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功臣谁得善终【刘基入明后诗风转变新论】
时间：2019-02-11 05:44: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刘基入明后诗风较之元末出现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在本质上是其诗歌悲剧意识内涵的变化。这种悲剧意识融合了个人和时代的悲剧，具有深刻的内省性，标志着刘基诗歌由关注社会到关注内心、由重讽喻教化到重情感表达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刘基 诗风 悲剧意识
刘基是元末明初文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文人。他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与此相应，悲剧意识贯穿了刘基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但在内涵上却有着前后期本质上的不同。概括地说，元季的悲剧意识主要是建立在一种入世情怀的基础上的，明初的悲剧意识则是建立在一种出世情怀的基础上的，此其一；其二，元季的悲剧意识在刘基其时诗歌表达内容中只是一个较次要的方面，明初的悲剧意识则弥漫于几乎全部诗歌作品中。这样的差别，体现出刘基入明后诗歌创作对个人情感体验的高度关注，也正因如此，刘基入明后的诗风与元末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
一、悲剧意识的内涵
刘基入明后的绝大多数诗歌创作中弥漫着一种悲剧意识，它多表现为对于人生及个体存在的终极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彻底否定自我的方式来呈现。在这一点上，刘基入明后的诗歌失去了其元季诗歌所拥有的蓬勃生命力和雄壮气势，而多了一分理性的哲学思辨色彩和无法释怀的悲情。这样的人生悲剧意识在其入明后的诗歌创作中随处可见：
老不与懒期，身老懒自至。懒不与傲期，力惫难强事。茫茫视天宇，忽忽心如醉。劳生谅何庸？顾为形所累。弱水隔蓬莱，安得生两翅。
侥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疏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
病身如朽木，螬蚁群萃之。生意已无多，雨露空相滋。晨兴步庭除，足弱几不持。论年未应尔，胡为遽如斯？大块播万形，一躯非我私。暂假终必还，但有速与迟。居易以俟命，圣言岂吾欺。（《旅兴五十首》其三）①
春半余寒似暮秋，掩门高坐日悠悠。树头独立知风鹊，屋角双鸣唤雨鸠。芳意自随流水逝，华年不为老人留。浮花冶叶休相笑，自古英贤总一沤。（《即事》）②
这些诗歌中多见否定性的字眼，“安得”“敢不”“无多”“不为”等等，这些字眼在刘基元季的诗歌中是不多见的。读这些诗，自然会感觉到一种悲苦情调弥漫其中，让人无法释怀。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刘基本为开国元勋，然而明朝甫一建立，就因与李善长交恶以及求雨不灵验的事惹怒皇帝，狼狈地辞官回乡，虽不久后即被召回，然而其后随着朝中政治斗争的愈加严酷，刘基的日子也愈发难过，心情自然苦闷；二、刘基此时已经是年迈体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志士郁慷慨，老年怨凄凉”，老迈的病体也使得刘基感到个体存在的渺小和无能，失去了年轻时的旺盛生命力；三、刘基这一时期受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较深，其诗歌中常见道家色彩的语句，比如上面的“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大块播万形，一躯非我私”等等，其欲以老庄因循自然之道自遣的想法非常明显，遗憾的是刘基开国功臣的身份使他并不能脱离政治中心，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像杨维桢或者丁鹤年那些逸民般“逍遥法外”。入世与出世两者间的纠葛，使得刘基无法完全把自己置身事外，也就得不到道家的真趣，故诗中虽处处以避世为念，却是避无可避，其中悲苦，怎可与外人道？
曾有人将刘基元季诗歌中的悲剧意识归纳为三类：一是知音难觅的孤独感；二是光阴易逝的焦虑感；三是面对黑暗现实所产生的绝望感③，这样的归纳基本概括了刘基元季诗歌中所包含的悲剧意识，但却不能涵盖刘基入明后诗歌中的悲剧意识。无论是孤独、焦虑还是绝望，至少说明诗人对社会人生还有所期待，而刘基入明后诗歌中带有彻底否定自我味道的悲剧意识则已经不再有这种心有不甘的期待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命以后的幻灭感。这又与刘基入明的选择相关联，刘基选择投靠朱元璋本来就有很多顾虑，并且还背上了“事二主”的罪名，谁想到头来却还是老境颓唐，刘基怎能不产生“自古英贤总一沤”的对于事功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也正是刘基悲剧意识的根源。
二、悲剧意识的历史成因
