立在他曾多次骂他的母亲――对一个给他生命和爱的女人――“是个婊子”⑧。他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幸福，三次婚变以及他对几位妻子的攻击性言论，似乎也足以说明他对女性的敌视态度。海明威曾攻击过费茨杰拉德的妻子塞尔达，认为她嫉妒费茨杰拉德的才能，干涉他的创作⑨。这也被视为他敌视妇女的例证。
在海明威的传记作家肯尼斯・Ｓ・莱恩所著的《海明威：生活和创作》中，莱恩着力探究这种早年经历对作家一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莱恩更是详细地描绘道：年幼的海明威蓄上披肩长发，留着一种“披散的，一端逐渐变细的女式发型”，他总是穿着“粉红色的方格印花布连衣裙，上面连着一方绣着白色的巴旦堡式花边的头巾……褶有花边的绒毛线裙子、黑色的‘玛丽・琼斯牌漆皮鞋，长统袜、花帽子上插些鲜花’，这种打扮，使海明威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子’”⑩。莱恩继而谈到这种影响，他认为，海明威幼年时代遭到的这种“性别模糊”对待，使海明威一直感到某种“焦躁和不安”，成年后的海明威便竭力掩饰这种隐衷。在这条艰苦的路上，他还是找到了一条最成功的途径，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竭力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汉形象来隐藏他内心深处的虚弱的隐衷，而女性形象的或者是平和型的“天使”或者是激进型的“魔女”，成为这种内心意识交织之下的两种典型标本。
关于个人经历与创作的关系论证，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传记作家笔下提到的，因此也经常被应用的一个实例。海明威在幼年时代被他母亲葛莱丝打扮成一个“丫头相”，弄得他不男不女。贝克这样描绘道：“春天里，葛莱丝兴致勃勃地一心把厄纳斯特・海明威打扮得同他的姊姊玛丝琳一模一样。当他九个月的时候，就给他穿粉红色方格花布连衣裙，戴着饰花的宽边帽照相”(11)。这种个人经历似乎在暗示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子形象乃是出于男性意识的缺乏，在他的那个时代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又正好顺应了他的这一努力。但是，不管海明威如何伪装，仍会不知不觉地在他的生活、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中显露出来，然而这种欲盖弥彰的补救，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２．父权意识的文化背景
在海明威时代，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大成气候，而海明威本人则是深受父权意识影响的一个人。在他成为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别人称呼他“爸爸”。这一称谓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昵称范畴，而透露出海明威强烈的社会男权意识。在此意义上，海明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追求女人时的初衷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价值的求证方式，而远远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中骑士们所追寻的那种浪漫缠绵的爱情，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当他在战场上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时，便逃离战场去找凯瑟琳。跟凯瑟琳在一起，与其说他是找到了爱情，不如说他是找回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另一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与玛丽亚的爱情也与此类似。也正因为如此，海明威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常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们的性爱关系。在他看来，男人的性能力是男人的个体生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是强有力的征服者。如果男人的性能力一旦丧失，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在身体方面征服女人，由此直接导致他的菲勒斯权威的失落(12)。在父权文化中，男人最初要征服的对象就是女人的身体和精神。在海明威的女性观念里，也始终存在着菲勒斯中心这一男子主体意识，因此，当《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因丧失性能力无法得到勃莱特时，海明威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这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而联想到海明威本人在自杀前的几年内身体多病，这种痛苦表达未尝不是他的真情流露。
虽然，一些女性作家或者说女性意识强烈的诸多评论家为女性自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诸如作家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中，发出了争取女性自尊、维护女性人格的呐喊。夏洛蒂・勃朗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自觉，真正从女性的体验与感受出发，塑造出一个身躯矮小、其貌不扬，但自重自强、决不仰人鼻息的新女性简・爱的形象，表现了女性视角对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的决绝态度。同时，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发生的文学批评也对父权文化提出了挑战，诸如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女权主义作家和批评家为重建文学史、为发掘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女作家的声音，做了大量细致的铺垫工作，这些努力与结果都深深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父权意识的反思与批判。
然而父权意识的文化背景如此源远流长，进入十九世纪乃至到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家庭天使”的偶像并没有倒塌。人类几千年来所遵循的父权文化机制并未消失，以男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估更是根深蒂固地沉积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创造男女各自完美的人格。奥斯丁和勃朗特笔下的人物关系及命运尚体现出男权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一点自不待言，即使是激进的女权主义批评，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偏颇、局限与狭隘之处。既然现实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让人性获得充分自由的程度，既然生活中尚存在改变女性“第二性”生存状态的呼声，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那些有关圣洁的“家庭天使”的神话还会存在并继续创造下去，而海明威作品中的“天使”形象便是这种社会期待的落实。因此父权文化的存在，作为作家的海明威在塑造文学形象之时，必然受到这种影响。
当然，伴随现代女子意识的觉醒，父权文化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而在这一趋向之中，作为“爸爸”，作为具有强烈父权意识的海明威，以其手笔对此趋势进行补救，进行回复秩序的努力。而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在彻底解构了男权社会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要求和规范之后，才有可能建立比较真实、自然并且不受外界强力支配的女性特质。这种新的女性性别特质，将不再会是作为男权中心文化附庸的“天使”型规范女性的角色。
３．结语
由于女性学者的不断涌现，对于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进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早期一些评论家对海明威的误读以及他们自己对女性的偏见。而这一研究，立足理性与冷静的研究立场，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下，相当一部分女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事物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恰恰是海明威父权意识之下别具特色的女性意识的挖掘所指出的：“在以张扬男子汉气概为己任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形象后面，海明威也不时表现出对妇女的同情，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譬如勃莱特。他既不是一个只会写‘没有女人的男人’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写两种女人（具有破坏性的女人和温顺的女人）的作家。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过于简单、片面的结论都不免有失公允。”(13)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赵玉君，文学硕士，山东莱阳农学院副教授。
①②郑青虬：《海明威的女性意识》，《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６４页，第６５页。
③参见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④参见马尔科姆・考：《海明威，这头老狮子》，《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⑤参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⑥(12)于冬云：《对海明威小说的重新阐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２１页，第１８页。
⑦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增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⑧⑨Ｓｅｅ Ｂｅｒｎｉｃｅ Ｋｅｒｔ， Ｔｈｅ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 Ｗｏｍ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 １９８３，ｐ．３３５， ｐ．４００．转引自王慧、徐凯：《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⑩参见李加伦：《海明威的“头发情结”――试论海明威的妇女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11)参见卡罗斯・贝克：《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林荃海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13)张叔宁：《魔女还是新女性？――评７０年来勃莱特・阿施利在美国的接受》，《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７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