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什么【杂文,犹有可为】

时间：2019-02-11 05:35: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丁辉简介　　1970年生，江苏泗阳人。1994年大学毕业后做过七年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考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200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江苏宿迁学院中文系（二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及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研究。2007年起，涉足杂文与评论写作。迄今发表杂文、评论作品近二百篇，有数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杂文选集或年选，为近年较有影响的杂文与评论新锐。
　　
　　○记者：古语曰，四十不惑，站在这个人生节点回首与展望，您有哪些心得感悟？
　　●丁辉：“五四”时期，钱玄同曾有一段话，广为流布。大意是说人一过了四十岁，思想便趋于顽固、保守，因此，人活到四十岁，即应自裁或拉出去枪毙。当然，后来钱玄同未能自践其言，悠悠然活过了四十岁，鲁迅作诗嘲讽他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钱氏常多偏激之言，然再偏激之谈里也未必不包含真理的颗粒。“枪毙”云云自然是钱氏的疯话，“四十岁后便易趋保守、顽固”之虑却想必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四十而惑”的人正多着呢。而且，惭愧得很，本人即居此列。我的写作与其说是宣示什么人生“感悟”，毋宁说是欲与读者一起分享关于人生的困惑与疑难。
　　○记者：您自2007年开始创作，不足五年时间，便成就斐然。请问您选择杂文的初衷是什么？
　　●丁辉：哪里谈得上“成就斐然”，您言重了（不是谦虚）。说我“2007年开始创作” 并不确切。2001年到2004年在湖南读研究生期间，我也零零星星写过一些东西，并以此受知于湖南《湘声报》的资深编辑、批评家向继东先生和《书屋》杂志的胡长明先生。可惜2004年研究生毕业来苏北小城教书，便开始弄孩子、弄房子，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得弄票子。那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哪还有心思操弄笔墨。鲁迅先生在《碰壁之后》中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又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鲁迅的这些话，与我心有戚戚焉。2007年，我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自然要感谢我供职的单位使我有一份稳定的薪水可拿，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她的“量入为出” 的智慧使我在2007年告别了那么多年为钱焦头烂额的日子，得以重拾荒疏已久的笔墨。
　　老实说，写作之初，我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所以也就谈不上“选择杂文”。后来我的写作慢慢“被”归入“杂文”，与其说是文体使然，不如说是我的文章中一以贯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态度所结出的虽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的“果实”。
　　○记者：您在高校中文系主讲现代文学课程，对现代杂文文体的流变应该很熟悉，不妨谈谈现在让人困惑的杂文文体的边界问题。
　　●丁辉：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只是谈起来有相当难度。杂文的边界越来越难以划定，非但困扰写作者，我相信也是经常困扰您这样的杂文报刊编辑的。我随便谈，希望能触及一些有价值的问题。真名网上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的讨论，参与者大多是时评作者与时评的爱好者吧。他们无非是说杂文多“文学化”、“情绪化”的表达，而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杂文在他们眼中便有了“牢骚满腹，百无一能”的罪过。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同时，杂文作者和杂文爱好者对《杂文报》的批评却集中于“《杂文报》成了时评报”这一点。这样一来，“杂文”和“时评”被对立了起来，这是值得商榷的，也是很不公正的。鲁迅的很多杂文不同时也是时评？好的时评完全可以有杂文的风度，使文章更好看，更具可读性，肯定不会错；好的杂文，也必有时评所强调的平实、清明的理性做底子，否则就会流于“情绪”与“牢骚”。
　　鲁迅作为现代杂文的鼻祖，为杂文这一文体树立了至今无人可以跨越的标杆。但杂文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概念。回顾二十世纪杂文的发展历程，汉语杂文已至少形成了四个传统，我把它们依次称为鲁迅传统、李敖传统、龙应台传统、王小波传统。四种传统中我最认同的还是鲁迅传统，最排斥的是李敖传统。都说鲁迅尖酸、刻薄、愤怒，其实鲁迅很优雅。鲁迅的笔力更多的并不是来自愤怒，即使再愤怒的时候，鲁迅依然能保有一份“四两拨千斤”的优雅与从容，从而不让内心的愤怒伤害写作的尊严；鲁迅诚然“反传统”，但鲁迅也是现代中国少数几个成功地继承并发扬了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的作家之一。李敖曾扬言“包揽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前三名”，并多次表示对鲁迅“颇有不屑”。果真是什么样的牛皮都有人敢吹啊！鲁迅的书我读得多，李敖的东西也读了不少，自信还有点发言权。李敖的“张牙舞爪”的文风自是不堪与鲁迅比伦，至于以言语粗鄙刻薄的对联拿人家（虽然是总统）的家事和私生活开涮，还自鸣得意，更是十足的“下三滥”行为，鲁迅先生是断断不屑为之的。
　　○记者：在杂文作者中，教师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职业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丁辉：除写作外，我尚有一爱好是钓鱼，且曾经一度痴迷，以致学生中曾流传一段关于我的“八卦”：“有课的时候，丁师在教室里；没课的时候，丁师在河边，或者在去河边的路上。 ”写作如果也能算是一种爱好，则这种爱好与钓鱼不同。钓鱼与我的职业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可能在课堂上给学生谈“钓鱼经”；写作与我的教师职业却可相辅相成，有时甚至是一而二，二而一。我的很多文章其实在课堂讲述中已经形成雏形；我在课堂上讲的也许正是我正在写作的内容。写杂文与其说是为了“反对什么”，毋宁说是为了让人越来越聪明，说得冠冕一点，就是“启蒙”。我如此理解杂文写作，也如此理解我所从事的职业。一个社会的进步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振臂一呼，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做教师和写杂文做的都是播种者的工作，这是我的自我期许，只是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记者：您曾说：“我写的，或者说我呼唤的只是常识。”我想您说这句话一定是就当代汉语思想的语境说的，能请您再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吗？
　　●丁辉：我是在《杂文的“深刻”与“偏激”及其他》一文中说这番话的。我记得我的原话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呼唤的只是常识。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深刻’，只能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已经蒙上了过深的尘土；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偏激，只能说明这些常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而这就成为杂文存在的一个理由。”
　　罗素说：“我不会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它是正确的。”周作人当年也自称是“少信的人”。周氏固然后来“落水”，然若不因人废言，他的很多话里依然包含了很多值得后人玩索的东西。我在《孩子的眼光》中说：“跟小孩子相比，我们成人当然具备‘知识’上的优势。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类知识往往非但不能帮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本相，反而一步步引领着我们远离关于这个世界的‘常识’。我最近写了篇《关于一些抽象概念的反省》，我提到的“抽象概念”中有一个叫“阶级本性”。我不知道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是否有“阶级本性”这样的提法。最起码我们当年上学时的政治课上是这么讲的：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级的本性；批判“坏蛋”的时候，就会说：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个世界上果真有“阶级本性”这样的东西吗？所谓的“阶级本性”有无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事实上并不存在？有的资本家宽厚仁慈，有的资本家穷凶极恶，是前者还是后者可以作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本性呢？比方我和我现在正在教的中文系学生，加起来有近两百人。按照以往的阶级划分的标准，我和我的学生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两百人，性格、气质乃至价值取向各个不同，从这各个不同的两百人中是无法平均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本性”这样的东西的呀！
　　遥接传统，志在启蒙；回归常识，回归经验理性，杂文犹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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