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真的人”――“新人”] 狂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时间：2019-02-11 05:35: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既不是“一个被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迫害的发狂”的真“狂人”，也不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而是一个具有了“新思维”的新人形象。小说塑造了这一新人形象却又对它本身的局限性进行了解剖，向世人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狂人形象
一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叫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是在五四前夕用文学形式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战斗檄文”，“吹响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号角，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但在“狂人”形象的具体理解，即“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上，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等颇为不同的说法：
狂人说。《狂人日记》问世之初，傅斯年便在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段疯话》：“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向神明一般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后来许寿裳、孙伏园也都按照这一思路来解读“狂人”，周作人更是把鲁迅照料过的一个患“迫害狂”病的表兄阮久荪作为狂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解放后，唐�、严家炎、林非、陆耀东等前辈学者也认同《狂人日记》是“以写实主义手法细致地剖析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深层次心理活动，目的在于以疯子的疯狂思维唤起正常人的理性思考，用疯狂世界冲击正常世界”。
战士说。一九五三年朱彤在《鲁迅作品的分析》一文中首先对“狂人说”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指出：“狂人分明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战士，他的精神世界是充分的描绘了的。尽管鲁迅运用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朴素的艺术手腕，在若干场面把他化妆成一个疯子，骨子里他是并不疯的”，“狂人”是封建统治者对一个“顽强战士”的“诬陷”。徐中玉随后也把“狂人”定位为“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是鲁迅“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战士”，“这样的一个英勇战士，怎么会是狂人，怎么能算是狂人呢？事实上，他是因为不相信了‘从来如此’的道理，才被目为狂人，诬为狂人，迫使他有了一些狂的外表的。事实上，他是比谁都明白，比谁都清醒，岂止并非狂人，倒真是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这样的人，乃是封建统治者眼中的狂人，反动统治的叛徒，而在被压迫人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多么使人敬重、佩服、热爱的英雄”。
寄寓说。张恩和一九六三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不同意把狂人看作是反封建战士的意见，也不同意说狂人是发了狂的战士，他把“狂人”看作“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他自己虽然是社会的牺牲者，却没有认识那个社会的本质，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坚持什么斗争。日记中所显现的深刻思想不是狂人的思想，而是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方法寄寓于作品之中，并由读者通过联想、理解和发掘出来的作者自己的思想”。上世纪末，王富仁通过对《狂人日记》的细读，解剖了小说的内在结构，指出小说文本中存在着艺术结构和意义结构这样的双重结构，“狂人”形象也自然包含着疯子和觉醒者的双重性，从方法上支持了寄寓说。
归根结底，狂人形象问题争论的主要分界线是狂人是假狂还是真狂，主张假狂的人，大部分人认为狂人是反封建战士，小部分人把狂人当成一种思想概念或象征物。主张真狂的人，对狂人发狂前的觉醒程度又有不同层次的认识，一部分认为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被迫害而发狂；一部分认为是初步的觉醒者；还有一部分认为就是普普通通的狂人。
如何解决“狂人”形象的属性这一长期存在的学术难题呢？鲁迅研究史已经充分证明，任何大话、空话都无济于事，套用新理论，搬弄新名词也于事无补。只能切切实实地下硬功夫，回到鲁迅本体，首先回归历史“现场”，再深入到文本深层中进行梳理阐析，才有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
要探究“狂人”形象的内在特质，必须联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鲁迅个人思想发展的实际。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从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例如在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间就先后出版了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代表的关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二十二部，“船坚炮利”“以夷制夷”也随之成了士人和官方话语中的口头禅。但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用当时的话来讲，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行，对满清王朝的彻底绝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走向强盛的原因的关注焦点，已落实到了“革命”层面。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成为现实，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革命”成功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化”或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之中，所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的怀疑起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胜利与实际上的失败这一事实，对中国的思想者们来说不啻是一次更为残酷的打击，也是一帖最清醒的清凉剂。它既彻底打破了单纯靠政治革命、制度变革实现目的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同时又恰好验证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反复强调的“倘国民性不改造，则中国的民主共和永无指望”的警告。在经历了民初的“猪仔国会”“贿选总统”等一幕幕闹剧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认识到，“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决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旧的偏见被消除了，新的偏见又取而代之。它像锁链一样，牢牢的禁锢着不能思考的芸芸众生”。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孙中山所反思的那样“夫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尤甚”。这一四分五裂的现象正是“皇帝思想”与封建传统意识和国民性的再现，这使他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革命事业转而坐下来冷静地探索中西民族性的差异，探索在中国进行更为必要的“心理建设”的途径。这一思想趋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驱者倾其全力围绕国民性探讨这一中心命题，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探讨。他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乃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匹配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革命”到头来也只能是重复换汤不换药的老路。从此，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一场以人的思想启蒙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至此，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探索的救国范式就经过了“器物――政体――人”的历史发展循环。