结合当时明初的文坛状况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刘基诗歌中这种悲剧意识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不可否认，朱元璋建立明朝，平息了历时多年的战乱，实现了国家大一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人对新政权还是充满希望的。谈到明初开国时的文人气象，很多人都会想到高启那首有名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④：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高启无愧于明初诗坛第一诗人的称号，明代开国之际，如陶安、王 等著名文人都有表现类似情怀的诗作，但比起高启的这首来，则都稍显逊色。高启并非朱元璋的旧部，与朱元璋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因而他在这首诗中抒发的情怀，或许更能代表开国之初文人的普遍心态。但就是这个高启，却因为写了几首疑似讽刺宫廷生活的小诗和一篇再平常不过的《上梁文》，就被他曾经称颂过的“南国圣人”腰斩，死时年仅三十九岁。高启之死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只是一个偶尔发些小牢骚的在野文人，也不会对朱的政权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其悲惨命运，更能体现明初文人的艰难处境并且加深文人对于文字之祸的惧怕。而避祸的最好办法无过于不过问世事。从高启的命运中，可以略窥明初文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与高启相比，当时另一著名文人王 在诗歌中的表述更加直接地表达了文人对于中央政权的矛盾心态。王 洪武三年作有一首《庚戌七岁十五日离南京作》⑤，述其以直言被遣的心情，诗中写道：“方期竭鄙能，忽而蒙严谴。……得灾或无妄，止谤在不辩。……渡江心摇摇，恋阙情宛宛。”这里所写到的心理状况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新朝充满希望的儒家士子意欲在百废待兴之际能有一番大的作为，然而一腔热情却并被新君主对文人充满敌意的态度以及严酷治国策略所浇冷，剩下的唯有安身保命的惶恐之心和心有不甘的恋阙之情。
刘基比高启和王 更加接近朱元璋，因而也就更早地感受到朱元璋的政治高压政策的威胁。早在高启作那首《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的前一年，刘基就因为犯言直谏而触怒了朱元璋，并于洪武元年八月以妻丧告归。在归家途中，刘基创作了著名的《旅兴五十首》⑥，这五十首诗感情基调之悲苦自不必再多说，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十首诗几乎全是抒发对于个人命运和前途的担忧，而缺乏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更没有对于国事的思考。而此后的诗歌创作更是几乎全部是私人情怀的抒发，即使是给朋友的赠诗或者唱和诗，也罕见其元末诗歌创作中随处流露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以上可以看出，明朝开国之初，文人们对于新朝大多都还是抱有着一定的参与兴趣的，但是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政治高压政策遏制了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言论自由，话语权唯朱元璋一人所有，其他人只有听命的份，以至于洪武朝几次求言都出现无人应答的局面，不是文人无能，而是一系列的惨案扑灭了文人参政的热情。⑦
三、结论
在了解这个时代背景之后，再来看看刘基入明后的诗歌创作情况，便不难理解刘基处境的艰难。作为台阁重臣，刘基本来应该承担起对于台阁诗风的提倡和创作的领导作用，就如其前的虞集和其后的三杨那样，但事实是刘基没有这样做，而这也正是刘基的可贵之处。如果说刘基元季的诗歌创作是以重讽喻教化、重寄托为其长处，那么入明后的诗歌创作则是以情感表达的深度和细腻感而见长。刘基前后期诗歌创作体现出两个明显的不同向度：前期是对外的，偏重社会参与性的向度，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在这一向度上，要求诗歌创作能够实现个人情感与社会人生的高度融合，表现出高昂的政治激情与足够的思想内涵；后期是向内的，偏重私人化情感体验表达的向度，在这一向度上，要求诗歌能够如实地纪录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情感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刘基的前后期诗歌创作，既有诗学思想上的延续性，也有具体诗歌创作风格上的嬗变，展现了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之间微妙的关系。
①②⑥刘基：《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81页，第487页，第374-381页。
③冯仙丽：《刘基诗歌的悲剧意识》，载《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高启：《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⑤王�：《王忠文公集》第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条有详细列举，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466页。
作者：苗民，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诗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