应当指出的是，同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又在如何“立人”方面明显不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侧重于以译介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立人”之目的；鲁迅则以为“立人”的实现，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即拯救中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然，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马上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不免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看来，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收才可能是顺向地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换句话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洗涤干净，新装入的理论、观念、知识、学说等，才可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性。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再造。在鲁迅这里，“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否就成了“思想革命”任务能否完成的前提和关键。鲁迅已经认识到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将民众的思想彻底引向先进的科学文化潮流，所谓的思想文化启蒙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精神”上“立人”引发的对“思维”方式的思考，无疑使鲁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它使近代以来富国强民的现代化范式探索，从“思想”层跨入了“思维”层，这实在是一次大突破和跨越。如果说“染缸”的比喻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惰性强大的理论说明与批判的话，那么，《狂人日记》则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进行总体置换和再造的形象体现。
三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两种人物系列，一种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狂人”，另一种是以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何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包括“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给债主逼死的”、“街上的那个女人”、“家里的人”、“佃户”等）。因为是要从“思维”层入手，通过对新人的塑造，来揭露和剖析封建制的“吃人”性质，而这样的思想主旨本身就隐含着一对矛盾关系――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和因循着“旧思维”的“众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浑然不觉并且既是这种制度的执行者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的“众人”，对“众人”这种状态的揭示，必须是一个对这种状态有所察觉的与“众人”有着明显不同的“另类”，把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设置成
“狂人”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出现的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与先前迥异的“思维”方式和形态的诞生。“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二者之间思维方式和思维路径的巨大差异：以“狂人”的思维来看是正常的，“正常人”却视为怪异；而被“正常人”当作天经地义的事，“狂人”却看出了它的异乎寻常性。“狂人”与“正常人”之间的这种思维错位，正是鲁迅借以表达他要从“思维”层来“立人”这一理念的现实前提，通过分析“狂人”形象，我们会更加准确地看出鲁迅对“立人”的思考，确实着重在“思维”的层面上。
“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看取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在《狂人日记》中，正是有了全新的思维，才使“狂人”能够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疑问，正是有了新思维，才使他获得了看出历史不分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能力，并能对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同时还向他们提出警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狂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无疑得益于它全新的“思维”方式――不论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对待事物的立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具备了“新思维”的“狂人”，正是鲁迅所要“立”的“真的人”的具体体现。也即鲁迅早年寄之于“立国”希望的“新人”。鲁迅已经认识到，“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改变，只有在这些“思维”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真的人”――“新人”的身上，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然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旧思维的改造过程更可能是举步维艰，中间充满荆棘、曲折，甚至是痛苦。鲁迅在“思想革命”运动中，他那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思想的独特之处不但表现在他是从“思维”层的角度来思考“立人”，而且更表现在他对通过“思维”改造来达到“立人”目的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当然，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通过“狂人”这一形象表达来的。小说中的“狂人”虽然在“思维”层面上与赵贵翁、大哥、母亲甚至小孩儿不同，但客观上他与这些被他指斥为是吃人亦被吃的“野蛮的人”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天然的血肉联系。对此，鲁迅赋予了有着“另类”思维的“狂人”保持清醒的认识。小说中，“狂人”不但“发见”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小说的最后，“狂人”已经反思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借助于“狂人”对自己与置身其中的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的明确认识，鲁迅向我们指出了“狂人”虽然具有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新思维”，但他仍然没有超出他所处的历史和时代，因此他在“思维”层面虽有较大改变，但历史的宿命决定了他的这种改变还不可能是彻底的和全面的。
如果说客观上难以割裂的与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导致了“狂人”不可能在“思维”层彻底实现与“旧思维”的彻底决裂，那么历史惰性和现实局囿则使“狂人”在主观上也无法真正完成对“旧思维”的超越。小说序言中，“狂人”“愈后”的“赴某地候补”，是鲁迅特意为“狂人”安排的归顺做官的结局，至此，“狂人”放弃了他曾有过的“新思维”，重新回归到封建的主流社会，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实际寓示的是“狂人”对“旧思维”的回归，而“狂人”“愈后所自题”“狂人日记”书名时对自己“狂人”的命名，也正表明“狂人”对自己先前曾有过的“新思维”进行了否定――看来，要成为“真的人”那样的“新人”还真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染缸”中，刚刚具备了“新思维”的“新人”，可能还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新人”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狂人”由轰轰烈烈的“狂态”步入规行矩步的“官态”，由“狂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悲剧形象。
总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既不是“一个被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迫害的发狂”的真正的“狂人”，也不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而是一个具有了“新思维”的“真的人”――“新人”。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个有着全新“思维”的新人形象却又对它本身的局限性进行解剖，从而用形象的方式向世人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复杂性。惟其如此，从“思维”“立人”才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秦方奇，男，河南省平顶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１〗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Ｍ]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２〗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Ｍ]广东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Ｊ]《文学评论》，１９６３年第５期。
〖４〗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Ｊ]《鲁迅研究年 刊》，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合刊。
〖５〗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６〗 转引自张光芒：《启蒙论》[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
〖７〗 孙文：《建国方略》[Ｍ]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８〗《鲁迅全集》[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９〗冯雪峰：《“狂人日记”》[Ｊ]《中国青年》，１９５４年第９期。
〖１０〗 徐中玉：《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Ｍ]上 海自由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